第七个死刑：吴思慧
作者：王友琴
* 原以为在北大七百一十六名右派中，只有六名被处死者，不料二○○九年又发现第七名。而前北大人中的知情者，竟隐瞒五十年， 不予透露。
四十年前，一九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批示「照办」，发出的三号文件指示：「按照中央规定杀人由省、市、 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报中央备案」，「杀、判时要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判，立即执行」。全国立即逮捕了一大批人。被判重刑或死刑。
根据毛指示而不是法律判人死刑
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教师任大熊，一九五七年被划成「 右派分子」，一九七○年三月廿八日被判处死刑枪杀。判决书上写着：「为了全面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 的『一三一』指示，坚决镇压反革命破坏活动，加强战备，保卫祖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根据党的政策和广大革命群众要求，报请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准」， 下面判处了包括他在内的十三人死刑。
这个死刑判决书，判处死刑的依据，不是法律条文， 而是毛泽东的一个批示，所谓「『一三一』指示」。中国已经有法律几千年了。被判决死刑的人也可以上诉， 不会被立即杀死。而这份判决书，让中国的司法文明倒退了几千年。
二○○七年，我发表了题为〈从受难者看「反右」 和文革的关联：以北京大学为例〉的文章。反右派运动中北京大学有七百一十六人被定为右派分子，其中六人后来被判处死刑。其中黄宗奇（哲学系学生） 因与看押他的学生发生身体冲突在「反右」期间被处死。其它五人都被杀害于文革中。他们是：
中文系学生林昭，一九六八年被处死；
数学力学系教师任大熊，一九七○被处死；
西语系学生顾文选，一九七○年被处死；
历史系学生沈元，一九七○年被处死；
化学系学生张锡锟，一九七六年被处死。
六名右派分子被判处死刑， 占全部右派七百一十六人的约百分之一。这非常高的比例。在二○○七年，我以为北大被判处死的右派分子就这六人。 因为北京大学毕业生都是「精英」，而且有校友会、校庆纪念，被判处了死刑的学生不可能不知道的。
零九年发现北大右派一个新死者
可是我错了。二○○九年，我发现了第七个死刑。 他的名字是吴思慧。我调查和研究文革历史多年。这种「新发现」是最使我痛心的事情。因为这样「遗漏」的事情一次又一次地发生。 比如，二○○六年我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曾在芝加哥大学的五名文革受难者〉。在那以后，我已经又发现了五名从芝加哥大学毕业的文革受难者。十个人， 加上其中一位的妻子，另一位的妻子和女儿，一共十三人，在文革中被害死。我不知道以后是否还会再发现。
吴思慧，男，四川荣县人， 生于一九三二年或者一九三三年（判决书上说他时年三十七岁），一九四八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他的父亲吴祖楠随国民党政府在一九四九年去了台湾。 他在一九五一年和班上三个同学一起参加解放军。（四个人中，一人被枪决，两人后来被逼「自杀」）。一九五三年他复员后到北大物理系（ 清华物理系已经在一九五二年被取消）继续读书，毕业后又在北大读研究生。一九五八年二月他被划成「右派分子」（ 从时间看，他是被「补课」划进去的）。一九五九年，他被派去洛阳工学院。同年十二月他被指控「抗拒改造」 而被劳动教养两年。劳教期满后，在洛阳修鞋为生。一九六五年被指控「盗窃」判刑十年。一九七○年「一打三反」 运动中他被「揭发」和同牢的人说了咒骂毛泽东和江青的话，被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一九八一年，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案件，撤销一九七○年的死刑判决。报告说原判认定的「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 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越狱投敌叛国」两项的事实，「均构不成反革命罪」。同时撤销了一九六五年的判决。
这样的案子，如果有家属在，会给家属一点钱。比如， 一九七○年二月廿七日在北京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王佩英女士，身后留下七个孩子，文革后给了子女三千元。（ 王佩英的故事发表在《开放》二○○九年第四期上。）吴思慧生前没有结婚，没有妻子儿女。在此之前， 北京大学给吴思慧写好了「右派分子改正书」，也找不到地方送。
北大知情者至今隐瞒文革死讯
我问吴思慧的同学，你们为什么不把他的故事写出来呢？ 今天，你们可以纪念死者，说出真相。你们中有的是聪明才俊之士，你们为什么要把吴思慧的故事隐藏在几个同学之间呢？ 为什么要让吴思慧成为一个连死后都不得公布名字的人呢？
我听到一些解释，但是越听越胡涂。一个说法是， 不了解情况啊，吴思慧的女朋友（也是同学）应该比较知道一九五七年的事，但是她已经另外结婚，丈夫还是个所长。还有一个说法是， 他的一名同班同学担任过较高的职位，认为吴思慧的事情要缓办，降温，避免不良影响......吴思慧已经被杀害四十年内了， 还要「缓办」到什么时候去？曾任较高职位的人就不能同情一下如此不幸的一个同学吗？
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我对北大沈克琦教授更加怀有敬意。 他出生于一九二一年，抗战期间毕业于西南联大，文革前任北大物理系的副教授、副系主任。文革中他被「斗争」， 被长期关在「牛棚」中。文革后他曾经担任北大副校长，退休后他编写了《西南联大校史》和《北大物理系九十年》。 在后者二○○八年修订本中，他印出了北大物理系一百三十九个「右派分子」的名单。其中教员八人，研究生二人，本科生一百二十九人。其中有吴思慧。 但是他不知道吴思慧离开北大后的遭遇。
据我所知， 这样把政治迫害的受害者的名单全面系统地写出来，是很少见的。这是我对沈老师充满尊敬的首要理由。他年近九十，但是思路清明， 做事有条有理。和他谈话，我能感受到他身上那种原于西南联大精神、由理性和道德焕发出来的文雅力量。
由毛泽东「一三一指示」开始的一打三反运动， 是文革中规模第三大的一场迫害和杀戮。（前两个迫害高峰是一九六六年的红卫兵暴力和六八年的清理阶级队伍 。）在北京大学七名被判处死刑的「右派分子」中，有四名是在一九七○年被杀害的。
假使不是毛泽东得了不治之症在一九七六年死亡， 文革迫害还不会停止，文革受难者的名单也还要无限期增长。
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收到一位中学老师的信。 他们那里的历史考卷上，有关于秦始皇的题目，还有「焚书坑儒」。给学生的标准答案是，这在那个时代是必要的，那些儒生反动， 阻碍社会进步。这是在文革时代强调过的理论，现在却还有人在灌输给天真的孩子们。当我们书写文革历史以指责迫害的正面作用还不能发挥出来， 那些历史述可能有的负面作用却已经在课堂里泛滥了。
要详细地描述和分析这场四十年前的「一打三反运动」， 需要很长的篇幅，所以不适合发表在新闻刊物上。这里写出的只是吴思慧的故事。另外，他的同学希望我能帮助找到他去了台湾的家人， 告诉他们吴思慧的遭遇。我在黄埔军校同学录中查到了他父亲的名字吴祖楠，是黄埔四期五连的学生。但是没能找到进一步的信息。 希望读者中有人知晓相告。
* 原以为在北大七百一十六名右派中，只有六名被处死者，不料二○○九年又发现第七名。而前北大人中的知情者，竟隐瞒五十年， 不予透露。
四十年前，一九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批示「照办」，发出的三号文件指示：「按照中央规定杀人由省、市、 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报中央备案」，「杀、判时要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判，立即执行」。全国立即逮捕了一大批人。被判重刑或死刑。
根据毛指示而不是法律判人死刑
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教师任大熊，一九五七年被划成「 右派分子」，一九七○年三月廿八日被判处死刑枪杀。判决书上写着：「为了全面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 的『一三一』指示，坚决镇压反革命破坏活动，加强战备，保卫祖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根据党的政策和广大革命群众要求，报请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准」， 下面判处了包括他在内的十三人死刑。
这个死刑判决书，判处死刑的依据，不是法律条文， 而是毛泽东的一个批示，所谓「『一三一』指示」。中国已经有法律几千年了。被判决死刑的人也可以上诉， 不会被立即杀死。而这份判决书，让中国的司法文明倒退了几千年。
二○○七年，我发表了题为〈从受难者看「反右」 和文革的关联：以北京大学为例〉的文章。反右派运动中北京大学有七百一十六人被定为右派分子，其中六人后来被判处死刑。其中黄宗奇（哲学系学生） 因与看押他的学生发生身体冲突在「反右」期间被处死。其它五人都被杀害于文革中。他们是：
中文系学生林昭，一九六八年被处死；
数学力学系教师任大熊，一九七○被处死；
西语系学生顾文选，一九七○年被处死；
历史系学生沈元，一九七○年被处死；
化学系学生张锡锟，一九七六年被处死。
六名右派分子被判处死刑， 占全部右派七百一十六人的约百分之一。这非常高的比例。在二○○七年，我以为北大被判处死的右派分子就这六人。 因为北京大学毕业生都是「精英」，而且有校友会、校庆纪念，被判处了死刑的学生不可能不知道的。
零九年发现北大右派一个新死者
可是我错了。二○○九年，我发现了第七个死刑。 他的名字是吴思慧。我调查和研究文革历史多年。这种「新发现」是最使我痛心的事情。因为这样「遗漏」的事情一次又一次地发生。 比如，二○○六年我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曾在芝加哥大学的五名文革受难者〉。在那以后，我已经又发现了五名从芝加哥大学毕业的文革受难者。十个人， 加上其中一位的妻子，另一位的妻子和女儿，一共十三人，在文革中被害死。我不知道以后是否还会再发现。
吴思慧，男，四川荣县人， 生于一九三二年或者一九三三年（判决书上说他时年三十七岁），一九四八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他的父亲吴祖楠随国民党政府在一九四九年去了台湾。 他在一九五一年和班上三个同学一起参加解放军。（四个人中，一人被枪决，两人后来被逼「自杀」）。一九五三年他复员后到北大物理系（ 清华物理系已经在一九五二年被取消）继续读书，毕业后又在北大读研究生。一九五八年二月他被划成「右派分子」（ 从时间看，他是被「补课」划进去的）。一九五九年，他被派去洛阳工学院。同年十二月他被指控「抗拒改造」 而被劳动教养两年。劳教期满后，在洛阳修鞋为生。一九六五年被指控「盗窃」判刑十年。一九七○年「一打三反」 运动中他被「揭发」和同牢的人说了咒骂毛泽东和江青的话，被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一九八一年，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案件，撤销一九七○年的死刑判决。报告说原判认定的「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 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越狱投敌叛国」两项的事实，「均构不成反革命罪」。同时撤销了一九六五年的判决。
这样的案子，如果有家属在，会给家属一点钱。比如， 一九七○年二月廿七日在北京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王佩英女士，身后留下七个孩子，文革后给了子女三千元。（ 王佩英的故事发表在《开放》二○○九年第四期上。）吴思慧生前没有结婚，没有妻子儿女。在此之前， 北京大学给吴思慧写好了「右派分子改正书」，也找不到地方送。
北大知情者至今隐瞒文革死讯
我问吴思慧的同学，你们为什么不把他的故事写出来呢？ 今天，你们可以纪念死者，说出真相。你们中有的是聪明才俊之士，你们为什么要把吴思慧的故事隐藏在几个同学之间呢？ 为什么要让吴思慧成为一个连死后都不得公布名字的人呢？
我听到一些解释，但是越听越胡涂。一个说法是， 不了解情况啊，吴思慧的女朋友（也是同学）应该比较知道一九五七年的事，但是她已经另外结婚，丈夫还是个所长。还有一个说法是， 他的一名同班同学担任过较高的职位，认为吴思慧的事情要缓办，降温，避免不良影响......吴思慧已经被杀害四十年内了， 还要「缓办」到什么时候去？曾任较高职位的人就不能同情一下如此不幸的一个同学吗？
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我对北大沈克琦教授更加怀有敬意。 他出生于一九二一年，抗战期间毕业于西南联大，文革前任北大物理系的副教授、副系主任。文革中他被「斗争」， 被长期关在「牛棚」中。文革后他曾经担任北大副校长，退休后他编写了《西南联大校史》和《北大物理系九十年》。 在后者二○○八年修订本中，他印出了北大物理系一百三十九个「右派分子」的名单。其中教员八人，研究生二人，本科生一百二十九人。其中有吴思慧。 但是他不知道吴思慧离开北大后的遭遇。
据我所知， 这样把政治迫害的受害者的名单全面系统地写出来，是很少见的。这是我对沈老师充满尊敬的首要理由。他年近九十，但是思路清明， 做事有条有理。和他谈话，我能感受到他身上那种原于西南联大精神、由理性和道德焕发出来的文雅力量。
由毛泽东「一三一指示」开始的一打三反运动， 是文革中规模第三大的一场迫害和杀戮。（前两个迫害高峰是一九六六年的红卫兵暴力和六八年的清理阶级队伍 。）在北京大学七名被判处死刑的「右派分子」中，有四名是在一九七○年被杀害的。
假使不是毛泽东得了不治之症在一九七六年死亡， 文革迫害还不会停止，文革受难者的名单也还要无限期增长。
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收到一位中学老师的信。 他们那里的历史考卷上，有关于秦始皇的题目，还有「焚书坑儒」。给学生的标准答案是，这在那个时代是必要的，那些儒生反动， 阻碍社会进步。这是在文革时代强调过的理论，现在却还有人在灌输给天真的孩子们。当我们书写文革历史以指责迫害的正面作用还不能发挥出来， 那些历史述可能有的负面作用却已经在课堂里泛滥了。
要详细地描述和分析这场四十年前的「一打三反运动」， 需要很长的篇幅，所以不适合发表在新闻刊物上。这里写出的只是吴思慧的故事。另外，他的同学希望我能帮助找到他去了台湾的家人， 告诉他们吴思慧的遭遇。我在黄埔军校同学录中查到了他父亲的名字吴祖楠，是黄埔四期五连的学生。但是没能找到进一步的信息。 希望读者中有人知晓相告。
冬天的怀念
各位师友：
今天是若水八周年祭。时间过得很快,但也过得很慢——中国在“与时俱进”，但这些年中，尤其是最近一两年也有应该“与时俱进”却没进反退。我想，附件文中描绘的这样一种人生态度，是我们需要的，“像水一样，柔和而有力，清澈却深邃，涵天接地，源远流长，没有丝毫的躁气，融一川冬雪夏雨”
这是一位朋友去年秋天发表的文章，不仅纪念若水，还包括另外两位老朋友。的确，若水不是一个人，包括另外两位朋友在内的不少同志也都是冬天离去的，纪念若水的时候，我也一并纪念他们。
特此分享。祝各位冬安！
冯媛
2010年1月9日
智慧、風骨、理想─追憶三位尊敬的前輩王若水、劉賓雁、戈揚
（加拿大）吳國光
左起戈扬、刘宾雁、王若水、吴国光（1989年4月于旧金山，点击看大图）
一．金山阳光
看到《动向》今年二月号封二的那张照片，我心头一紧。照片上的四个人，除了后死的我，其他三位前辈，都在过去几年里先后谢世了。他们都死在异国的土地上。这张照片，忘记了是谁拍的，可能是诗人邵燕祥先生吧？照片上的他们，各自的风采，相当充分地展现出来：智慧、沉静的王若水，挺拔、凛然的刘宾雁，青春、洒脱的戈扬。二十年前，尽管已经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可是，他们还那样年轻、纯真、朝气蓬勃。背景是加利福尼亚四月的春色，红房白墙，绿草蓝天，一撒无余的透明阳光。
我记得很清楚，这是一九八九年四月底，整整二十年前。我们来到夏伟（Orville Shell）和刘白方夫妇这座位于旧金山湾区之北远郊伯利纳斯（Bolinas）的农庄时，大家都正在为《人民日报》 ‘四二六’社论那杀气腾腾的腔调所震惊和焦急。当天下午晚些时候，宾雁（我叫他‘刘老师’）拨通了北京方励之教授家中的电话。大家围聚在电话机旁，座机中传出方励之的略微尖高的声音，说今天北京在大游行。那就是著名的‘四二七’大游行。它表明，学生与民众，没有被邓小平所定下的‘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调子所吓倒，要求政治改革和民主自由的呼声还在持续高涨。
这样，接下来几天的我们的会议，氛围就不至于太凝重了。所以，我们有闲心在晚饭时谈论牛肉的质量，那是夏伟农庄上自己喂养的肉牛的产品。也有逸致在饭后到海边走走——这栋农庄就在海边，穿过草地，迈过一道由粗大原木横卧而成的膝盖那么高的边界线，就是沙滩了。沙滩外，是浩瀚的太平洋，落日正在故国那端放出最后的金辉。气温随后就降了下来，刘老师便提议回房间聊天了。当然也会拍一些照片。这就是其中的一张，不知道伟国是从哪里把它找来的。
我那个时候刚到美国两个月，正在科罗拉多州的一个小小山城博尔德（Boulder）进修英文，为秋季到哈佛大学参加尼曼学人的项目做准备。宾雁正在做这一年的尼曼学人，他推荐我来旧金山参加这个会。会议的内容，现在都不大记得了。约略记得我讲了中国政治的‘流氓’特质，好像刘老师并不怎么赞成我的这个看法。倒是从台湾远道而来的柏杨先生，很热情地与我讨论这个话题。那次，很多海外的人，我都是第一次见。陈映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杜维明的新儒家，都是第一次当面领教。曾慧燕作为记者的敬业，卡玛（Carma Hinton)那比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地道、流畅的中国话，也第一次见识到了。来自国内的朋友，也有一些以前我不熟悉的，比如学者梁从诫、诗人北岛。陈凯歌是和洪晃一起来的。
王老师（就是王若水）是我的老上司；戈扬老太太，在北京的时候就熟。那次旧金山会议之后，我们三个人还一道专程去游览了斯坦福大学校园。正在伯克莱加州大学读书的我的老同学范元，开车带我们去的；他现在在北京为美联社工作。我现在还存有几张那天在校园里拍的照片，包括与两位前辈的合影。在罗丹的雕塑‘地狱之门’前，我们沉沉徘徊，久久凝望，迟迟没有离去。
二．智者若水
在这三位长者中，王若水最年轻，但却离去的最早。二零零二年初，刚过七十五周岁不久，这位不为中国那自称‘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所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新英格兰凛冽的冬季中去世。
他们三位当中，王老师是我最先认识的一位。这个认识的场面，有点儿小小的戏剧性。那个时候，我刚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读硕士。这个系办在人民日报社，我们就住在报社的院内。我和从东北、西南等不同地方来的其他三位同学同住一个房间。尽管大家性格差别很大，但作为同是所谓‘七七级’的一代人，思想非常接近，相互很谈得来。我们谈康德和黑格尔，谈斯特林堡和乔治奥威尔，谈刚刚解冻的徐志摩，也谈新马克思主义及其对‘现实社会主义‘的批判。王若水的名字，对于我们来说，因此非常亲切，也很受尊重。他当时讲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很入我们的耳。尤其是他介绍了’异化‘的概念，我们马上就被其中所蕴含的批判力度和抽象深度所迷住了。那个时候，王若水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属于三、五个领导人之一，不过也和大家一样每顿在食堂排队打饭。我们很快就知道了，那个个子不高、长相清秀、风度儒雅、神情略显忧郁的中年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哲学家王若水。我们注意到，他在窗口打了饭之后，常常是独自在一个角落的桌边用餐，然后就洗洗碗走了。那一天的晚饭时间，在他就座之后，我们就都端了饭碗围到他的桌边。一位同学问道：‘您是王若水吧？’这样没有任何客气的开场白之后，话题很快就进入了哲学。记得我们有人对马克思主义范围内的这种革新尝试提出了质疑，王若水一定是细致阐述他的看法的。晚饭吃完了，王老师与我们一起来到我们宿舍，这场讨论进行到相当晚的时间。初生牛犊们，就这样和平易的王若水认识了。
读硕士的三年，我的读书工程之一，就是通读了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四、五十卷，每卷大约七、八十万字，做了一摞摞的卡片。有同学要我一句话说说感想，我答道：‘每一卷就是一块厚砖，叠成通向断头台的阶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越读马克思，越发现中国共产党从来都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越认定所谓新中国其实是一个充满剥削与压迫的社会。我在下乡和工厂的时候，已经从感性上认识到了这一点，马克思却给人理性地分析和批判这种社会的能力。有了这样的能力，怎么可能为这个专制的党所容忍呢？前路只有一条，走上断头台。在这条道路上，走在我们前面的，当然是王若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钻研，导致了本来仕途上前景明亮的王若水在政治上的悲剧。然而，真理是不屈服的，智慧是不在意仕途的，政治悲剧可以是人生高歌。有过王若水，才可以说，中国人并没有辜负作为人类思想家的马克思。
风雨很快就来临了。一九八三年秋天，‘文革’结束之后的第一场政治运动开始，这就是所谓‘反对资产阶级精神污染’。人道主义成为头号批判对象，王若水在劫难逃。我还记得那天的场面，胡乔木、邓力群，这两位中国的所谓‘理论沙皇’，来到报社，宣布撤销社长胡绩伟、副总编辑王若水的职务。我正在报社评论部实习，也参加了全编辑部的员工大会。会议是在编辑部大楼顶层的会议室举行的，会场并不大。会议开始的时候，胡乔木还特意招呼，要王若水坐到前面来。听说过胡的假惺惺，那天算是当面见识过了。
王老师是在我们评论部的党支部过‘组织生活’的。那年年底，照例评选‘优秀党员’，我们支部评出的是王若水。后来好像是报社党委害怕反而因此惹出无谓的不快，这个评选结果就无疾而终了。那个年代的人心，刚刚从毛时代醒来，还没有被别的什么东西糊住，大家的眼光还很清楚。
在他一代知识者之中，我总觉得，这是一个少见的睿智、深思、优雅、忧郁的人。那一代人喜欢以’乐观‘而自豪，我不了解王老师是不是也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能够看到的，却只是他的忧深思远。从那一代人，乃至后来几代人，这个民族往往不吝粗俗，以土匪流氓气质为上品，王若水绝对与此格格不入。记得有一次，我拿自己的一篇文章到他办公室去，他看了，用铅笔细细地圈出一个白字，一边说，应该是什么什么偏旁的那个字，一边在页边写下来。那给我一个极大的震撼。即使远溯到中学时代，我都不记得自己写过什么错别字。可是，偏偏这一次，有这个问题。不过，这并不是我感到震撼的原因。我所震撼的，是他的细心与温文、严谨与平顺。我也不是因为王若水是名人而仍然具备这种品质而有特别的感触。事实上，我常常觉得，这八个字，是这个民族所极度缺少的品质。但是，这个民族的优秀分子，是具备这些东西的。只是，这个民族似乎并不喜欢自己的真正优秀的分子，反而愿意崇拜土匪、流氓和暴发户。
在后来与王老师的相处中，我不止一次重新为他的这种品质所感动。就是在加利福尼亚四月的那次会后，我们应邀到加州多米尼克学院参加一次面对公众的研讨。会议语言是英文，配有翻译。某位听众发问之后，翻译刚要开腔，王老师轻声说：‘我听懂了‘。他于是开始回答。这个场景很平常，可是留给我极深的印象，因为王若水当时的声调和表情，那是似乎蕴涵了一点儿对翻译的抱歉在内的那种声调和表情。我当时就想，面对权势而一身傲骨的人，往往是最不傲慢的；而那些傲慢无礼、自以为了不起的人物，常常一见到权势就跪下了。
加利福尼亚四月的会议之后，王老师马上回北京了。接下来的肃杀，众所周知；其中的诸色人等，也再次验证了我在多米尼克学院会场中的无声感想。大约是四年之后吧，王若水应邀到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我这个时候正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劫后重逢，一言难尽。记得我是在纽约戈扬先生的住处见到王老师和夫人冯媛，然后开车把他们带来普林斯顿。当天晚上是在刘宾雁老师家吃的晚饭。饭桌上的谈话，把我们沉重的心魂带回了故国。
最后一次见到王老师，是在二零零零年冬天的香港。他到香港大学来参加法国学者白夏（Jean-Philippe Beja）所组织的一个研讨会。他本来就清瘦，这次明显见出憔悴。我于是问候他的身体。他用英文说：癌症。还是那样平静的语气和温文的声调。对于这样一个爱智慧者，生命的这一切磨难，似乎都是可以安详以对的。是的，我在小标题中所用的‘智者’，不是一般的意思，而是‘爱智慧者’的略语。哲学家不是一种职业，它是一种人生态度。在一九四九年之后的中国，王若水是最好地体现了这种人生态度的知识者之一。那态度，就像他的名字所示，像水一样，柔和而有力，清澈却深邃，涵天接地，源远流长，没有丝毫的躁气，融一川冬雪夏雨……
三．中国良心
刘宾雁则像是一座山，伟岸、峭拔、雄浑、严峻。‘刘宾雁’这个名字，在毛后时代的中国，是这样响亮并受人尊敬，我只消举一个亲身经历的例子就可以说明。那 是七十年代最后一年的秋冬时节，我作为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二年级的学生，和同学一起来到山东《大众日报》烟台记者站实习。站里带我的老师，是一位甚有思考深度的高产记者，对社会现实很了解。我那几个月经常跟着他到工厂跑采访，相处稍长，大家互相了解了，说话每每可以开诚布公。有一天，说到官员的腐败、民众的投告无门，他说：我看只有刘宾雁当总理，这个国家才有希望。
这句话，我印象极深，以至于几年之后我第一次见到刘宾雁的时候，特意借提问的机会向他转述。那时候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的硕士研究生，而刘宾雁则作为《人民日报》高级记者在这个系兼任研究生导师，常到系里来讲课。那个时候的研究生们，思想很活跃；我在课堂上提问的时候，有点儿像西方记者要求政府领导人阐述施政方针的味道。不过，令我失望的是，刘宾雁王顾左右而言他，并没有回答我的‘如果您当总理会怎么解决中国的腐败现象’的问题。要到几年之后，在了解并认识到了中国政治在毛后时代依然风波险恶，我才能理解刘宾雁那时面对这种提问的尴尬和苦衷。
也就是在这风波险恶之中，我才第一次与刘老师相识。那是一九八七年初‘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高峰之中，胡耀邦下了台，刘宾雁被开除中共党籍，一霎时北京黑云压城。然而，倒行逆施不得人心。据宾雁后来在书中所述，许多相识和不相识的人们，纷纷来看他。我也属于那并不相识而在这时来到刘宾雁家中的人之一。记得那天晚上我是和王兆军先生一起去的。我那时人还是人民日报的，但实际上在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参加十三大政治体制改革的政策研究，住在西城的中央直属机关招待所里，晚饭后为此特意赶回东郊的报社大院。王兆军是我的老乡，更是我高中时代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他与我亦师亦友的关系非比寻常。他也是一九七七年文革后首次高考离开家乡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到北京工作。八十年代中期，他在文学创作上丰收连连；他的第一本小说集是刘宾雁作序的，所以和宾雁已经熟识。我虽然在《人民日报》和刘宾雁共事已经好几年了，但报社有上千号员工，刘宾雁又是前辈、名人，我从来没有当面和他说过话（学生时代的那次提问固是‘当面’，但却算不得日常意义上的‘说话’）。那天晚上，我当年对刘宾雁不敢面对我那幼稚问题的看法，完全改变了。我看到的刘宾雁，在狂风恶浪中依然从容、豪迈，在在关心的是他手中成千上百的读者来信和信中所述的种种冤屈。这些信，堆满了他的书桌，与满房间的中外文书籍一起，无声地展示着这位中国最伟大的记者的胸怀和精神。
这次认识，恢复了我大学时代就景仰的刘宾雁的‘中国良心’形象。还记得那个冬夜，在北大图书馆二楼西北角的期刊阅览室，打开新到的《人民文学》，一口气读 完《人妖之间》，那种沉重而又昂奋的心情。沉重，是因为文中所展示的社会现实；昂奋，是因为正在就读新闻专业的我看到了记者的笔如何象刀锋一样，可以剖析现实、医治社会。人都有自己的弱点，刘宾雁并不十全十美。可是，在一个人的政治生命被打入黑暗的谷底的时候，他心里并没有忘记那些本来可以得到自己帮助的无助民众。这样的汉子，不正配得上‘中国良心’这样的人民桂冠吗？
不知不觉中，就在此后的岁月中和刘老师变得很熟悉了。一九八九年二月底，我来到美国，第一封信就写给了当时正在哈佛大学作尼曼学人的刘老师。我那时住在科罗拉多大学经济研究所的一栋不小的学生宿舍楼中，房间里没有电话，而我要好几周之后才弄清怎么使用走廊里的投币电话，并攒起足够的硬币投进去。刘老师给我打电话来，从政治形势谈到生活细节。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最喜欢和刚刚从国内出来的人讨论形势，了解情况；他也是这样一个人，总愿意把生活中那怕一点一滴的经验也与人分享，随时准备帮助别人。
和刘老师这样的讨论，他给我的这样的帮助，在此后的几年里，一直都伴随着我。特别是我在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宾雁时任普林斯顿中国学社主席，他和朱洪老师的家，带给了我多少亲情的煦风和智慧的星光？！宾雁关心人是体贴入微的，他会告诉你怎么多多使用烤箱，也曾经给单身的我介绍女朋友。但是，与宾雁相处，受惠最多处一定是精神和智慧。宾雁是一个阅读面极广的人，而且有很高的外文阅读能力，包括英文和俄文。记得我的大学时代，读到署名‘刘宾雁’翻译的外国哲学资料，曾经有那份惊喜，也让我早就知道刘老师有那样的思维功底支撑他的文学写作。在普林斯顿，他常常问起我读书的情况，并要我向他推荐一些学术著作；特别是在苏联垮台的历史巨变之后，他孜孜以求地研究和探讨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教训。我为了课程和学位，不免读得多而快，因此并未深思。可是，到了刘老师手中，他的阅读和感想就充满了人生的沧桑和哲思的厚重。这种落差有时造成了交流的障碍，我至今还时时为此愧悔。比如说，有一次，宾雁从我手里借了最新一期的《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这是英文世界里最好的政治学期刊之一。那一期是个专号，是我上‘比较政治’课的授课老师、现任牛津大学讲座教授的南希波密欧（Nancy Bermeo）编辑的，专门探讨东欧剧变的原因与进程。宾雁对其中一篇文章提出的观点很欣赏，与我讨论，我却匆匆带过了。许多年之后，当我重读那篇文章的时候，才真正感受到宾雁思考的深度。此后，每当我写作引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心头就浮起对宾雁的歉疚和敬佩；他在刊物的页边用细细的铅笔写下的简单评语，更让我时时回味与宾雁相处的时光。
人生何幸，曾经和这样的巨人这样相处。更让我愧悔的是，在宾雁的晚年，由于我远在香港，还有幼子的拖累，没有去寻找机会多和他交流。在人际交往上，我是一个惰性十足的人。可是，对刘老师，我不应该有这样的惰性，我应该努力克服自己的惰性。二零零五年冬，噩耗传来，宾雁仙去了。面对一个没有了良心的中国，除了无尽的泪水，除了深不见底的悲哀，我还有什么呢？
四．走向那边
记忆中，我并不曾称呼戈扬为‘老师’。一九一六年出生的她，比刘宾雁、王若水还要大上约莫十岁，比我这后辈更是年长四十多岁。怎么不叫她‘老师’呢？这不是很奇怪吗？‘老师’是个尊称呀。可是，谁能说我们不尊敬戈扬？背后，人人都称她‘老太太’——用这三个字，就是为了显示对她的尊敬。
其实，她最不‘老太太’。
已经忘了最初是怎么认识戈扬的，反正是在她主编《新观察》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写点儿杂文，好处是可以对现实来点儿讽刺、挖苦。经常投稿到《新观察》去，但很长时间里并不认识那里的编辑——至今我也不知道当年是哪位编辑采用了我的那些杂文投稿。喜欢讽刺挖苦地作文批评现实，也该算是当年的‘愤青’吧？可是，一不小心，甚至哪怕你时时小心，那就要惹来政治上的麻烦。记得一九八七年春天里的某个下午，在中央政改办的阅览室里，几位原来正在静静阅读文件的同事忽然哗然。原来，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印的绝密参考文件里，选编了一些所谓‘严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言论，本人的名字跟在一篇杂文后赫然列在其中。这样的人，居然还参加中央的政策研究和制定？有人马上拿了这份文件去见政改办第一召集人鲍彤。据说，鲍彤看完那篇‘当选’的杂文，把文件往桌子上一放，一字一句地说：‘我看这篇文章写得很好’。来人赧然。到了晚饭时刻，大家都聚到一起了，我也在座。鲍彤说：‘国光写了篇文章，要“解放嘴巴”，我看很好’。同事们严肃片刻，然后就訇然放松说笑起来。‘国光你说嘴巴有两个功能，一个是吃饭，一个是说话，怎么把接吻给忘了？’‘哈哈！’
这篇题为《解放嘴巴》的短文，就是发在戈扬主编的《新观察》上；在这篇文章进入政治另册的时候，象鲍彤一样，戈扬也支持作者。应该是在那之后不久，我第一 次应邀参加《新观察》对部分作者的宴请，沾了点儿嘴巴的光。很可能就是在那次饭局上，第一次认识老太太的。
然后就和老太太颇有来往和合作。记得比较清楚的一次，是我们两个共同主持一次座谈会，纪念戊戌变法九十周年。李锐、黎澍、于浩成、李洪林、毕朔望、苏双碧、周修强、邵燕祥、戴晴、马立诚、吴稼祥、张义德、张伟国，很多老老少少的朋友，都来了。李锐还当场提议与会者联名倡议，要在北京菜市口为‘六君子’立碑。为什么我也参加主持会议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一些还算年轻的朋友搞了一套‘中国病’丛书，这个座谈会是《新观察》杂志和这套丛书共同召开的。老太太非要拉年轻人一起主持，一点儿论资排辈的概念都没有。
一九八九年四月底在加州再见，戈扬是刚刚从北京飞过来的。我们知道，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追悼会后，参加了人民大会堂的官方追悼会的戈扬，眼看大会堂外学 生们请愿要求对话但却被军警阻隔，写下了题为《这边和那边》的一首诗。诗曰：‘一片土地分成两边，中间隔着暴力的墙。这边是冷漠的冰山，那边是真情的海洋。耀邦的尸体在这边，耀邦的灵魂在那边。我们都是来自那边，没有那边哪有这边。’我记得，在伯利纳斯，老太太朗诵过这首诗。这是这样朴素的一首小诗，却也是这样深刻的一篇宣言。和胡耀邦一样，戈扬的人，那个时候，也在‘这边’，即官方的一边，但她的灵魂和心属于‘那边’，即民众的一遍。可贵的是，经过了六、七十年的风风雨雨，早已置身于中共高层的政治文化精英圈子里四、五十年，老太太却清晰而坚定地记得，她自己‘来自那边’。
这是历史的重要当口，也是人生的转折关头。这边还是那边？从此一刀两断！老太太选择走向‘那边’，开始了她的晚年流亡生活。我手头还有一张照片，是一九九一年五月，在普林斯顿大学开一场研讨会的时候，有人拍下的老太太与我的合影。我一直很喜欢这张照片，因为照片上七十五岁的戈扬目光清澈、明亮、锐利，我也在老太太那不老的青春辉映下变得居然有点儿气质了。是啊，一个记得‘那边’、愿意舍弃一切而回到‘那边’的人，不就是回到了她当年生活在‘那边’时的青春吗？与那些一旦到了‘这边’便得志猖狂，恨不得永远忘掉世界上还有‘那边’的人相比，戈扬永远地保留了她青年时期的真正理想。只有这样的人，才是纯真的人；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青春不老。
要说戈扬青春不老，我还有个故事。那是这张照片之后又好几年了，老太太在纽约的布鲁克林住，我们普林斯顿的一些朋友时不时会去看她。特别是当有国内朋友来到纽约的时候，她那里就是一个聚会的地点。某一次，见面照例问候老太太的健康，老太太回答说：‘嗨，我刚刚做了身体检查，什么都好。那个医生，他居然说我的心脏就像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你看看，我这是怎么搞的，这不等于有六十年我都白活了吗？’朋友们哈哈大笑，老太太笑得比谁都开心、都响亮。
离开美国之后，我很少与旧日熟识的前辈和朋友联系。但是，从媒体上也好，从一些路过香港的熟人那里也好，总能不时知道一些新闻。老太太和司马璐先生的黄昏恋，再次验证了戈扬那青春不老的人生精神。在美国的时候，我一度和司马璐先生颇有交往，承蒙他的青眼而在他所主编的《探索》杂志上写了一些东西。他们二位老人的浪漫故事，在我看来，可以称为与那属于革命和动荡、属于追求真理和探索人生的二十世纪中国真正相配的一份经典爱情。在这样一个动荡的世纪，经过这样曲折跌宕的岁月，戈扬走过九十三年的人生历程，那是怎样激昂、顽强的一种生命力啊！
二零零九年三月到五月，写于太平洋上‘桴浮书屋’
原载《动向》杂志2009年9月号、10月号
今天是若水八周年祭。时间过得很快,但也过得很慢——中国在“与时俱进”，但这些年中，尤其是最近一两年也有应该“与时俱进”却没进反退。我想，附件文中描绘的这样一种人生态度，是我们需要的，“像水一样，柔和而有力，清澈却深邃，涵天接地，源远流长，没有丝毫的躁气，融一川冬雪夏雨”
这是一位朋友去年秋天发表的文章，不仅纪念若水，还包括另外两位老朋友。的确，若水不是一个人，包括另外两位朋友在内的不少同志也都是冬天离去的，纪念若水的时候，我也一并纪念他们。
特此分享。祝各位冬安！
冯媛
2010年1月9日
智慧、風骨、理想─追憶三位尊敬的前輩王若水、劉賓雁、戈揚
（加拿大）吳國光
左起戈扬、刘宾雁、王若水、吴国光（1989年4月于旧金山，点击看大图）
一．金山阳光
看到《动向》今年二月号封二的那张照片，我心头一紧。照片上的四个人，除了后死的我，其他三位前辈，都在过去几年里先后谢世了。他们都死在异国的土地上。这张照片，忘记了是谁拍的，可能是诗人邵燕祥先生吧？照片上的他们，各自的风采，相当充分地展现出来：智慧、沉静的王若水，挺拔、凛然的刘宾雁，青春、洒脱的戈扬。二十年前，尽管已经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可是，他们还那样年轻、纯真、朝气蓬勃。背景是加利福尼亚四月的春色，红房白墙，绿草蓝天，一撒无余的透明阳光。
我记得很清楚，这是一九八九年四月底，整整二十年前。我们来到夏伟（Orville Shell）和刘白方夫妇这座位于旧金山湾区之北远郊伯利纳斯（Bolinas）的农庄时，大家都正在为《人民日报》 ‘四二六’社论那杀气腾腾的腔调所震惊和焦急。当天下午晚些时候，宾雁（我叫他‘刘老师’）拨通了北京方励之教授家中的电话。大家围聚在电话机旁，座机中传出方励之的略微尖高的声音，说今天北京在大游行。那就是著名的‘四二七’大游行。它表明，学生与民众，没有被邓小平所定下的‘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调子所吓倒，要求政治改革和民主自由的呼声还在持续高涨。
这样，接下来几天的我们的会议，氛围就不至于太凝重了。所以，我们有闲心在晚饭时谈论牛肉的质量，那是夏伟农庄上自己喂养的肉牛的产品。也有逸致在饭后到海边走走——这栋农庄就在海边，穿过草地，迈过一道由粗大原木横卧而成的膝盖那么高的边界线，就是沙滩了。沙滩外，是浩瀚的太平洋，落日正在故国那端放出最后的金辉。气温随后就降了下来，刘老师便提议回房间聊天了。当然也会拍一些照片。这就是其中的一张，不知道伟国是从哪里把它找来的。
我那个时候刚到美国两个月，正在科罗拉多州的一个小小山城博尔德（Boulder）进修英文，为秋季到哈佛大学参加尼曼学人的项目做准备。宾雁正在做这一年的尼曼学人，他推荐我来旧金山参加这个会。会议的内容，现在都不大记得了。约略记得我讲了中国政治的‘流氓’特质，好像刘老师并不怎么赞成我的这个看法。倒是从台湾远道而来的柏杨先生，很热情地与我讨论这个话题。那次，很多海外的人，我都是第一次见。陈映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杜维明的新儒家，都是第一次当面领教。曾慧燕作为记者的敬业，卡玛（Carma Hinton)那比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地道、流畅的中国话，也第一次见识到了。来自国内的朋友，也有一些以前我不熟悉的，比如学者梁从诫、诗人北岛。陈凯歌是和洪晃一起来的。
王老师（就是王若水）是我的老上司；戈扬老太太，在北京的时候就熟。那次旧金山会议之后，我们三个人还一道专程去游览了斯坦福大学校园。正在伯克莱加州大学读书的我的老同学范元，开车带我们去的；他现在在北京为美联社工作。我现在还存有几张那天在校园里拍的照片，包括与两位前辈的合影。在罗丹的雕塑‘地狱之门’前，我们沉沉徘徊，久久凝望，迟迟没有离去。
二．智者若水
在这三位长者中，王若水最年轻，但却离去的最早。二零零二年初，刚过七十五周岁不久，这位不为中国那自称‘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所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新英格兰凛冽的冬季中去世。
他们三位当中，王老师是我最先认识的一位。这个认识的场面，有点儿小小的戏剧性。那个时候，我刚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读硕士。这个系办在人民日报社，我们就住在报社的院内。我和从东北、西南等不同地方来的其他三位同学同住一个房间。尽管大家性格差别很大，但作为同是所谓‘七七级’的一代人，思想非常接近，相互很谈得来。我们谈康德和黑格尔，谈斯特林堡和乔治奥威尔，谈刚刚解冻的徐志摩，也谈新马克思主义及其对‘现实社会主义‘的批判。王若水的名字，对于我们来说，因此非常亲切，也很受尊重。他当时讲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很入我们的耳。尤其是他介绍了’异化‘的概念，我们马上就被其中所蕴含的批判力度和抽象深度所迷住了。那个时候，王若水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属于三、五个领导人之一，不过也和大家一样每顿在食堂排队打饭。我们很快就知道了，那个个子不高、长相清秀、风度儒雅、神情略显忧郁的中年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哲学家王若水。我们注意到，他在窗口打了饭之后，常常是独自在一个角落的桌边用餐，然后就洗洗碗走了。那一天的晚饭时间，在他就座之后，我们就都端了饭碗围到他的桌边。一位同学问道：‘您是王若水吧？’这样没有任何客气的开场白之后，话题很快就进入了哲学。记得我们有人对马克思主义范围内的这种革新尝试提出了质疑，王若水一定是细致阐述他的看法的。晚饭吃完了，王老师与我们一起来到我们宿舍，这场讨论进行到相当晚的时间。初生牛犊们，就这样和平易的王若水认识了。
读硕士的三年，我的读书工程之一，就是通读了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四、五十卷，每卷大约七、八十万字，做了一摞摞的卡片。有同学要我一句话说说感想，我答道：‘每一卷就是一块厚砖，叠成通向断头台的阶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越读马克思，越发现中国共产党从来都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越认定所谓新中国其实是一个充满剥削与压迫的社会。我在下乡和工厂的时候，已经从感性上认识到了这一点，马克思却给人理性地分析和批判这种社会的能力。有了这样的能力，怎么可能为这个专制的党所容忍呢？前路只有一条，走上断头台。在这条道路上，走在我们前面的，当然是王若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钻研，导致了本来仕途上前景明亮的王若水在政治上的悲剧。然而，真理是不屈服的，智慧是不在意仕途的，政治悲剧可以是人生高歌。有过王若水，才可以说，中国人并没有辜负作为人类思想家的马克思。
风雨很快就来临了。一九八三年秋天，‘文革’结束之后的第一场政治运动开始，这就是所谓‘反对资产阶级精神污染’。人道主义成为头号批判对象，王若水在劫难逃。我还记得那天的场面，胡乔木、邓力群，这两位中国的所谓‘理论沙皇’，来到报社，宣布撤销社长胡绩伟、副总编辑王若水的职务。我正在报社评论部实习，也参加了全编辑部的员工大会。会议是在编辑部大楼顶层的会议室举行的，会场并不大。会议开始的时候，胡乔木还特意招呼，要王若水坐到前面来。听说过胡的假惺惺，那天算是当面见识过了。
王老师是在我们评论部的党支部过‘组织生活’的。那年年底，照例评选‘优秀党员’，我们支部评出的是王若水。后来好像是报社党委害怕反而因此惹出无谓的不快，这个评选结果就无疾而终了。那个年代的人心，刚刚从毛时代醒来，还没有被别的什么东西糊住，大家的眼光还很清楚。
在他一代知识者之中，我总觉得，这是一个少见的睿智、深思、优雅、忧郁的人。那一代人喜欢以’乐观‘而自豪，我不了解王老师是不是也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能够看到的，却只是他的忧深思远。从那一代人，乃至后来几代人，这个民族往往不吝粗俗，以土匪流氓气质为上品，王若水绝对与此格格不入。记得有一次，我拿自己的一篇文章到他办公室去，他看了，用铅笔细细地圈出一个白字，一边说，应该是什么什么偏旁的那个字，一边在页边写下来。那给我一个极大的震撼。即使远溯到中学时代，我都不记得自己写过什么错别字。可是，偏偏这一次，有这个问题。不过，这并不是我感到震撼的原因。我所震撼的，是他的细心与温文、严谨与平顺。我也不是因为王若水是名人而仍然具备这种品质而有特别的感触。事实上，我常常觉得，这八个字，是这个民族所极度缺少的品质。但是，这个民族的优秀分子，是具备这些东西的。只是，这个民族似乎并不喜欢自己的真正优秀的分子，反而愿意崇拜土匪、流氓和暴发户。
在后来与王老师的相处中，我不止一次重新为他的这种品质所感动。就是在加利福尼亚四月的那次会后，我们应邀到加州多米尼克学院参加一次面对公众的研讨。会议语言是英文，配有翻译。某位听众发问之后，翻译刚要开腔，王老师轻声说：‘我听懂了‘。他于是开始回答。这个场景很平常，可是留给我极深的印象，因为王若水当时的声调和表情，那是似乎蕴涵了一点儿对翻译的抱歉在内的那种声调和表情。我当时就想，面对权势而一身傲骨的人，往往是最不傲慢的；而那些傲慢无礼、自以为了不起的人物，常常一见到权势就跪下了。
加利福尼亚四月的会议之后，王老师马上回北京了。接下来的肃杀，众所周知；其中的诸色人等，也再次验证了我在多米尼克学院会场中的无声感想。大约是四年之后吧，王若水应邀到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我这个时候正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劫后重逢，一言难尽。记得我是在纽约戈扬先生的住处见到王老师和夫人冯媛，然后开车把他们带来普林斯顿。当天晚上是在刘宾雁老师家吃的晚饭。饭桌上的谈话，把我们沉重的心魂带回了故国。
最后一次见到王老师，是在二零零零年冬天的香港。他到香港大学来参加法国学者白夏（Jean-Philippe Beja）所组织的一个研讨会。他本来就清瘦，这次明显见出憔悴。我于是问候他的身体。他用英文说：癌症。还是那样平静的语气和温文的声调。对于这样一个爱智慧者，生命的这一切磨难，似乎都是可以安详以对的。是的，我在小标题中所用的‘智者’，不是一般的意思，而是‘爱智慧者’的略语。哲学家不是一种职业，它是一种人生态度。在一九四九年之后的中国，王若水是最好地体现了这种人生态度的知识者之一。那态度，就像他的名字所示，像水一样，柔和而有力，清澈却深邃，涵天接地，源远流长，没有丝毫的躁气，融一川冬雪夏雨……
三．中国良心
刘宾雁则像是一座山，伟岸、峭拔、雄浑、严峻。‘刘宾雁’这个名字，在毛后时代的中国，是这样响亮并受人尊敬，我只消举一个亲身经历的例子就可以说明。那 是七十年代最后一年的秋冬时节，我作为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二年级的学生，和同学一起来到山东《大众日报》烟台记者站实习。站里带我的老师，是一位甚有思考深度的高产记者，对社会现实很了解。我那几个月经常跟着他到工厂跑采访，相处稍长，大家互相了解了，说话每每可以开诚布公。有一天，说到官员的腐败、民众的投告无门，他说：我看只有刘宾雁当总理，这个国家才有希望。
这句话，我印象极深，以至于几年之后我第一次见到刘宾雁的时候，特意借提问的机会向他转述。那时候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的硕士研究生，而刘宾雁则作为《人民日报》高级记者在这个系兼任研究生导师，常到系里来讲课。那个时候的研究生们，思想很活跃；我在课堂上提问的时候，有点儿像西方记者要求政府领导人阐述施政方针的味道。不过，令我失望的是，刘宾雁王顾左右而言他，并没有回答我的‘如果您当总理会怎么解决中国的腐败现象’的问题。要到几年之后，在了解并认识到了中国政治在毛后时代依然风波险恶，我才能理解刘宾雁那时面对这种提问的尴尬和苦衷。
也就是在这风波险恶之中，我才第一次与刘老师相识。那是一九八七年初‘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高峰之中，胡耀邦下了台，刘宾雁被开除中共党籍，一霎时北京黑云压城。然而，倒行逆施不得人心。据宾雁后来在书中所述，许多相识和不相识的人们，纷纷来看他。我也属于那并不相识而在这时来到刘宾雁家中的人之一。记得那天晚上我是和王兆军先生一起去的。我那时人还是人民日报的，但实际上在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参加十三大政治体制改革的政策研究，住在西城的中央直属机关招待所里，晚饭后为此特意赶回东郊的报社大院。王兆军是我的老乡，更是我高中时代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他与我亦师亦友的关系非比寻常。他也是一九七七年文革后首次高考离开家乡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到北京工作。八十年代中期，他在文学创作上丰收连连；他的第一本小说集是刘宾雁作序的，所以和宾雁已经熟识。我虽然在《人民日报》和刘宾雁共事已经好几年了，但报社有上千号员工，刘宾雁又是前辈、名人，我从来没有当面和他说过话（学生时代的那次提问固是‘当面’，但却算不得日常意义上的‘说话’）。那天晚上，我当年对刘宾雁不敢面对我那幼稚问题的看法，完全改变了。我看到的刘宾雁，在狂风恶浪中依然从容、豪迈，在在关心的是他手中成千上百的读者来信和信中所述的种种冤屈。这些信，堆满了他的书桌，与满房间的中外文书籍一起，无声地展示着这位中国最伟大的记者的胸怀和精神。
这次认识，恢复了我大学时代就景仰的刘宾雁的‘中国良心’形象。还记得那个冬夜，在北大图书馆二楼西北角的期刊阅览室，打开新到的《人民文学》，一口气读 完《人妖之间》，那种沉重而又昂奋的心情。沉重，是因为文中所展示的社会现实；昂奋，是因为正在就读新闻专业的我看到了记者的笔如何象刀锋一样，可以剖析现实、医治社会。人都有自己的弱点，刘宾雁并不十全十美。可是，在一个人的政治生命被打入黑暗的谷底的时候，他心里并没有忘记那些本来可以得到自己帮助的无助民众。这样的汉子，不正配得上‘中国良心’这样的人民桂冠吗？
不知不觉中，就在此后的岁月中和刘老师变得很熟悉了。一九八九年二月底，我来到美国，第一封信就写给了当时正在哈佛大学作尼曼学人的刘老师。我那时住在科罗拉多大学经济研究所的一栋不小的学生宿舍楼中，房间里没有电话，而我要好几周之后才弄清怎么使用走廊里的投币电话，并攒起足够的硬币投进去。刘老师给我打电话来，从政治形势谈到生活细节。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最喜欢和刚刚从国内出来的人讨论形势，了解情况；他也是这样一个人，总愿意把生活中那怕一点一滴的经验也与人分享，随时准备帮助别人。
和刘老师这样的讨论，他给我的这样的帮助，在此后的几年里，一直都伴随着我。特别是我在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宾雁时任普林斯顿中国学社主席，他和朱洪老师的家，带给了我多少亲情的煦风和智慧的星光？！宾雁关心人是体贴入微的，他会告诉你怎么多多使用烤箱，也曾经给单身的我介绍女朋友。但是，与宾雁相处，受惠最多处一定是精神和智慧。宾雁是一个阅读面极广的人，而且有很高的外文阅读能力，包括英文和俄文。记得我的大学时代，读到署名‘刘宾雁’翻译的外国哲学资料，曾经有那份惊喜，也让我早就知道刘老师有那样的思维功底支撑他的文学写作。在普林斯顿，他常常问起我读书的情况，并要我向他推荐一些学术著作；特别是在苏联垮台的历史巨变之后，他孜孜以求地研究和探讨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教训。我为了课程和学位，不免读得多而快，因此并未深思。可是，到了刘老师手中，他的阅读和感想就充满了人生的沧桑和哲思的厚重。这种落差有时造成了交流的障碍，我至今还时时为此愧悔。比如说，有一次，宾雁从我手里借了最新一期的《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这是英文世界里最好的政治学期刊之一。那一期是个专号，是我上‘比较政治’课的授课老师、现任牛津大学讲座教授的南希波密欧（Nancy Bermeo）编辑的，专门探讨东欧剧变的原因与进程。宾雁对其中一篇文章提出的观点很欣赏，与我讨论，我却匆匆带过了。许多年之后，当我重读那篇文章的时候，才真正感受到宾雁思考的深度。此后，每当我写作引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心头就浮起对宾雁的歉疚和敬佩；他在刊物的页边用细细的铅笔写下的简单评语，更让我时时回味与宾雁相处的时光。
人生何幸，曾经和这样的巨人这样相处。更让我愧悔的是，在宾雁的晚年，由于我远在香港，还有幼子的拖累，没有去寻找机会多和他交流。在人际交往上，我是一个惰性十足的人。可是，对刘老师，我不应该有这样的惰性，我应该努力克服自己的惰性。二零零五年冬，噩耗传来，宾雁仙去了。面对一个没有了良心的中国，除了无尽的泪水，除了深不见底的悲哀，我还有什么呢？
四．走向那边
记忆中，我并不曾称呼戈扬为‘老师’。一九一六年出生的她，比刘宾雁、王若水还要大上约莫十岁，比我这后辈更是年长四十多岁。怎么不叫她‘老师’呢？这不是很奇怪吗？‘老师’是个尊称呀。可是，谁能说我们不尊敬戈扬？背后，人人都称她‘老太太’——用这三个字，就是为了显示对她的尊敬。
其实，她最不‘老太太’。
已经忘了最初是怎么认识戈扬的，反正是在她主编《新观察》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写点儿杂文，好处是可以对现实来点儿讽刺、挖苦。经常投稿到《新观察》去，但很长时间里并不认识那里的编辑——至今我也不知道当年是哪位编辑采用了我的那些杂文投稿。喜欢讽刺挖苦地作文批评现实，也该算是当年的‘愤青’吧？可是，一不小心，甚至哪怕你时时小心，那就要惹来政治上的麻烦。记得一九八七年春天里的某个下午，在中央政改办的阅览室里，几位原来正在静静阅读文件的同事忽然哗然。原来，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印的绝密参考文件里，选编了一些所谓‘严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言论，本人的名字跟在一篇杂文后赫然列在其中。这样的人，居然还参加中央的政策研究和制定？有人马上拿了这份文件去见政改办第一召集人鲍彤。据说，鲍彤看完那篇‘当选’的杂文，把文件往桌子上一放，一字一句地说：‘我看这篇文章写得很好’。来人赧然。到了晚饭时刻，大家都聚到一起了，我也在座。鲍彤说：‘国光写了篇文章，要“解放嘴巴”，我看很好’。同事们严肃片刻，然后就訇然放松说笑起来。‘国光你说嘴巴有两个功能，一个是吃饭，一个是说话，怎么把接吻给忘了？’‘哈哈！’
这篇题为《解放嘴巴》的短文，就是发在戈扬主编的《新观察》上；在这篇文章进入政治另册的时候，象鲍彤一样，戈扬也支持作者。应该是在那之后不久，我第一 次应邀参加《新观察》对部分作者的宴请，沾了点儿嘴巴的光。很可能就是在那次饭局上，第一次认识老太太的。
然后就和老太太颇有来往和合作。记得比较清楚的一次，是我们两个共同主持一次座谈会，纪念戊戌变法九十周年。李锐、黎澍、于浩成、李洪林、毕朔望、苏双碧、周修强、邵燕祥、戴晴、马立诚、吴稼祥、张义德、张伟国，很多老老少少的朋友，都来了。李锐还当场提议与会者联名倡议，要在北京菜市口为‘六君子’立碑。为什么我也参加主持会议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一些还算年轻的朋友搞了一套‘中国病’丛书，这个座谈会是《新观察》杂志和这套丛书共同召开的。老太太非要拉年轻人一起主持，一点儿论资排辈的概念都没有。
一九八九年四月底在加州再见，戈扬是刚刚从北京飞过来的。我们知道，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追悼会后，参加了人民大会堂的官方追悼会的戈扬，眼看大会堂外学 生们请愿要求对话但却被军警阻隔，写下了题为《这边和那边》的一首诗。诗曰：‘一片土地分成两边，中间隔着暴力的墙。这边是冷漠的冰山，那边是真情的海洋。耀邦的尸体在这边，耀邦的灵魂在那边。我们都是来自那边，没有那边哪有这边。’我记得，在伯利纳斯，老太太朗诵过这首诗。这是这样朴素的一首小诗，却也是这样深刻的一篇宣言。和胡耀邦一样，戈扬的人，那个时候，也在‘这边’，即官方的一边，但她的灵魂和心属于‘那边’，即民众的一遍。可贵的是，经过了六、七十年的风风雨雨，早已置身于中共高层的政治文化精英圈子里四、五十年，老太太却清晰而坚定地记得，她自己‘来自那边’。
这是历史的重要当口，也是人生的转折关头。这边还是那边？从此一刀两断！老太太选择走向‘那边’，开始了她的晚年流亡生活。我手头还有一张照片，是一九九一年五月，在普林斯顿大学开一场研讨会的时候，有人拍下的老太太与我的合影。我一直很喜欢这张照片，因为照片上七十五岁的戈扬目光清澈、明亮、锐利，我也在老太太那不老的青春辉映下变得居然有点儿气质了。是啊，一个记得‘那边’、愿意舍弃一切而回到‘那边’的人，不就是回到了她当年生活在‘那边’时的青春吗？与那些一旦到了‘这边’便得志猖狂，恨不得永远忘掉世界上还有‘那边’的人相比，戈扬永远地保留了她青年时期的真正理想。只有这样的人，才是纯真的人；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青春不老。
要说戈扬青春不老，我还有个故事。那是这张照片之后又好几年了，老太太在纽约的布鲁克林住，我们普林斯顿的一些朋友时不时会去看她。特别是当有国内朋友来到纽约的时候，她那里就是一个聚会的地点。某一次，见面照例问候老太太的健康，老太太回答说：‘嗨，我刚刚做了身体检查，什么都好。那个医生，他居然说我的心脏就像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你看看，我这是怎么搞的，这不等于有六十年我都白活了吗？’朋友们哈哈大笑，老太太笑得比谁都开心、都响亮。
离开美国之后，我很少与旧日熟识的前辈和朋友联系。但是，从媒体上也好，从一些路过香港的熟人那里也好，总能不时知道一些新闻。老太太和司马璐先生的黄昏恋，再次验证了戈扬那青春不老的人生精神。在美国的时候，我一度和司马璐先生颇有交往，承蒙他的青眼而在他所主编的《探索》杂志上写了一些东西。他们二位老人的浪漫故事，在我看来，可以称为与那属于革命和动荡、属于追求真理和探索人生的二十世纪中国真正相配的一份经典爱情。在这样一个动荡的世纪，经过这样曲折跌宕的岁月，戈扬走过九十三年的人生历程，那是怎样激昂、顽强的一种生命力啊！
二零零九年三月到五月，写于太平洋上‘桴浮书屋’
原载《动向》杂志2009年9月号、10月号
巫寧坤:楊憲益的愛國情懷
● 楊憲益走了（1915─2009）。他和英籍夫人戴乃迭，以稀有的才華和獻身精神，將數十種中國古今文學名著譯成英文，在世界文學寶庫中留下了舉世矚目的瑰寶。更令人歎為觀止的卻是憲益留給我們的精神遺產：他那獨特的，一以貫之的愛國情懷。
自幼即有強烈愛國心
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初期，國難當頭，憲益在天津英國教會學校讀初中時候，就有了強烈的愛國民族意識，曾違抗學校當局的禁令，兩次組織同學，為紀念「五卅慘案」，罷課抗議。高中畢業後，一九三四年赴英國留學，身在異邦，心繫中華，在倫敦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一九三六年至一九四○年在牛津大學攻讀。曾擔任牛津中國留學生組織「中國學會」的主席，戴乃迭擔任秘書，同心協力組織演講，編印刊物，宣傳報導抗日戰爭。
憲益從幼年開始涉獵中國古典文學，能背頌楚辭等經典。入中學後，愛讀西方詩歌和小說， 又迷上英譯古希臘文學作品。
入牛津後，即專攻古希臘羅馬文學，仍不忘情於中國古代文學，年方廿四，將 《離騷》 譯成英文，開始獻身文學翻譯宣揚祖國文化的生涯。
一九四○年，牛津學成，憲益不顧戴乃迭家長的反對，即偕未婚妻兼程回國，與艱苦抗戰的祖國人民共命運。及至身臨陪都重慶，耳聞目睹的卻是當道窳敗，國勢危殆，報國無門。
不少憂國憂民的知識份子都寄希望於中共，憲益交遊中不乏文化界進步人士，「身在曹營心在漢」暗中為地下黨奔走效命，他也和地下黨結成了患難之交。
四九年後他一再要求入黨，卻因配偶是外籍， 不得其門而入。好在他要求入黨並非圖升官發財，而是書生氣十足，一廂情願，要與一個心嚮往之的理想認同。
作為統戰對象，他服從命令聽指揮，工作兢兢業業，蜚聲中外。
歷經浩劫文革後入黨
文革前歷次政治運動中他都受到衝擊。五七年倖免一頂右派棘冠，卻眼睜睜看著知識界精英紛紛墮入「陽謀」的滅頂之災，其中不乏他的舊雨新知。一年之後大躍進、人民公社鑼鼓登場，其後果是廢鐵如山，餓殍載道。凡此種種，他豈能無動於衷。但仍顧全大局寄希望於黨內的明智之士從中吸取教訓，棄舊圖新，把祖國建成一個他夢寐以求的自由民主新中國。
豈料文革浩劫臨頭，夫妻以莫須有的特嫌罪名雙雙鋃鐺入獄。在北京半步橋監房一蹲就是四年，無罪釋放之後，因株連慘遭迫害的獨子又神經失常縱火自焚喪身，這筆債他都記在「四人幫」帳上。劫後餘生患難夫妻從不怨天尤人、 顧影自憐，又重新投入中國文學的翻譯事業，終於完成了被 文革打斷的《紅樓夢》的英譯。
一九八六年冬他也終於入了黨，宿願得償。
天安門慘案古稀人拍案而起
具有反諷意味的是，這個黨卻與他一心要與之認同的理想背道而馳。在他入黨僅兩年多之後天安門悲劇震驚全球。一向以散淡聞名，年逾古稀的楊憲益拍案而起，慷慨陳詞，聲震寰宇：
「我譴責戒嚴部隊屠殺北京市民的罪行！中國人民是殺不絕也嚇不倒的！他們也可將我也加在殺害的名單之上，但是他們不能夠殺光我們所的人！他們不可能摧毀整個國家！」
這是什麼聲音？這不是詩酒風流的楊散人 「興來縱酒發狂言」。這是在腥風血雨，萬馬齊瘖的危急關頭，一顆熱愛祖國人民的，深情的靈魂，置生死於度外，發出的椎心泣血的吶喊！
六四的震撼，「出黨」的衝擊，終於化解了他的「戀黨情結」。從此「無黨無官一身輕」， 可以「恃欲言無忌」了。九十年代中，有舊體詩數十首，抒發長期被壓抑的愛國情懷。其實，早在六八年開始坐牢時，就做過一聯：「開國應興文字獄，坑儒方顯帝王威」，鞭撻了當代始皇帝焚書坑儒的罪行。
國是日非，詩人憂心如焚
六四以後國是日非，詩人冷眼熱腸，憂心如焚：
人血饅頭難續命，狗皮膏藥豈延年。
會看三峽功成日，一片汪洋浪接天。
九三年目睹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席捲神州大地，錢海氾濫成災，生民塗炭，感慨良深，有詩達五十首。放眼海內，但見官蝗肆虐，民不聊生：
美亞蘇歐一片糟，炎黃苗裔更無聊。
早知機遇遲難得，叵耐貪污膽更高。
希望工程成泡影，祖先基業換金條。
官蝗吃盡民膏脂，反道人民素質孬。
九四年詩對古國與新邦作了沉痛的概括，振聾發聵：
千年古國貧與弱，一代新邦假大空。
而環顧左右，天下滔滔者皆是也， 君子何以自處？ 詩人自勉曰：
每見是非當表態，偶遇得失莫關心。
百年恩怨須臾盡，作個堂堂正正人。
楊憲益走了，風雨悲歌長達半個世紀，愛國情懷歷久彌堅，不愧為「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的堂堂正正人。
二○○九年耶誕節於維州一室一廳藏拙處客中
原载《开放》2010年第1期
自幼即有強烈愛國心
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初期，國難當頭，憲益在天津英國教會學校讀初中時候，就有了強烈的愛國民族意識，曾違抗學校當局的禁令，兩次組織同學，為紀念「五卅慘案」，罷課抗議。高中畢業後，一九三四年赴英國留學，身在異邦，心繫中華，在倫敦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一九三六年至一九四○年在牛津大學攻讀。曾擔任牛津中國留學生組織「中國學會」的主席，戴乃迭擔任秘書，同心協力組織演講，編印刊物，宣傳報導抗日戰爭。
憲益從幼年開始涉獵中國古典文學，能背頌楚辭等經典。入中學後，愛讀西方詩歌和小說， 又迷上英譯古希臘文學作品。
入牛津後，即專攻古希臘羅馬文學，仍不忘情於中國古代文學，年方廿四，將 《離騷》 譯成英文，開始獻身文學翻譯宣揚祖國文化的生涯。
一九四○年，牛津學成，憲益不顧戴乃迭家長的反對，即偕未婚妻兼程回國，與艱苦抗戰的祖國人民共命運。及至身臨陪都重慶，耳聞目睹的卻是當道窳敗，國勢危殆，報國無門。
不少憂國憂民的知識份子都寄希望於中共，憲益交遊中不乏文化界進步人士，「身在曹營心在漢」暗中為地下黨奔走效命，他也和地下黨結成了患難之交。
四九年後他一再要求入黨，卻因配偶是外籍， 不得其門而入。好在他要求入黨並非圖升官發財，而是書生氣十足，一廂情願，要與一個心嚮往之的理想認同。
作為統戰對象，他服從命令聽指揮，工作兢兢業業，蜚聲中外。
歷經浩劫文革後入黨
文革前歷次政治運動中他都受到衝擊。五七年倖免一頂右派棘冠，卻眼睜睜看著知識界精英紛紛墮入「陽謀」的滅頂之災，其中不乏他的舊雨新知。一年之後大躍進、人民公社鑼鼓登場，其後果是廢鐵如山，餓殍載道。凡此種種，他豈能無動於衷。但仍顧全大局寄希望於黨內的明智之士從中吸取教訓，棄舊圖新，把祖國建成一個他夢寐以求的自由民主新中國。
豈料文革浩劫臨頭，夫妻以莫須有的特嫌罪名雙雙鋃鐺入獄。在北京半步橋監房一蹲就是四年，無罪釋放之後，因株連慘遭迫害的獨子又神經失常縱火自焚喪身，這筆債他都記在「四人幫」帳上。劫後餘生患難夫妻從不怨天尤人、 顧影自憐，又重新投入中國文學的翻譯事業，終於完成了被 文革打斷的《紅樓夢》的英譯。
一九八六年冬他也終於入了黨，宿願得償。
天安門慘案古稀人拍案而起
具有反諷意味的是，這個黨卻與他一心要與之認同的理想背道而馳。在他入黨僅兩年多之後天安門悲劇震驚全球。一向以散淡聞名，年逾古稀的楊憲益拍案而起，慷慨陳詞，聲震寰宇：
「我譴責戒嚴部隊屠殺北京市民的罪行！中國人民是殺不絕也嚇不倒的！他們也可將我也加在殺害的名單之上，但是他們不能夠殺光我們所的人！他們不可能摧毀整個國家！」
這是什麼聲音？這不是詩酒風流的楊散人 「興來縱酒發狂言」。這是在腥風血雨，萬馬齊瘖的危急關頭，一顆熱愛祖國人民的，深情的靈魂，置生死於度外，發出的椎心泣血的吶喊！
六四的震撼，「出黨」的衝擊，終於化解了他的「戀黨情結」。從此「無黨無官一身輕」， 可以「恃欲言無忌」了。九十年代中，有舊體詩數十首，抒發長期被壓抑的愛國情懷。其實，早在六八年開始坐牢時，就做過一聯：「開國應興文字獄，坑儒方顯帝王威」，鞭撻了當代始皇帝焚書坑儒的罪行。
國是日非，詩人憂心如焚
六四以後國是日非，詩人冷眼熱腸，憂心如焚：
人血饅頭難續命，狗皮膏藥豈延年。
會看三峽功成日，一片汪洋浪接天。
九三年目睹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席捲神州大地，錢海氾濫成災，生民塗炭，感慨良深，有詩達五十首。放眼海內，但見官蝗肆虐，民不聊生：
美亞蘇歐一片糟，炎黃苗裔更無聊。
早知機遇遲難得，叵耐貪污膽更高。
希望工程成泡影，祖先基業換金條。
官蝗吃盡民膏脂，反道人民素質孬。
九四年詩對古國與新邦作了沉痛的概括，振聾發聵：
千年古國貧與弱，一代新邦假大空。
而環顧左右，天下滔滔者皆是也， 君子何以自處？ 詩人自勉曰：
每見是非當表態，偶遇得失莫關心。
百年恩怨須臾盡，作個堂堂正正人。
楊憲益走了，風雨悲歌長達半個世紀，愛國情懷歷久彌堅，不愧為「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的堂堂正正人。
二○○九年耶誕節於維州一室一廳藏拙處客中
原载《开放》2010年第1期
原上草：最寒冷的一天
昨天，北京是最黑暗的一天。
在黑暗的法庭，鬼影叫喊，
开始对一个正义的学者审判。
这是秘密的审判，不敢见阳光
所有法官全是聋子瞎眼。
他们只听从胡折腾的指挥，
将宪法和法律全都踏烂。
这位学者犯了滔天大罪，
因为他竟敢对权贵要民主人权！
他竟然要揭穿专制者的嘴脸，
揭穿他们背离宪法的欺骗。
他敢于说要实行宪政，
这就是要颠覆我独裁者政权。
从最初抓起这位学者，
权贵们一天也心里不安。
他害怕六四二十年引起烈火，
六十年国庆便更加胆寒。
当这些时间全平安过去，
胡折腾便一意孤行要折腾一番。
选择了北京最黑暗的日子，
开始了罪恶的审判！
今天是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
是北京最寒冷的一天。
权贵法庭用二十分钟的时间，
慌慌张张读了早就定下的宣判：
将正义良知判处十一年监禁，
不许正义良知在这期间发言。
不让任何人去听宣判，
更不许任何声音出现。
这是全世界最无耻的判决，
这实在是良心对法官的裁断——
可悲的法官，你们还有良心吗？
你们今天做了真正违法的罪犯！
你们记住吧，总有那么一天，
历史将对你们进行一次宣判！
你们背叛人类的良知道德，
你们从今天起时时会坐卧不安。
昨天是最黑暗的一天。
昨天是最明亮的一天。
因为多少人因这审判，
而开始擦亮了受骗的双眼。
看清了这黑帮不代表人民，
看清了他们早把烈士背叛；
看清了什么要法治的承诺，
不过是权贵新的欺骗手段。
他们只有枪杆和宣传瞒骗，
他们完蛋的日子不会很远。
他们的统治不会有十一年，
学者的冤案就会再次平反，
但平反的绝不是极权统治，
那时会对这真正罪犯审判！
今天是圣诞，是北京最冷的一天。
今天也是上帝看到罪恶的一天。
全世界的眼睛会看到中国
正义的声援正把全球呼唤！
让全世界人民看到中国，
这里的罪犯在把正义摧残！
伟大的诗人雪莱早就预言：
冬天来了，春天不会遥远！
2009．12．25
在黑暗的法庭，鬼影叫喊，
开始对一个正义的学者审判。
这是秘密的审判，不敢见阳光
所有法官全是聋子瞎眼。
他们只听从胡折腾的指挥，
将宪法和法律全都踏烂。
这位学者犯了滔天大罪，
因为他竟敢对权贵要民主人权！
他竟然要揭穿专制者的嘴脸，
揭穿他们背离宪法的欺骗。
他敢于说要实行宪政，
这就是要颠覆我独裁者政权。
从最初抓起这位学者，
权贵们一天也心里不安。
他害怕六四二十年引起烈火，
六十年国庆便更加胆寒。
当这些时间全平安过去，
胡折腾便一意孤行要折腾一番。
选择了北京最黑暗的日子，
开始了罪恶的审判！
今天是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
是北京最寒冷的一天。
权贵法庭用二十分钟的时间，
慌慌张张读了早就定下的宣判：
将正义良知判处十一年监禁，
不许正义良知在这期间发言。
不让任何人去听宣判，
更不许任何声音出现。
这是全世界最无耻的判决，
这实在是良心对法官的裁断——
可悲的法官，你们还有良心吗？
你们今天做了真正违法的罪犯！
你们记住吧，总有那么一天，
历史将对你们进行一次宣判！
你们背叛人类的良知道德，
你们从今天起时时会坐卧不安。
昨天是最黑暗的一天。
昨天是最明亮的一天。
因为多少人因这审判，
而开始擦亮了受骗的双眼。
看清了这黑帮不代表人民，
看清了他们早把烈士背叛；
看清了什么要法治的承诺，
不过是权贵新的欺骗手段。
他们只有枪杆和宣传瞒骗，
他们完蛋的日子不会很远。
他们的统治不会有十一年，
学者的冤案就会再次平反，
但平反的绝不是极权统治，
那时会对这真正罪犯审判！
今天是圣诞，是北京最冷的一天。
今天也是上帝看到罪恶的一天。
全世界的眼睛会看到中国
正义的声援正把全球呼唤！
让全世界人民看到中国，
这里的罪犯在把正义摧残！
伟大的诗人雪莱早就预言：
冬天来了，春天不会遥远！
2009．12．25
何清涟:“六张网”救不了中国
“六张网”救不了中国的极权统治
何清涟
就在“世界人权日”之前，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登载了国家公安部部长孟建柱的长篇文章，主要内容是谈如何加强政府部门处置“群体性事件”（即社会反抗）的能力，其中特别提到要加强“六张网”的建设。这种视民如寇雠并张网以待的方式，与“建立和谐社会”的提法正好形成绝妙的反讽。
何谓“六张网”？孟建柱解释得非常清楚，它们是街面防控网、社区防控网、单位内部防控网、视频监控网、区域警务协作网和“虚拟社会”防控网。中国当局希望通过这“六张网”，织成一张防止一切反抗的天罗地网，“实现对动态社会的全方位、全天候、无缝隙、立体化覆盖。”更何况，这“六张网”只是常规监控，每逢有庆典或者需要防范的一些特殊日子，比如“六四”、“两会”期间等等，当局还要再启动“奥运安保模式”，除了让警察扮装成便衣，与巡防队员、保安员等职业队伍全部上街之外，还动员“志愿者”如治保积极份子、单位“门前三包”人员等“社会力量”，用“人民战争”的方式消灭一切可能的反对力量。
当局这种草木皆兵的紧张心态正好表明其政治上的极度虚弱。这种虚弱，缘于中国政府已经堕落为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当局者很清楚自身的执政地位既缺乏政治合法性，政府官员的严重贪腐更成为社会仇恨蔓延的根源。杨佳事件与唐福珍事件引发的民意表达有如一面镜子，让他们从中看到了自身那极为丑恶的面目。
视民如寇雠并张网以待，在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只是那大都是在王朝末期，统治者为挽救即将倾覆的统治地位而采取的手段。其中最著名的可能要算是明末崇祯年间兵部尚书杨嗣昌提出的“四正六隅十面网”之策。当时，明朝廷已经被长达十余年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拖累得精疲力尽，为了镇压最活跃的李自成等部，杨嗣昌提出“四正六隅十面网”的战术构想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外交方略。杨嗣昌之策是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为“四正”，分剿而专防；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分防而协剿。后来洪承畴将此方略稍加变更，将“四正”定为东南西北；“六隅”定为山、川、江、湖、乡、镇。所谓“十面网”，则是用各省官军十面围逼，围而不打；由五省总督亲率十万精锐，专攻专打。
杨嗣昌此策初用之时，农民军确实大大失利。崇祯高兴之余，写了一首诗赐给杨嗣昌，其中有“盐梅今暂作干城”之句。但问题是，明末农民起义这场烈火根源在于吏治败坏，民不聊生。杨嗣昌的“十面网”只能暂时起消防队的作用，如何化剑为犁，让百姓安于畴亩躬耕为业，从根本上消灭动乱之源，崇祯及满朝文武已经无力回天。因此，这“十面网”虽然一织再织，明王朝最后还是无法逃脱倾覆之命运。
中国政府现在编织的这“六张网”加上“奥运安保模式”的威力，当然远非明朝那种纯粹的人力之网可比。即使与当年苏联克格勃全盛时期那种“老大哥在看着你”的监控模式相比，“六张网”也要严密与先进得多。可以说，某个人一旦被当局列为“异类”，在“六张网”下几乎插翅难逃：在家里，有邻舍与社区的治保积极份子在看着你，说不定你家中还被悄悄安装了秘密摄像头（这是社区防控网）；出门上街则有“街面防控网”、上班则有“单位内部防控网”、上网还有金盾工程为主的“虚拟社会防控网”，即使这几个地方都被侥幸逃脱，还有视频监控网与区域警务协作网。中国政府及其少数御用文人总鼓吹中国眼下进入千年难遇的太平盛世，但这“六张网”的编织，却实实在在地证明着今天的中国民怨鼎沸，社会仇恨一触即发。
依靠民脂民膏以自肥的中国统治集团面对充满怨恨的民众，其惊慌程度可与当年前秦苻坚在淝水之战后败逃途中闻到风声鹤唳时的状态相比。崇祯时期那“四正六隅十面网”，是用来对付遍地燃烧的反抗烽火，即叛民；而今天这“六张网”，却是用来监控全体民众。这意味着今天的统治者已经视全体人民为潜在敌人。非统治集团成员如果还将这个政府视为自己的政府，纯粹属于自作多情。
不过，有民乃有国，民意、民心才是一个国家存在的坚实基础。纵观人类历史，还没有一个政权与民众势成水火还能长久屹立；用枪杆子、笔杆子加上特务统治这种非常规方式统治一个人口最多、贫富差距居世界前列的国家，固然可求一时之“稳定”，但要想长治久安，却有如缘木求鱼。无怪有传言称，胡锦涛目前最大的心愿就是“平安下车”。但领导者个人的平安下车不等于政治集团的平安下车，更不等于这个国家能够和平发展。作为一位中国知识份子，我真诚地希望胡锦涛能模仿当年的蒋经国先生，不求做中华民主政治的创建者，只求做最后一位独裁者。如此，则中华幸甚，中国人幸甚，胡氏本人也将以正面形象而名留青史。
何清涟
就在“世界人权日”之前，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登载了国家公安部部长孟建柱的长篇文章，主要内容是谈如何加强政府部门处置“群体性事件”（即社会反抗）的能力，其中特别提到要加强“六张网”的建设。这种视民如寇雠并张网以待的方式，与“建立和谐社会”的提法正好形成绝妙的反讽。
何谓“六张网”？孟建柱解释得非常清楚，它们是街面防控网、社区防控网、单位内部防控网、视频监控网、区域警务协作网和“虚拟社会”防控网。中国当局希望通过这“六张网”，织成一张防止一切反抗的天罗地网，“实现对动态社会的全方位、全天候、无缝隙、立体化覆盖。”更何况，这“六张网”只是常规监控，每逢有庆典或者需要防范的一些特殊日子，比如“六四”、“两会”期间等等，当局还要再启动“奥运安保模式”，除了让警察扮装成便衣，与巡防队员、保安员等职业队伍全部上街之外，还动员“志愿者”如治保积极份子、单位“门前三包”人员等“社会力量”，用“人民战争”的方式消灭一切可能的反对力量。
当局这种草木皆兵的紧张心态正好表明其政治上的极度虚弱。这种虚弱，缘于中国政府已经堕落为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当局者很清楚自身的执政地位既缺乏政治合法性，政府官员的严重贪腐更成为社会仇恨蔓延的根源。杨佳事件与唐福珍事件引发的民意表达有如一面镜子，让他们从中看到了自身那极为丑恶的面目。
视民如寇雠并张网以待，在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只是那大都是在王朝末期，统治者为挽救即将倾覆的统治地位而采取的手段。其中最著名的可能要算是明末崇祯年间兵部尚书杨嗣昌提出的“四正六隅十面网”之策。当时，明朝廷已经被长达十余年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拖累得精疲力尽，为了镇压最活跃的李自成等部，杨嗣昌提出“四正六隅十面网”的战术构想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外交方略。杨嗣昌之策是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为“四正”，分剿而专防；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分防而协剿。后来洪承畴将此方略稍加变更，将“四正”定为东南西北；“六隅”定为山、川、江、湖、乡、镇。所谓“十面网”，则是用各省官军十面围逼，围而不打；由五省总督亲率十万精锐，专攻专打。
杨嗣昌此策初用之时，农民军确实大大失利。崇祯高兴之余，写了一首诗赐给杨嗣昌，其中有“盐梅今暂作干城”之句。但问题是，明末农民起义这场烈火根源在于吏治败坏，民不聊生。杨嗣昌的“十面网”只能暂时起消防队的作用，如何化剑为犁，让百姓安于畴亩躬耕为业，从根本上消灭动乱之源，崇祯及满朝文武已经无力回天。因此，这“十面网”虽然一织再织，明王朝最后还是无法逃脱倾覆之命运。
中国政府现在编织的这“六张网”加上“奥运安保模式”的威力，当然远非明朝那种纯粹的人力之网可比。即使与当年苏联克格勃全盛时期那种“老大哥在看着你”的监控模式相比，“六张网”也要严密与先进得多。可以说，某个人一旦被当局列为“异类”，在“六张网”下几乎插翅难逃：在家里，有邻舍与社区的治保积极份子在看着你，说不定你家中还被悄悄安装了秘密摄像头（这是社区防控网）；出门上街则有“街面防控网”、上班则有“单位内部防控网”、上网还有金盾工程为主的“虚拟社会防控网”，即使这几个地方都被侥幸逃脱，还有视频监控网与区域警务协作网。中国政府及其少数御用文人总鼓吹中国眼下进入千年难遇的太平盛世，但这“六张网”的编织，却实实在在地证明着今天的中国民怨鼎沸，社会仇恨一触即发。
依靠民脂民膏以自肥的中国统治集团面对充满怨恨的民众，其惊慌程度可与当年前秦苻坚在淝水之战后败逃途中闻到风声鹤唳时的状态相比。崇祯时期那“四正六隅十面网”，是用来对付遍地燃烧的反抗烽火，即叛民；而今天这“六张网”，却是用来监控全体民众。这意味着今天的统治者已经视全体人民为潜在敌人。非统治集团成员如果还将这个政府视为自己的政府，纯粹属于自作多情。
不过，有民乃有国，民意、民心才是一个国家存在的坚实基础。纵观人类历史，还没有一个政权与民众势成水火还能长久屹立；用枪杆子、笔杆子加上特务统治这种非常规方式统治一个人口最多、贫富差距居世界前列的国家，固然可求一时之“稳定”，但要想长治久安，却有如缘木求鱼。无怪有传言称，胡锦涛目前最大的心愿就是“平安下车”。但领导者个人的平安下车不等于政治集团的平安下车，更不等于这个国家能够和平发展。作为一位中国知识份子，我真诚地希望胡锦涛能模仿当年的蒋经国先生，不求做中华民主政治的创建者，只求做最后一位独裁者。如此，则中华幸甚，中国人幸甚，胡氏本人也将以正面形象而名留青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