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知遠：錯失的十年
·十年過去了，中國不僅沒把握住那個強大的上升潮流，反而使之變了味道。
許知遠，二零零零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現為《生活》雜誌的聯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時報》中文網的專欄作家。他最近的一本書是《醒來》，香港版是《鍍金中國》（天窗出版社）。
拖著彩煙的戰鬥機劃過上空，中心的道路被封鎖，坦克穿過長安街，試圖拍攝綵排的日本記者被毆打，警察們四處巡邏，上訪村的人群被驅趕，每一個井蓋都再次被檢查，華人明星們聚集在一部電影中為國家權力唱讚歌……炫耀、傲慢、緊張、焦躁、荒誕的氣氛包圍著北京。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六十週年的慶祝，最終與「人民」與「共和」毫無關係，它是官僚系統的一次自我慶祝。被挑選的人民會出現在廣場上，他們歡樂與舞蹈，像是活動的道具。
在一個信息泛濫、記憶模糊的年代，重溫往事變得如此艱巨，更何況，官僚權力仍牢牢的把握著過去，它選擇記憶的內容和尺度。以至於血腥變成了榮耀、迷狂被理解成激情、愚蠢則成為了理想。人們也經常默許和認同。年老的一代，主導去忘卻苦難，因為歡樂似乎更對眼前的生活有利，更何況，在長期的教條之下，他們可能也失去了重新審視自己生活的能力；年輕的一代，他們還來不及體驗，或者是過多混雜的信息已佔據了一切；那些願意也有能力的回憶者，無法分享他們的記憶，一個扭曲的公共空間不能也沒興趣分給他一席之地。我們是一個習慣遺忘的國家。我們誇耀五千年的歷史，但每個人對二十年前的事，都記憶不清。
倘若六十年的歷程太過複雜，其中的悲劇太讓人不安，就讓我們談談最近的十年。這個中國日益富有、國際影響力日益強大的十年，它將以十月一日的閱兵，而達到頂峰。但很有可能，歷史學家們將把二零零一年之後的十年，定義為一個錯失的十年。
任何一個組織，它是一家公司、一所學校或是一個國家，它的表面的輝煌和內在的弊端，都可能並行不悖。通用汽車在八十年代初即已問題叢生，但是規模掩蓋了一切，當一切被揭開時，它變成了一艘迅速下沉的巨艦；傳統的聲譽也帶來遮蔽，北京大學早已喪失了大學內在品質和創造能力，但是它依舊可以憑藉蔡元培時代的成就來自我炫耀；卑斯麥時代的德國，是歐洲新生的強權，它的軍事、商業、科學、文學上的成就都令人矚目，但是當一戰爆發時，人們才意識到蘊涵著如此的內在缺陷：教育潰敗、信仰喪失、人民的分裂、官僚系統的膨脹、多元聲音和制衡機制的消失，它是個金與鐵的年代。
那中國呢？還記得二零零一年前後，這個國家曾經蘊涵的對未來的樂觀和期望嗎？它度過了九十年代初的嚴寒和緊接而至的喧嘩與躁動，經濟自由已經帶來了一個相對寬鬆、儘管仍弱小的市民空間；私人經濟不斷蓬勃，而且逐漸蘊涵了一個中產階級群體；互聯網技術打破了信息匱乏，讓人們看到更廣闊的世界，年輕人紛紛要開始創造自己的事業，儘管他們的視野仍舊單一，卻充滿了活力；國際化和技術革命一樣，增加了樂觀，中國要舉辦奧運會，加入了WTO，國際規則將可能幫助這個古老的國家跳出舊循環的困境；連政治體制也做出了某種妥協，它歡迎了私人企業主的加入，經過了九十年代末的私有化浪潮，官僚系統的控制能力衰退了，人們也希望這個在全球商業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商人階層，能夠變成為另一支社會力量……
但將近十年過去了，最初的這些期望，都改變了味道。這個國家不僅沒有把握住那個強大的上升潮流，反而使之改變了味道。在表面上，它的確日益強大。經濟增長的速度無人匹敵，軍費開支迅速攀升，它培養了世界上最多的工程師和技術專家。但一旦深入其中，你會發現在國家內部的腐爛的速度，就像是這上升的數字一樣驚人。
私有經濟的活力，正迅速被國有企業的壟斷所擠壓；大學教育徹底淪為權力與金錢的俘虜，培養出一代沒有靈魂和人格的青年；市民空間尚未成熟，就已被控制、收買，然後自甘墮落；互聯網沒有轉化成自由表達的渠道，反而越發變成了群眾語言暴力的發洩場，它令公眾輕易陷入極端化的情緒；政治權力則越發傲慢和僵化，面對危機時，它是在無能和高壓之間搖擺；而社會的不穩定感在迅速增加，貧富差距和普遍的腐敗，則令民怨四起……在這一些變化背後是一種令人憂慮的傾向，社會的獨立空間、個人的獨立性、市場和技術的自由度，都在被國家權力所吞噬，整個社會的創造力和熱情，被消耗和扭曲，而正是這種創造力和熱情，才是推動一個國家的根本動力。國際局勢的變化，也幫助了掩飾了中國的停滯。既然民主試驗屢遭失敗，自由市場則陷入金融危機，那麼中國或許的確找到了它的獨特模式。但倘若你認識這種模式的代價有多麼高昂，它的獨特性實在不值得讚賞。
七年前，很多人願意談論「胡溫新政」。但現在，最初那些政治語言和政治姿態所帶來的期待，已經大打折扣。終於一日，我們要承認，因為政治勇氣與智慧的匱乏，我們錯失了這十年。
原载亚洲周刊2009年第40期
許知遠，二零零零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現為《生活》雜誌的聯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時報》中文網的專欄作家。他最近的一本書是《醒來》，香港版是《鍍金中國》（天窗出版社）。
拖著彩煙的戰鬥機劃過上空，中心的道路被封鎖，坦克穿過長安街，試圖拍攝綵排的日本記者被毆打，警察們四處巡邏，上訪村的人群被驅趕，每一個井蓋都再次被檢查，華人明星們聚集在一部電影中為國家權力唱讚歌……炫耀、傲慢、緊張、焦躁、荒誕的氣氛包圍著北京。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六十週年的慶祝，最終與「人民」與「共和」毫無關係，它是官僚系統的一次自我慶祝。被挑選的人民會出現在廣場上，他們歡樂與舞蹈，像是活動的道具。
在一個信息泛濫、記憶模糊的年代，重溫往事變得如此艱巨，更何況，官僚權力仍牢牢的把握著過去，它選擇記憶的內容和尺度。以至於血腥變成了榮耀、迷狂被理解成激情、愚蠢則成為了理想。人們也經常默許和認同。年老的一代，主導去忘卻苦難，因為歡樂似乎更對眼前的生活有利，更何況，在長期的教條之下，他們可能也失去了重新審視自己生活的能力；年輕的一代，他們還來不及體驗，或者是過多混雜的信息已佔據了一切；那些願意也有能力的回憶者，無法分享他們的記憶，一個扭曲的公共空間不能也沒興趣分給他一席之地。我們是一個習慣遺忘的國家。我們誇耀五千年的歷史，但每個人對二十年前的事，都記憶不清。
倘若六十年的歷程太過複雜，其中的悲劇太讓人不安，就讓我們談談最近的十年。這個中國日益富有、國際影響力日益強大的十年，它將以十月一日的閱兵，而達到頂峰。但很有可能，歷史學家們將把二零零一年之後的十年，定義為一個錯失的十年。
任何一個組織，它是一家公司、一所學校或是一個國家，它的表面的輝煌和內在的弊端，都可能並行不悖。通用汽車在八十年代初即已問題叢生，但是規模掩蓋了一切，當一切被揭開時，它變成了一艘迅速下沉的巨艦；傳統的聲譽也帶來遮蔽，北京大學早已喪失了大學內在品質和創造能力，但是它依舊可以憑藉蔡元培時代的成就來自我炫耀；卑斯麥時代的德國，是歐洲新生的強權，它的軍事、商業、科學、文學上的成就都令人矚目，但是當一戰爆發時，人們才意識到蘊涵著如此的內在缺陷：教育潰敗、信仰喪失、人民的分裂、官僚系統的膨脹、多元聲音和制衡機制的消失，它是個金與鐵的年代。
那中國呢？還記得二零零一年前後，這個國家曾經蘊涵的對未來的樂觀和期望嗎？它度過了九十年代初的嚴寒和緊接而至的喧嘩與躁動，經濟自由已經帶來了一個相對寬鬆、儘管仍弱小的市民空間；私人經濟不斷蓬勃，而且逐漸蘊涵了一個中產階級群體；互聯網技術打破了信息匱乏，讓人們看到更廣闊的世界，年輕人紛紛要開始創造自己的事業，儘管他們的視野仍舊單一，卻充滿了活力；國際化和技術革命一樣，增加了樂觀，中國要舉辦奧運會，加入了WTO，國際規則將可能幫助這個古老的國家跳出舊循環的困境；連政治體制也做出了某種妥協，它歡迎了私人企業主的加入，經過了九十年代末的私有化浪潮，官僚系統的控制能力衰退了，人們也希望這個在全球商業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商人階層，能夠變成為另一支社會力量……
但將近十年過去了，最初的這些期望，都改變了味道。這個國家不僅沒有把握住那個強大的上升潮流，反而使之改變了味道。在表面上，它的確日益強大。經濟增長的速度無人匹敵，軍費開支迅速攀升，它培養了世界上最多的工程師和技術專家。但一旦深入其中，你會發現在國家內部的腐爛的速度，就像是這上升的數字一樣驚人。
私有經濟的活力，正迅速被國有企業的壟斷所擠壓；大學教育徹底淪為權力與金錢的俘虜，培養出一代沒有靈魂和人格的青年；市民空間尚未成熟，就已被控制、收買，然後自甘墮落；互聯網沒有轉化成自由表達的渠道，反而越發變成了群眾語言暴力的發洩場，它令公眾輕易陷入極端化的情緒；政治權力則越發傲慢和僵化，面對危機時，它是在無能和高壓之間搖擺；而社會的不穩定感在迅速增加，貧富差距和普遍的腐敗，則令民怨四起……在這一些變化背後是一種令人憂慮的傾向，社會的獨立空間、個人的獨立性、市場和技術的自由度，都在被國家權力所吞噬，整個社會的創造力和熱情，被消耗和扭曲，而正是這種創造力和熱情，才是推動一個國家的根本動力。國際局勢的變化，也幫助了掩飾了中國的停滯。既然民主試驗屢遭失敗，自由市場則陷入金融危機，那麼中國或許的確找到了它的獨特模式。但倘若你認識這種模式的代價有多麼高昂，它的獨特性實在不值得讚賞。
七年前，很多人願意談論「胡溫新政」。但現在，最初那些政治語言和政治姿態所帶來的期待，已經大打折扣。終於一日，我們要承認，因為政治勇氣與智慧的匱乏，我們錯失了這十年。
原载亚洲周刊2009年第40期
蔡继明：建议一刀切禁止高干子女经商
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建议一刀切禁止高干子女经商
来源:德国之声
不久前，中国媒体援引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的发言，称一份由国务院、中央党校等权威部门联合进行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内地亿万富翁3220人，其中2932人是高干子女，占91%。其后，蔡继明教授发表声明，表示他从未提供过这一数字。但蔡继明教授同时指出，中国特权阶层收入过高，应禁止高干子女经商。德国之声记者就此采访了蔡继明教授。
德国之声：蔡教授您好。我在网上也看到了您的声明，澄清一些媒体报道所说的”中国亿万富翁里91%是高干子女”这一数字不是您提供的。那么，您觉得这一数字有多大的可信性呢？
蔡继明：到底是91%还是50%，这只是量的问题。我不太在意具体的数字。就我的观点来看，在亿万富翁里边，即使做最保守的估计，哪怕只有10%是高干子女，这仍然是民众所不能接受的。当然这91%的数字究竟从哪儿来的，我们现在不得而知。网上传说来自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中央党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几家官方机构所做的联合调查，也有人说引自《远东经济评论》。但是，有读者已经查阅证实《远东经济评论》并没有这一报告。当然，官方对此也未置可否。
德国之声：您也说了，
这一数字究竟是多少其实并不重要，关键是它所反映的问题。您认为，高干子弟能够垄断大量的社会财富，原因是什么呢？
蔡继明：高干子弟可以通过许多途径获取大量社会财富。虽然他们作为大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CEO，从事的往往也是合法的经营活动，但是由于他们的父母掌握着大量的社会资源，他们往往能够得到其他企业得不到的稀缺资源，比如，黄金地段的土地、矿产资源的勘探开发权以及特殊行业的的特许经营权，这样，他们在竞争中就有了其他企业所不具有的优势，从而可以获得超额利润或暴利，当然民众就会产生极大的不满情绪。
德国之声：蔡教授，您曾经指出，纪检部门只是不允许在领导干部自身管辖的范围内或管辖的地区内，其子女或配偶进行商业活动。但是并没有说不允许在其他领导管辖的范围或地区内经商。这样就引起领导干部之间一些交换条件的情形发生。因此，您提出应当禁止高干子女经商。您还表示只要执政党的决心足够大，这个问题就不难解决。在反腐这个问题上，中央一直三令五申，决心不可谓不大，那为什么还是难以解决呢？
蔡继明：关于干部子女经商的问题，民众长期以来都有很大意见。中纪委和地方纪检委的有关规定，并没有从根本上杜绝干部子女在异地或不同的领域经商，可以说，现在干部子女经商已经没有任何有效的限制。
执政党只要一刀切，禁止高干子女经商是很容易做到的。也许有人会说，有些高干子女确实有经商才能，他不靠父母的特权，一样可以把企业做大，创造巨大财富，为社会做出很大贡献，为什么就不允许他经商呢？但是你一旦开了一个口子，就会鱼目混珠、真假难辨。我想，作为高干家庭的子女，尤其在中国处于转型的特定时期，为了避免政策不好掌握，为了执政党的纯洁，为了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为了平息广大群众对腐败现象的不满，个人应该做出一定牺牲。
德国之声：蔡教授，您也曾指出过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官员财产公示的”阳光法案”在中国还是没有实现。其实中共领导人1987年就曾提出这一措施，但现在22年过去了，中国还是没有官员财产公示的立法。这是为什么呢？
蔡继明：这个原因最简单不过了，就是官员自己不愿公布自己的财产。因为这是必须由执政党作出的决定，不是由人大或全民投票来决定的。如果民众搞投票公决，或者人大代表进行讨论，我想绝大多数都会赞成公示官员的财产。问题是，现在没有这样的决策机制。能不能公开自己的财产，是由官员自己说了算的。当然，如果他们的财产是清清白白的，可以放在阳光下的，那为什么不公开呢？显然这里边有大量的灰色收入、隐性收入，或者非法所得。他们是不能够拿出来公示的。简单地说，就是既得利益者在作怪，阻碍了官员财产的公布。
德国之声：蔡教授，我这里也有一个数字，是新华网转载《东方早报》的一篇文章，一位连续几年提出官员财产公示提案的人大代表进行了一项调查，发现97%的官员反对财产公示。如果97%的官员连财产公示都反对的话，您提出的彻底禁止他们的子女经商，可行性有多大呢？
蔡继明：即使有100%的官员反对，作为社会上的一种正义之声，特别是代表民众的声音，也应该喊出来。现在哪个官员敢公开站出来说“官员的财产不能公布”？即便说不能公布，也得要找很多借口，比如技术方面的原因，安定团结的需要，稳定压倒一切，等等。但从理论上和原则上来说，恐怕很少有人敢站出来说，官员的财产不能公布。
至于高干子女能不能经商，恐怕也没有哪位高干站出来公开反对吧。官方对这个问题采取了回避态度。你提到的97%的官员都会反对，恐怕也仅仅是私下里反对，公开场合不会这样说。我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会各界、新闻媒体，应该不断提出这个问题，应该通过舆论对官方施加一定的压力。也许中共最高层也想推动官员财产的公开化，禁止高干子女经商，但由于既得利益群体的力量可能非常强大，要贯彻下来，必须借助社会的舆论和公众的诉求。
作者：苗子
来源:德国之声
不久前，中国媒体援引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的发言，称一份由国务院、中央党校等权威部门联合进行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内地亿万富翁3220人，其中2932人是高干子女，占91%。其后，蔡继明教授发表声明，表示他从未提供过这一数字。但蔡继明教授同时指出，中国特权阶层收入过高，应禁止高干子女经商。德国之声记者就此采访了蔡继明教授。
德国之声：蔡教授您好。我在网上也看到了您的声明，澄清一些媒体报道所说的”中国亿万富翁里91%是高干子女”这一数字不是您提供的。那么，您觉得这一数字有多大的可信性呢？
蔡继明：到底是91%还是50%，这只是量的问题。我不太在意具体的数字。就我的观点来看，在亿万富翁里边，即使做最保守的估计，哪怕只有10%是高干子女，这仍然是民众所不能接受的。当然这91%的数字究竟从哪儿来的，我们现在不得而知。网上传说来自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中央党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几家官方机构所做的联合调查，也有人说引自《远东经济评论》。但是，有读者已经查阅证实《远东经济评论》并没有这一报告。当然，官方对此也未置可否。
德国之声：您也说了，
这一数字究竟是多少其实并不重要，关键是它所反映的问题。您认为，高干子弟能够垄断大量的社会财富，原因是什么呢？
蔡继明：高干子弟可以通过许多途径获取大量社会财富。虽然他们作为大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CEO，从事的往往也是合法的经营活动，但是由于他们的父母掌握着大量的社会资源，他们往往能够得到其他企业得不到的稀缺资源，比如，黄金地段的土地、矿产资源的勘探开发权以及特殊行业的的特许经营权，这样，他们在竞争中就有了其他企业所不具有的优势，从而可以获得超额利润或暴利，当然民众就会产生极大的不满情绪。
德国之声：蔡教授，您曾经指出，纪检部门只是不允许在领导干部自身管辖的范围内或管辖的地区内，其子女或配偶进行商业活动。但是并没有说不允许在其他领导管辖的范围或地区内经商。这样就引起领导干部之间一些交换条件的情形发生。因此，您提出应当禁止高干子女经商。您还表示只要执政党的决心足够大，这个问题就不难解决。在反腐这个问题上，中央一直三令五申，决心不可谓不大，那为什么还是难以解决呢？
蔡继明：关于干部子女经商的问题，民众长期以来都有很大意见。中纪委和地方纪检委的有关规定，并没有从根本上杜绝干部子女在异地或不同的领域经商，可以说，现在干部子女经商已经没有任何有效的限制。
执政党只要一刀切，禁止高干子女经商是很容易做到的。也许有人会说，有些高干子女确实有经商才能，他不靠父母的特权，一样可以把企业做大，创造巨大财富，为社会做出很大贡献，为什么就不允许他经商呢？但是你一旦开了一个口子，就会鱼目混珠、真假难辨。我想，作为高干家庭的子女，尤其在中国处于转型的特定时期，为了避免政策不好掌握，为了执政党的纯洁，为了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为了平息广大群众对腐败现象的不满，个人应该做出一定牺牲。
德国之声：蔡教授，您也曾指出过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官员财产公示的”阳光法案”在中国还是没有实现。其实中共领导人1987年就曾提出这一措施，但现在22年过去了，中国还是没有官员财产公示的立法。这是为什么呢？
蔡继明：这个原因最简单不过了，就是官员自己不愿公布自己的财产。因为这是必须由执政党作出的决定，不是由人大或全民投票来决定的。如果民众搞投票公决，或者人大代表进行讨论，我想绝大多数都会赞成公示官员的财产。问题是，现在没有这样的决策机制。能不能公开自己的财产，是由官员自己说了算的。当然，如果他们的财产是清清白白的，可以放在阳光下的，那为什么不公开呢？显然这里边有大量的灰色收入、隐性收入，或者非法所得。他们是不能够拿出来公示的。简单地说，就是既得利益者在作怪，阻碍了官员财产的公布。
德国之声：蔡教授，我这里也有一个数字，是新华网转载《东方早报》的一篇文章，一位连续几年提出官员财产公示提案的人大代表进行了一项调查，发现97%的官员反对财产公示。如果97%的官员连财产公示都反对的话，您提出的彻底禁止他们的子女经商，可行性有多大呢？
蔡继明：即使有100%的官员反对，作为社会上的一种正义之声，特别是代表民众的声音，也应该喊出来。现在哪个官员敢公开站出来说“官员的财产不能公布”？即便说不能公布，也得要找很多借口，比如技术方面的原因，安定团结的需要，稳定压倒一切，等等。但从理论上和原则上来说，恐怕很少有人敢站出来说，官员的财产不能公布。
至于高干子女能不能经商，恐怕也没有哪位高干站出来公开反对吧。官方对这个问题采取了回避态度。你提到的97%的官员都会反对，恐怕也仅仅是私下里反对，公开场合不会这样说。我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会各界、新闻媒体，应该不断提出这个问题，应该通过舆论对官方施加一定的压力。也许中共最高层也想推动官员财产的公开化，禁止高干子女经商，但由于既得利益群体的力量可能非常强大，要贯彻下来，必须借助社会的舆论和公众的诉求。
作者：苗子
李大同：为什么民众不信政府和媒体宁相信谣言？
BBC点评 中国李大同
我们小时候都读过《咕咚来了》的童话，说的是一个成熟木瓜掉在湖中发出响声，被一只猴子认为是怪物来了，继而引起森林里的动物们狂奔逃命的故事。如今，这个童话竟在中国几乎分毫不差地上演。7月17日，河南杞县突然开始发生百万民众的大逃亡，短短两三个小时内，成千上万的车辆汇集在路上，多条道路发生严重的交通阻塞。106国道、310国道以及坑坑洼洼的乡村公路上，各种车辆拥挤在一起，每辆车上都坐满了人，携子带女，有些人甚至还不及给孩子穿戴整齐，就拎起包袱上路了。虽然交警在部分路段设置了路障，不停地劝说着，但这无法排除人们心中的恐慌，很多人心中的想法只有一个，逃离危险之地，并且越快越远越好。当时的情景好像是美国灾难大片中的逃难镜头一样，杞县顿成空城。
谣言导致大逃亡
导致民众大逃亡的原因，后来确认是一条谣言"辐射源晚上爆炸"。于是人们要问：为什么谣言竟然有如此大的威力？一个多月前，杞县的确发生了一件与辐射有关的事件。事件的主角是1997年成立的杞县利民辐照厂。这家企业的业务是，用钴－60对方便面调料包、辣椒粉、中药材、大蒜等进行辐照灭菌。该类装置的放射源通常被放在墙壁厚达2米的水井辐照室内，进行辐照加工时，通过远程控制将放射源从水井中提出，用完后再放回。6月7日，辐照厂的辐照装置在运行中货物意外倒塌，压住了放射源保护罩，并使其发生倾斜，导致钴－60放射源卡住，不能正常回到水井中的安全位置。换句话说，辐射源只能一直处于辐照工作状态。6月14日15时，辐照室内接受辐照加工的辣椒粉由于放射源的长时间照射，温度过高自燃。在消防及环保部门采取灌注水等措施后，引燃物于当晚24时得到控制。7月12日，开封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相关情况：安全无事，正在处理。6月7日就发生了意外，14日已经引发了火灾，这么大的与公共安全相关的事故，当地政府竟然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没有任何信息发布。实际上，火灾之后谣言就已开始出现，此时最需要政府信息公开、透明，然而当地政府一声不吭。在人们急需获知某方面信息而这种信息又极度匮乏时，就等于给谣言开辟了传播大道。
公信力
能够与谣言竞争并必将胜出的，只有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叫做"公信力"。"公信力"在中国媒体上已经广泛使用，然而在《现代汉语词典》里却没有这个词儿。在社会生活里，公信力是指行为人在公共事务的作为上与在公共信息的发布上能够获得公众信任的程度。不言而喻，上述两个领域的行为人，一是政府，二是媒体。在成熟的民主制度下，政府通常是具有公信力的，因为这个政府是被"驯化"的，时刻在民众的监督之下，如果对政府的作为不满，民众会用选票来行使最终的否决权。同样，在一个新闻自由的环境里，信息传播的真实、深入和快速，是所有严肃媒体激烈竞争的战场，真相很难被掩盖。这是民主制度下政府与媒体具有较高公信力的来源。在中国这样一个专制国家里，政府实际上不受任何民众和法律的约束。一旦遇到公共事务危机，政府官员条件反射般的会自保、推卸责任，为此不惜欺上瞒下。近年来被曝光的此种政府劣迹已经不胜枚举，就连三鹿毒奶粉这样危及全国婴儿的恶性案件，有关政府部门也能隐瞒达数月之久。可以说，在这种专制体制下各级政府官员的"趋利避害"，严重地损耗了政府应该具有的高度公信力。在杞县大逃亡事件中，当地民众的经验推理正是这样："政府一个多月不吭声，一定出了事儿，而且是大事儿！"最令人深思的是，在采访逃亡后回到杞县的群众时，有公务员对记者说，"就是现在，我也不知道该相信谁。"政府官员不可信，还有媒体呀。可惜，中国的媒体也被党和政府控制，不让你发布的新闻你就是发不了，逼得有良知的记者甚至不得不在自己的博客上揭露采访到的真实信息。也就是说，在官方的控制下，媒体应当具有的较高的公信力也受到极大损害。于是我们看到，借助互联网，中国开始涌现大批的"公民记者"。在近期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如瓮安、石首、乌鲁木齐，事件的发端初看起来似乎都与"谣言"有关。然而人们要问，为什么民众就是不信电视台、广播、报纸上政府的辟谣，而宁肯相信谣言？问题的根源就是这些地方的政府和媒体的公信力已经基本丧失。可笑又可悲的是，每当事件平息之后，当地政府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抓捕"造谣者"，几个造谣者的威力竟超过掌控巨大资源的政府和媒体？这种嫁祸于人的愚蠢和蛮横才是真正危险的。应该设置这样的官员问责制度：哪个地方出现了以谣言为发端的群体事件，即可断定当地官员或隐瞒、迟滞发布信息，或政务存在长期性、全面性问题，导致政府与媒体的公信力丧失，当地主要官员必须为此付出代价。人们已经看到，对连续发生的大规模群体事件，政府的处置方式只剩下了暴力弹压一条路，这是非常危险的。历史早已证明，暴力只会换来暴力，暴力绝非万能。
我们小时候都读过《咕咚来了》的童话，说的是一个成熟木瓜掉在湖中发出响声，被一只猴子认为是怪物来了，继而引起森林里的动物们狂奔逃命的故事。如今，这个童话竟在中国几乎分毫不差地上演。7月17日，河南杞县突然开始发生百万民众的大逃亡，短短两三个小时内，成千上万的车辆汇集在路上，多条道路发生严重的交通阻塞。106国道、310国道以及坑坑洼洼的乡村公路上，各种车辆拥挤在一起，每辆车上都坐满了人，携子带女，有些人甚至还不及给孩子穿戴整齐，就拎起包袱上路了。虽然交警在部分路段设置了路障，不停地劝说着，但这无法排除人们心中的恐慌，很多人心中的想法只有一个，逃离危险之地，并且越快越远越好。当时的情景好像是美国灾难大片中的逃难镜头一样，杞县顿成空城。
谣言导致大逃亡
导致民众大逃亡的原因，后来确认是一条谣言"辐射源晚上爆炸"。于是人们要问：为什么谣言竟然有如此大的威力？一个多月前，杞县的确发生了一件与辐射有关的事件。事件的主角是1997年成立的杞县利民辐照厂。这家企业的业务是，用钴－60对方便面调料包、辣椒粉、中药材、大蒜等进行辐照灭菌。该类装置的放射源通常被放在墙壁厚达2米的水井辐照室内，进行辐照加工时，通过远程控制将放射源从水井中提出，用完后再放回。6月7日，辐照厂的辐照装置在运行中货物意外倒塌，压住了放射源保护罩，并使其发生倾斜，导致钴－60放射源卡住，不能正常回到水井中的安全位置。换句话说，辐射源只能一直处于辐照工作状态。6月14日15时，辐照室内接受辐照加工的辣椒粉由于放射源的长时间照射，温度过高自燃。在消防及环保部门采取灌注水等措施后，引燃物于当晚24时得到控制。7月12日，开封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相关情况：安全无事，正在处理。6月7日就发生了意外，14日已经引发了火灾，这么大的与公共安全相关的事故，当地政府竟然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没有任何信息发布。实际上，火灾之后谣言就已开始出现，此时最需要政府信息公开、透明，然而当地政府一声不吭。在人们急需获知某方面信息而这种信息又极度匮乏时，就等于给谣言开辟了传播大道。
公信力
能够与谣言竞争并必将胜出的，只有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叫做"公信力"。"公信力"在中国媒体上已经广泛使用，然而在《现代汉语词典》里却没有这个词儿。在社会生活里，公信力是指行为人在公共事务的作为上与在公共信息的发布上能够获得公众信任的程度。不言而喻，上述两个领域的行为人，一是政府，二是媒体。在成熟的民主制度下，政府通常是具有公信力的，因为这个政府是被"驯化"的，时刻在民众的监督之下，如果对政府的作为不满，民众会用选票来行使最终的否决权。同样，在一个新闻自由的环境里，信息传播的真实、深入和快速，是所有严肃媒体激烈竞争的战场，真相很难被掩盖。这是民主制度下政府与媒体具有较高公信力的来源。在中国这样一个专制国家里，政府实际上不受任何民众和法律的约束。一旦遇到公共事务危机，政府官员条件反射般的会自保、推卸责任，为此不惜欺上瞒下。近年来被曝光的此种政府劣迹已经不胜枚举，就连三鹿毒奶粉这样危及全国婴儿的恶性案件，有关政府部门也能隐瞒达数月之久。可以说，在这种专制体制下各级政府官员的"趋利避害"，严重地损耗了政府应该具有的高度公信力。在杞县大逃亡事件中，当地民众的经验推理正是这样："政府一个多月不吭声，一定出了事儿，而且是大事儿！"最令人深思的是，在采访逃亡后回到杞县的群众时，有公务员对记者说，"就是现在，我也不知道该相信谁。"政府官员不可信，还有媒体呀。可惜，中国的媒体也被党和政府控制，不让你发布的新闻你就是发不了，逼得有良知的记者甚至不得不在自己的博客上揭露采访到的真实信息。也就是说，在官方的控制下，媒体应当具有的较高的公信力也受到极大损害。于是我们看到，借助互联网，中国开始涌现大批的"公民记者"。在近期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如瓮安、石首、乌鲁木齐，事件的发端初看起来似乎都与"谣言"有关。然而人们要问，为什么民众就是不信电视台、广播、报纸上政府的辟谣，而宁肯相信谣言？问题的根源就是这些地方的政府和媒体的公信力已经基本丧失。可笑又可悲的是，每当事件平息之后，当地政府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抓捕"造谣者"，几个造谣者的威力竟超过掌控巨大资源的政府和媒体？这种嫁祸于人的愚蠢和蛮横才是真正危险的。应该设置这样的官员问责制度：哪个地方出现了以谣言为发端的群体事件，即可断定当地官员或隐瞒、迟滞发布信息，或政务存在长期性、全面性问题，导致政府与媒体的公信力丧失，当地主要官员必须为此付出代价。人们已经看到，对连续发生的大规模群体事件，政府的处置方式只剩下了暴力弹压一条路，这是非常危险的。历史早已证明，暴力只会换来暴力，暴力绝非万能。
陈奉孝：逯军这一问问得好！
问得好！
河南省郑州市政府在须水镇西岗村以压到最低价格从农民手中征得41.761亩地，说是要盖经济适用房，以解决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问题，结果官商勾结却盖了12座别墅和两幢楼中楼。记者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到郑州市城市建设规划局去采访，问该局副局长逯军，问这是怎么回事？这位逯军副局长没有正面回答记者的提问，而是先反问了记者一句话“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
这一问把这位记者问懵了！我认为这一问问得好！好在什么地方？好在这一问说明了当今的中国共产党的利益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不一致的，虽然共产党口声声说“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私利”。好在这为逯副局长道出了当今党政官员真实的心声。
共产党从不忌讳地说“一切媒体都是当的喉舌”，一切媒体都是要替党说话的。可是近些年来，偏偏有不少有正义感 的记者替老百姓说话，惹得这些党政官员老爷们既恐惧又恼火，心直口快的这位逯副局长，一下就把这些党政官员老爷们压在心中的话道出来了。上世纪八十年代胡耀邦赵紫阳主政期间，是中国政治气氛最宽松的时期。那时曾爆发过一场“宣传工作是应该坚持党性还是应该坚持人民性的大讨论”。《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认为宣传工作应坚持人民性，而左派大老胡桥木和邓力群却认为应该坚持党性，争论的结果是胡绩伟被免了职。
从中共第三、四代领导人上台开始，陆陆续续提出了不少政治口号，如“三讲”、“三个代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构建和谐社会”、“八荣八耻”等等。针对这些口号我曾在《开发》杂志上发表过一篇短文《口号治国构建不了和谐社会》。的确如此，近几年此起彼浮的所谓“群体事件”就说明了我的判断。说句老实话，大陆老百姓根本不相信这些好听实则骗人的口号。那些党政官员老爷们在会场上讲这些口号讲的唾沫星子飞溅，在台下却大肆贪污受贿，买官卖官，养情妇，把老婆孩子先弄到国外去，然后将贪污受贿得来的钱再汇到国外去。据媒体揭露，贪官们每年弄到国外去的钱不少于一千亿美圆！
退一万步说，姑且认为胡、温执政是真心想“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可是那些党政官员们已构成了一个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能听你胡、温的吗？不可能！就拿党政官员的贪污腐败问题来说，胡、温最近似乎加大了反贪力度，好几位党政高官被双规了，可是一个贪官倒下去，千万个贪官站起来！用老百姓的话来说，现在是无官不贪，那么共产党靠自己来反贪能反的了吗？笑话！我曾经说过，人是动物的一类。动物都有一种自私的本能，人类也不例外，因此在任何制度下，都会有官员的贪污现象发生。但实行了三权分离、多党监督和新闻自由的民主制度的国家，官员的贪污只能是个案，不论你的官多大，只要发现你有贪污行为，马上就可以被公开揭露出来。而中国的党政官员的贪污之所以这么普遍，根本问题是一个制度问题，不改变制度，要想遏制住党政官员的贪污腐败，那是妄想，自欺欺人！现在大陆弥漫着一种仇官情绪，这说明现在党的利益（即那些党政官员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不是一致的，而是对立的。这位逯副局长对记者的问话，恰恰印证了这一点。
陈奉孝
二00九年六月二十日
河南省郑州市政府在须水镇西岗村以压到最低价格从农民手中征得41.761亩地，说是要盖经济适用房，以解决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问题，结果官商勾结却盖了12座别墅和两幢楼中楼。记者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到郑州市城市建设规划局去采访，问该局副局长逯军，问这是怎么回事？这位逯军副局长没有正面回答记者的提问，而是先反问了记者一句话“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
这一问把这位记者问懵了！我认为这一问问得好！好在什么地方？好在这一问说明了当今的中国共产党的利益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不一致的，虽然共产党口声声说“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私利”。好在这为逯副局长道出了当今党政官员真实的心声。
共产党从不忌讳地说“一切媒体都是当的喉舌”，一切媒体都是要替党说话的。可是近些年来，偏偏有不少有正义感 的记者替老百姓说话，惹得这些党政官员老爷们既恐惧又恼火，心直口快的这位逯副局长，一下就把这些党政官员老爷们压在心中的话道出来了。上世纪八十年代胡耀邦赵紫阳主政期间，是中国政治气氛最宽松的时期。那时曾爆发过一场“宣传工作是应该坚持党性还是应该坚持人民性的大讨论”。《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认为宣传工作应坚持人民性，而左派大老胡桥木和邓力群却认为应该坚持党性，争论的结果是胡绩伟被免了职。
从中共第三、四代领导人上台开始，陆陆续续提出了不少政治口号，如“三讲”、“三个代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构建和谐社会”、“八荣八耻”等等。针对这些口号我曾在《开发》杂志上发表过一篇短文《口号治国构建不了和谐社会》。的确如此，近几年此起彼浮的所谓“群体事件”就说明了我的判断。说句老实话，大陆老百姓根本不相信这些好听实则骗人的口号。那些党政官员老爷们在会场上讲这些口号讲的唾沫星子飞溅，在台下却大肆贪污受贿，买官卖官，养情妇，把老婆孩子先弄到国外去，然后将贪污受贿得来的钱再汇到国外去。据媒体揭露，贪官们每年弄到国外去的钱不少于一千亿美圆！
退一万步说，姑且认为胡、温执政是真心想“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可是那些党政官员们已构成了一个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能听你胡、温的吗？不可能！就拿党政官员的贪污腐败问题来说，胡、温最近似乎加大了反贪力度，好几位党政高官被双规了，可是一个贪官倒下去，千万个贪官站起来！用老百姓的话来说，现在是无官不贪，那么共产党靠自己来反贪能反的了吗？笑话！我曾经说过，人是动物的一类。动物都有一种自私的本能，人类也不例外，因此在任何制度下，都会有官员的贪污现象发生。但实行了三权分离、多党监督和新闻自由的民主制度的国家，官员的贪污只能是个案，不论你的官多大，只要发现你有贪污行为，马上就可以被公开揭露出来。而中国的党政官员的贪污之所以这么普遍，根本问题是一个制度问题，不改变制度，要想遏制住党政官员的贪污腐败，那是妄想，自欺欺人！现在大陆弥漫着一种仇官情绪，这说明现在党的利益（即那些党政官员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不是一致的，而是对立的。这位逯副局长对记者的问话，恰恰印证了这一点。
陈奉孝
二00九年六月二十日
杜光：欢呼山寨文化的勃兴
欢呼山寨文化的勃兴
——为《往事微痕》周岁而作
杜 光
套用一句小学时代作文常用的老话：“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知不觉之间，《往事微痕》就已经满周岁了。在这短短的一年里，卢玉、铁流和他们的同工们通过《往事微痕》这个山寨刊物，向社会奉献了二百多篇主要由右派难友执笔撰写的文章，在社会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产生了良好的反响。我认为，它的作用和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作用和意义是向全国人民揭露了反右运动迫害知识分子的真相，控诉了专制独裁暴君毛泽东一手炮制的罪行，表达了坚决要求认错、道歉、赔偿的权利。五十多年来，执政当局坚持反右运动“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只是“被严重地扩大化了”的结论，不但拒不认错、拒不道歉、拒不赔偿，而且不许报刊发表有关的文章，妄图把这个历史上的滔天大罪，消弭于抹杀记忆的“导向”之中。2007年掀起的纪念反右运动50周年的高潮，突破了当局的戒律和禁令，唤起了许多右派难友的维权意识的觉醒。《往事微痕》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诞生的。它为右派难友开辟了倾诉冤屈和苦难、控诉专制主义罪恶的园地，也为他们的维权斗争，提供了新的阵地。这就激励了难友们的勇气，鼓励大家挺起腰杆，为维护自己的权利而发声呐喊。一年来有许多难友给它来稿来信，对它表示热烈的欢迎和支持，使《往事微痕》获得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基础。
《往事微痕》以反映右派难友的苦难和觉醒、揭露专制主义的暴行和罪恶为主要内容，至于它的总的精神，我认为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这就是“真”。许多文章所反映的是作者自己和家庭的真真实实的苦难史，真实、真切、真情，是这个山寨刊物的最大特色，也是它对当代的新启蒙运动所作的一大贡献。我觉得新启蒙运动的特征，应该包含两个“真”字：还原真相，探求真理。还原真相，是为了探求真理；探求真理，必须还原真相。固然，古今中外的许多哲人思想家，从孔子、孟子到梁启超、胡适、陈独秀，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到洛克、马克思，都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精神瑰宝，值得我们学习、研究、继承、借鉴。但就当代中国的实际需要来说，最重要的还是从现当代的历史中总结有用的经验教训，发现真理，指导现实。前面所举的一些伟大的思想家，都是从他们所处的时代和历史的实践中，总结出带有普遍性的规律，提出许多发人深省的哲理。当代中国是从近现代发展过来的，这个时期的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今后如何继续前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要从近现代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寻求真理，首先就必须还原历史真相。长期以来，当政者出于巩固专制统治的需要，对许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采取了掩盖真相、捏造事实、歪曲历史等手法，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并且用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来冒充真理，以致社会上充斥着盲目自满的蒙昧主义。新启蒙运动的任务，就是要还原历史真相，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分析研究，探求真理，开启蒙昧。《往事微痕》上的每篇文章，都是作者根据亲身的经历和感受，充分揭露了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的卑鄙阴谋，申述了自己或其他难友二十多年的苦难，从而为恢复这个运动的本来面目，提供了无数具体的细节。有些文章还就反右运动的性质、影响、应该吸取的教训等方面，进行了理论的分析。这些都适应了新启蒙运动的需要。
《往事微痕》的第二个作用和意义，在于它为正在兴起的山寨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加上了一分动力。山寨文化是文化专制主义逼出来的。因为文化专制主义日益严密地控制着文化事业，日益强化着舆论导向，而民间的思想却日益活跃，日益强烈地呼求真相和真理，人们无法忍受文化专制主义的封锁遏制，这才到处燃起了摆脱“王法”、“占山为王”的星星之火。在舆论导向掩盖真相、歪曲真理的专制主义统治下，山寨文化却竖起了揭露真相、探求真理的大旗。人们无法公开地、合法地为真理而斗争，只好“落草为寇”，投奔到山寨文化的旗下。这就是山寨文化应运而生并且迅速发展的社会背景。
应该指出的是，在山寨文化和文化专制主义之间，真正违法的是文化专制主义，因为它违反了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而那些为了限制言论、出版自由而制定的具体法规，则显然是与宪法相悖的恶法。山寨文化虽然违背了具体的法规，却行使了宪法所赋予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是真正的宪法遵守者、捍卫者。所以，山寨文化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宣告自己的存在和发展，而文化专制主义有时却不得不遮遮掩掩、羞羞答答。例如，近几年中宣部或新闻出版总署要查禁某一本书，或者不许发表某一位作者的文章，却不下达书面文件，只是打个电话给出版社或报刊的负责人，还不许记录，不许传达是哪里下的命令。这些人既要行使专制权力，又不敢留下痕迹，为什么？如果不是理亏心虚，要那么偷偷摸摸干什么？这些见不得阳光的记录，真可以为当代的文化史添上一笔黑色幽默的笑料。
在《往事微痕》出版了总共26期山寨出版物的一年里，山寨文化正以不可遏止的势头，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特别值得注意、并且发人深思的，是这一年里出现的山寨文化的新内容，那就是对胡耀邦和赵紫阳的的悼念、研究，他们生平事业和所言所行的历史资料的辑录整理，以至正式的传记，都为官方的舆论导向所不容，而不得不以山寨文化的面貌问世。或者是自费出版，无法进入市场，如《胡耀邦传》第二卷第三卷；或者是在香港出版，却不能在大陆发行，只能通过复印的方式，在民间流传，如《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根据赵紫阳的录音整理的《改革历程》；或者是采取电子刊物的形式，在网络上传播，如《耀邦研究》、《赵紫阳生平和思想研究》。胡耀邦和赵紫阳都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可是，他们的传记和对他们的生平和思想的研究，却为共产党的文化专制主义所不容，以致沦为山寨文化。这个令人可气可叹可惜的社会现象，是多么乖谬悖理！像这种在现代文明国家里根本不会出现的事件，在中国却被视为理所当然。这一方面说明了山寨文化的巨大的包容性和它的意义、价值所在，同时也反映了文化专制主义的狭隘、卑劣、可耻。它对控制着文化统治权的共产党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自我讽刺。中国共产党如果不从这种作茧自缚、庸人自扰的心理状态的解脱出来，就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一个与时代潮流合拍的现代政党。
《往事微痕》除了每期发送一千多份书面刊物外，同时还发行了它的电子版，依靠网络进行传播。网络文化不全是山寨文化，因为它包含着为舆论导向所允许的文化内容；山寨文化也不全是网络文化，因为它有着网络以外的文化形式。但是，网络由于有着宽广无垠、无远勿届的特点，无疑已经成为山寨文化的最重要的寄身之所。记得前几年读到的一篇文章里，引用了国外一本书上的话：“网络事实上是资本全球化的先锋。”我们也不妨说：网络是山寨文化的先锋。对网络的这个意义和作用，我有着深切的体会。我2003年开始上网，就发现网络是我可以表达见解的最佳场所，是我晚年可以为社会作出贡献的用武之地。在此以前，我只能把我的文章复印一些，分送给比较接近的朋友，范围很狭窄；也有被报刊采用的，但往往是经过删节，不免有些遗憾。学会上网后，我在网上可以自由地抒发我的思想，使成千上万的人了解我的观点，进行交流。像我这样借助于网络传播自己思想的，还大有人在。正是大量的网络作者，促成了山寨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在欢呼山寨文化的兴旺发达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警惕专制势力对它的打击戕害。6月9日，国务院工业与信息化部发布《关于计算机预装绿色上网过滤软件的通知》。这个通知规定：所有国产计算机在出厂前、进口计算机在销售前，都必须安装“绿坝——花季护航”软件。这个以构建绿色、健康、和谐的网络环境为名，妄图控制网络、扼杀网络生机的卑鄙阴谋，刚一出笼就遭到了千千万万网友的强烈抗议。有的法学专家指出，这个措施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也违背了《民法通则》、《合同法》的原则和《联合国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一个国家权威部门为了控制网络，剥夺公民的自由权利，竟然如此露骨地违法违规，恐怕在全世界都是非常罕见的。它理所当然地激起广大网民的愤慨。希望工业与信息化部在千夫所指的面前，能够认真地审时度势，收回成命，不要成为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反动派。如果你们一意孤行，一定要推行这个不得人心的措施，扼杀网络自由，打击山寨文化。那么，等待你们的将是最后的失败。俗话说得好：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当代科学技术的任何用来堵塞进步的新设施，都会遇到足以破解的新技术而失效。到了这个时候，你们不但将会威信扫地，而且你们预期的滚滚财源也将化为乌有。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正是你们面对的前景。
山寨文化与导向文化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类型。前者为专制主义所不容，后者则是为适应专制主义的需要而生。所以，山寨文化具有反对专制专政、呼求民主自由的特征。近几年来，
在文化专制主义的逼迫之下，山寨文化正以不可阻挡的气势不断发展。只有在整个社会由专制主义转化为民主主义之后，山寨文化和导向文化的分野才会消除，两者同时溶进社会文化整体之中。所以，我们可以说，旨在推进启蒙运动、促进民主自由的山寨文化，它的发展目标就是消灭自身存在的前提和条件。山寨文化发展越充分、越成熟，就越加有助于中国的民主化、自由化，也就日益接近它自己的消亡。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我们今天大力推进山寨文化，也就是为了早日消灭它，因为这意味着在中国早日实现民主自由。
2009年6月15日
——为《往事微痕》周岁而作
杜 光
套用一句小学时代作文常用的老话：“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知不觉之间，《往事微痕》就已经满周岁了。在这短短的一年里，卢玉、铁流和他们的同工们通过《往事微痕》这个山寨刊物，向社会奉献了二百多篇主要由右派难友执笔撰写的文章，在社会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产生了良好的反响。我认为，它的作用和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作用和意义是向全国人民揭露了反右运动迫害知识分子的真相，控诉了专制独裁暴君毛泽东一手炮制的罪行，表达了坚决要求认错、道歉、赔偿的权利。五十多年来，执政当局坚持反右运动“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只是“被严重地扩大化了”的结论，不但拒不认错、拒不道歉、拒不赔偿，而且不许报刊发表有关的文章，妄图把这个历史上的滔天大罪，消弭于抹杀记忆的“导向”之中。2007年掀起的纪念反右运动50周年的高潮，突破了当局的戒律和禁令，唤起了许多右派难友的维权意识的觉醒。《往事微痕》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诞生的。它为右派难友开辟了倾诉冤屈和苦难、控诉专制主义罪恶的园地，也为他们的维权斗争，提供了新的阵地。这就激励了难友们的勇气，鼓励大家挺起腰杆，为维护自己的权利而发声呐喊。一年来有许多难友给它来稿来信，对它表示热烈的欢迎和支持，使《往事微痕》获得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基础。
《往事微痕》以反映右派难友的苦难和觉醒、揭露专制主义的暴行和罪恶为主要内容，至于它的总的精神，我认为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这就是“真”。许多文章所反映的是作者自己和家庭的真真实实的苦难史，真实、真切、真情，是这个山寨刊物的最大特色，也是它对当代的新启蒙运动所作的一大贡献。我觉得新启蒙运动的特征，应该包含两个“真”字：还原真相，探求真理。还原真相，是为了探求真理；探求真理，必须还原真相。固然，古今中外的许多哲人思想家，从孔子、孟子到梁启超、胡适、陈独秀，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到洛克、马克思，都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精神瑰宝，值得我们学习、研究、继承、借鉴。但就当代中国的实际需要来说，最重要的还是从现当代的历史中总结有用的经验教训，发现真理，指导现实。前面所举的一些伟大的思想家，都是从他们所处的时代和历史的实践中，总结出带有普遍性的规律，提出许多发人深省的哲理。当代中国是从近现代发展过来的，这个时期的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今后如何继续前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要从近现代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寻求真理，首先就必须还原历史真相。长期以来，当政者出于巩固专制统治的需要，对许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采取了掩盖真相、捏造事实、歪曲历史等手法，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并且用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来冒充真理，以致社会上充斥着盲目自满的蒙昧主义。新启蒙运动的任务，就是要还原历史真相，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分析研究，探求真理，开启蒙昧。《往事微痕》上的每篇文章，都是作者根据亲身的经历和感受，充分揭露了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的卑鄙阴谋，申述了自己或其他难友二十多年的苦难，从而为恢复这个运动的本来面目，提供了无数具体的细节。有些文章还就反右运动的性质、影响、应该吸取的教训等方面，进行了理论的分析。这些都适应了新启蒙运动的需要。
《往事微痕》的第二个作用和意义，在于它为正在兴起的山寨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加上了一分动力。山寨文化是文化专制主义逼出来的。因为文化专制主义日益严密地控制着文化事业，日益强化着舆论导向，而民间的思想却日益活跃，日益强烈地呼求真相和真理，人们无法忍受文化专制主义的封锁遏制，这才到处燃起了摆脱“王法”、“占山为王”的星星之火。在舆论导向掩盖真相、歪曲真理的专制主义统治下，山寨文化却竖起了揭露真相、探求真理的大旗。人们无法公开地、合法地为真理而斗争，只好“落草为寇”，投奔到山寨文化的旗下。这就是山寨文化应运而生并且迅速发展的社会背景。
应该指出的是，在山寨文化和文化专制主义之间，真正违法的是文化专制主义，因为它违反了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而那些为了限制言论、出版自由而制定的具体法规，则显然是与宪法相悖的恶法。山寨文化虽然违背了具体的法规，却行使了宪法所赋予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是真正的宪法遵守者、捍卫者。所以，山寨文化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宣告自己的存在和发展，而文化专制主义有时却不得不遮遮掩掩、羞羞答答。例如，近几年中宣部或新闻出版总署要查禁某一本书，或者不许发表某一位作者的文章，却不下达书面文件，只是打个电话给出版社或报刊的负责人，还不许记录，不许传达是哪里下的命令。这些人既要行使专制权力，又不敢留下痕迹，为什么？如果不是理亏心虚，要那么偷偷摸摸干什么？这些见不得阳光的记录，真可以为当代的文化史添上一笔黑色幽默的笑料。
在《往事微痕》出版了总共26期山寨出版物的一年里，山寨文化正以不可遏止的势头，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特别值得注意、并且发人深思的，是这一年里出现的山寨文化的新内容，那就是对胡耀邦和赵紫阳的的悼念、研究，他们生平事业和所言所行的历史资料的辑录整理，以至正式的传记，都为官方的舆论导向所不容，而不得不以山寨文化的面貌问世。或者是自费出版，无法进入市场，如《胡耀邦传》第二卷第三卷；或者是在香港出版，却不能在大陆发行，只能通过复印的方式，在民间流传，如《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根据赵紫阳的录音整理的《改革历程》；或者是采取电子刊物的形式，在网络上传播，如《耀邦研究》、《赵紫阳生平和思想研究》。胡耀邦和赵紫阳都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可是，他们的传记和对他们的生平和思想的研究，却为共产党的文化专制主义所不容，以致沦为山寨文化。这个令人可气可叹可惜的社会现象，是多么乖谬悖理！像这种在现代文明国家里根本不会出现的事件，在中国却被视为理所当然。这一方面说明了山寨文化的巨大的包容性和它的意义、价值所在，同时也反映了文化专制主义的狭隘、卑劣、可耻。它对控制着文化统治权的共产党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自我讽刺。中国共产党如果不从这种作茧自缚、庸人自扰的心理状态的解脱出来，就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一个与时代潮流合拍的现代政党。
《往事微痕》除了每期发送一千多份书面刊物外，同时还发行了它的电子版，依靠网络进行传播。网络文化不全是山寨文化，因为它包含着为舆论导向所允许的文化内容；山寨文化也不全是网络文化，因为它有着网络以外的文化形式。但是，网络由于有着宽广无垠、无远勿届的特点，无疑已经成为山寨文化的最重要的寄身之所。记得前几年读到的一篇文章里，引用了国外一本书上的话：“网络事实上是资本全球化的先锋。”我们也不妨说：网络是山寨文化的先锋。对网络的这个意义和作用，我有着深切的体会。我2003年开始上网，就发现网络是我可以表达见解的最佳场所，是我晚年可以为社会作出贡献的用武之地。在此以前，我只能把我的文章复印一些，分送给比较接近的朋友，范围很狭窄；也有被报刊采用的，但往往是经过删节，不免有些遗憾。学会上网后，我在网上可以自由地抒发我的思想，使成千上万的人了解我的观点，进行交流。像我这样借助于网络传播自己思想的，还大有人在。正是大量的网络作者，促成了山寨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在欢呼山寨文化的兴旺发达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警惕专制势力对它的打击戕害。6月9日，国务院工业与信息化部发布《关于计算机预装绿色上网过滤软件的通知》。这个通知规定：所有国产计算机在出厂前、进口计算机在销售前，都必须安装“绿坝——花季护航”软件。这个以构建绿色、健康、和谐的网络环境为名，妄图控制网络、扼杀网络生机的卑鄙阴谋，刚一出笼就遭到了千千万万网友的强烈抗议。有的法学专家指出，这个措施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也违背了《民法通则》、《合同法》的原则和《联合国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一个国家权威部门为了控制网络，剥夺公民的自由权利，竟然如此露骨地违法违规，恐怕在全世界都是非常罕见的。它理所当然地激起广大网民的愤慨。希望工业与信息化部在千夫所指的面前，能够认真地审时度势，收回成命，不要成为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反动派。如果你们一意孤行，一定要推行这个不得人心的措施，扼杀网络自由，打击山寨文化。那么，等待你们的将是最后的失败。俗话说得好：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当代科学技术的任何用来堵塞进步的新设施，都会遇到足以破解的新技术而失效。到了这个时候，你们不但将会威信扫地，而且你们预期的滚滚财源也将化为乌有。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正是你们面对的前景。
山寨文化与导向文化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类型。前者为专制主义所不容，后者则是为适应专制主义的需要而生。所以，山寨文化具有反对专制专政、呼求民主自由的特征。近几年来，
在文化专制主义的逼迫之下，山寨文化正以不可阻挡的气势不断发展。只有在整个社会由专制主义转化为民主主义之后，山寨文化和导向文化的分野才会消除，两者同时溶进社会文化整体之中。所以，我们可以说，旨在推进启蒙运动、促进民主自由的山寨文化，它的发展目标就是消灭自身存在的前提和条件。山寨文化发展越充分、越成熟，就越加有助于中国的民主化、自由化，也就日益接近它自己的消亡。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我们今天大力推进山寨文化，也就是为了早日消灭它，因为这意味着在中国早日实现民主自由。
2009年6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