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子琴：記林希翎最後的一年半
在林希翎人生最後歲月，我作為老同學與她相處三個月。她說，為了愛她﹑幫她的好人，也為看壞人的下場，她要堅強活下去。我現在追憶她貧病交加的晚景，作為對她的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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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希翎是我大學的同班同學，由於七九年我在香港《鏡報》發表有關她的文章，她才找到我。之後，幫她接待獲准來港的老母親和六歲兒子。從此，她跟我就有了深切的交往。她來香港也常住我家，我去巴黎則住她那兒。九月二十一日，她走了，遠的先不說。我現以老同學老友的沉重心情，回憶她最後一年半，重病身、孤寂無奈的情境和心緒，作為對她的悼念！
她晚年極度孤寂，但只要一息尚存就要「戰鬥」，就喜歡「轟動」。懷著對中共的失望，零七年「六四」抱病特地到巴黎紀念會場上，宣布以後恐怕不能再來參加了，希望大家繼續爭取和奮鬥。
零六年一﹑二月，病危動手術急救後，醫生囑咐：從此不宜遠行，不便乘飛機。六月某日，她騙過醫生和航空公司，從巴黎趕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她上飛機要坐輪椅、帶氧氣。她說：「冒著最後生命危險，來美國參加紀念反右五十週年的國際學術討論會，為的是給歷史作一個見證人。」一群老右派，面對五十年前的「偶像」，自然給她的掌聲最多。她興奮得忘掉一切病痛，走近麥克風，人老體弱的她仍壯懷激烈，激言頻頻，在演講中拍桌子的也只有她一個。
林希翎對我說，邀請者只給了她一張來回機票，和負責三天會議的食宿，其他就都不管了。所以她在美國的八個月，全部是不認識的人招待和供應她在美的生活費。二零零八年二月一八日，她心臟病發作，出現肺積水、血管堵塞，情況危急。當時她是獨自租住在一間沒暖氣的簡陋房裏，住她對面的父女將她送進紐約皇后區醫院急救。紐約時間三月三日晚，由一個法國醫療人道組織，將她接回巴黎治療。
三月六日下午，我打電話找林希翎的兒子樓信達，才知道不是法國領事給的錢，而是他為母親事先買了保險，而請保險公司接回法國的。我誇讚他，說現在他可好好陪母親了。可他說「不能」。我好奇地問為什麼？答：「跟她一起，我就會瘋的！因為她要我控告美國醫院、控告現在法國醫院不給她請翻譯，請了翻譯，她又不信任……」我立即致電林希翎，她聽到我聲音很高興，又請我原諒她，為早前的誤會向我賠不是。我並沒記恨，她就哈哈大笑，再責怪美國住院怎麼不好，為省錢，亂搶救……還是法國好，現在她自己住一間病房。又說還是有兒子好，這次是兒子救她回來。我趁機誇他的孝順，她卻說這都是上帝的安排……但又立即擔心起兒子今晚沒來，去電沒接，擔心他可能出事了……我告訴她，他剛和我通過話不會出事的。她馬上大喜，然後恢復如昔，跟我無所不談，足足談了一小時多。我勸她樂觀，專心保健。她馬上高興起來，羨慕我有個好家庭、晚年幸福、好人有好報；後悔自己離婚，承認還是有一個家好；談了許多往事，講在國內買房等等如何受騙上當。在金華呆了一年，小兒才會出事，導致她如今特別孤苦。接著說她在美國聽到法輪功人士說中共許多不好等等，我就說她又要上當受騙了。
然後轉話題，講到謝長廷和蘇貞昌在美國和她會面了，兩岸關係是她最先做了工作……說當年謝長廷聽她的話，要和門通，聯繫時失密，陳水扁搞了鬼……零五年她第三次去台灣是馬英九父親請她去的，她對他說：國民黨應要馬英九出來，當時馬父捨不得，是她說服了他。意思即現在台灣兩位候選人都是她「捧」出來的。
又談及一些中共層幹部對她很不錯；而現在北京的控制很嚴，胡耀邦遺孀要見她都不行。她最終就是希望我能抽些時間來寫她，並從我的角度來寫她。我雖沒承諾，但在她的再次要求下，我的確興起了記錄她奇特的人生和充滿極為頑生命力心路歷程。
她住院期間除了兒子之外沒人去探望，極為孤寂。我常打電話去和她聊天，病情好轉後住療養院。二零零八年五月，我應二妹之約到了巴黎。她兒子接我去療養院探望。早已住厭醫院、急要離開療養院的她，因病不可單獨生活，故醫生不准她出院。聰明的她就藉我來探望，向醫生說現在有人陪伴了，而求得出院。同時要求我在這巴黎旅遊的好季節，留下來陪她，可順便盡興遊覽巴黎；她還主動打電話請我丈夫支持和同意。她母子又一致希望我能為她整理資料寫文章，因為她已不能動筆了。我雖比她年長，但身體健康，生活自由自在。憐憫之心人皆有之，實在不忍見她孤單療養。就這樣我陪伴她三個月。
平等待勞工的情懷
林希翎一住回自己家中，法國福利署立即免費派工人，每天來做兩小時清潔。她有剛解放時共產黨培養的平等待勞工的情懷，工人和她處得很好。每天清潔後在她動嘴指揮下，幫清理她堆積的許多衣物和雜物。我就抓緊時間出去暢遊巴黎名勝，賞玩巴黎的藝術和美景。不過，我總會盡早回來，陪她一起散步，因為沒人陪，她是不能單獨走出門的。而她在該住區生活二十五年了，每條路、每片地、所有建設設施她都很熟悉。
我倆不覺走遍全區每一角落。她向我介紹法國共產黨領導這區的經濟、文化特色，我倆還和居住在該區的越南、老撾難民聊天，也使我深入法國社會的底層，了解學習到了許多東西。她的身心健康也好轉得快。她說為了許多愛她幫她的好人，她必須活下去。為了看壞人的下場，她也要活下去。我倆就這樣地朝夕共處，隨時傾談。她給我安排個寫字，讓我看她提供的許多資料或書籍，她的兒子更特地買一架新打印機讓我印資料，許多她認為寶貴的資料諸如：和她見面在她的紀念簿上的留言、題詞或信件等等，她都要我過目和影印。除了她要保留的以外，均任由我挑選，讓我選用和保存。她有個心願，想買屋作《林希翎紀念館》。因現住的房子，將來政府會收回。她要有屬於自己永久所有的屋，還要樓上樓下、或可分割開的兩套房；以便她當前可和兒子家人一起住。逝世後，可把自己的和有關右派的、朋友交託的所有資料放著紀念、供人參觀。但是她不僅是經濟能力做不到，精力更不行，只是個夢想而已！
社會媒體沒有了她的聲息，社區平民百姓不會注意到她，這種沉寂對一向喜歡轟動、萬人矚目的她，是重大的失落和痛苦。記得我陪她的三個月中，有次她在電話裏，問友人有否熟悉的記者，請找來採訪她。又有一次，她對我說：某報要她談對中國奧運的看法，叫她在電話中說。當時我不在，她已談過，又要求重新談，叫我在旁聽她講。開始她還平靜地談些祝福奧運的希望話，講講就激怒而亂了套，對方就叫停了。她還對我說：會在大陸播放的；我想她是在自我安慰。如此被邊緣化了的孤寂生活，無形的壓抑，使她性格變得更粗暴、更好發脾氣、好罵人。有次，她問我有否看過某某那本書？我說沒有，她便衝口而出罵我「王八蛋」，真是豈有此理！她竟若無其事。其實，對我已算是客氣了。她和兒子更弄得無法共處。實際上她非常疼他，當有需要和生病時，兒子來幫她、陪她，她也很動情，經常擁吻他。她兒子接待我並接受我勸導，有時帶小孩來家中歡聚，有時也共餐，林希翎感謝我給她帶來家的感覺。
其實法國社會根本沒注意和理會林希翎。唯有一位老頭（名字我忘了，可能是法國的托派首腦）真心關照過她。在我陪她的三個月中，只有一對信法輪功的粵籍夫婦，端午節給她送過子和大紀元報，一次開車送過她去見牙醫。幸好她有一近鄰胡美鳳，是廣東人，也當過解放軍。雖不喜歡林希翎口出狂言、罵人，卻常好心勸戒她、常幫她處理些私事。因林希翎只會關心大事，不會處理自己的家事。美鳳和我結下了友誼，當我回了香港和澳洲，都是她打電話和我傾談林希翎的情況。
晚年仍然多才多藝
天生樂觀性格的林希翎，在我陪伴的那段時間，有時興致起，還會搬出電子琴或二胡來彈奏一番。看我有興趣欣賞，也就更加來勁，大顯她的技藝。我實在敬佩她記憶力那樣地好，五十年代流行的革命歌曲，當年我在革命部隊，也唱得滾瓜爛熟，如今老了都忘了。而她卻不用看歌譜，就能一首首地彈出來。她的架上，還有在巴黎得的三個乒乓球賽獎品，和老人二百米遊泳的獎狀。
這讓我想起少年的她參軍在文工團時，以及在讀大學時，她是如何多才多藝。如今晚年不僅生活難自理，最慘的是無法實現回國心願，大病又連連身，行動不便，孤單凄寂，實在可憐至極！
她早年參軍﹒上北京、進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學馬列、毛選，從而有了社會主義的理想。同時她也吸入了「火藥」，學到了毛澤東「與人鬥，其樂無窮」的品性。但是她本性善良，在長期失去父愛、渴求父愛的情況下，得到吳玉章、胡耀邦和謝覺哉三位富有人性而正派的中共中央委員的特別關懷和器重。在一九五六年，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給中國帶來春風，胡耀邦主持團中央，一度出現了思想界期望的寬鬆，《中國青年報》與《人民日報》都改版，她的特長和特性得以揮灑，也有了某些現實的體驗。由於她從小受母親仇視國民黨的教育，也有性格上的原因，她的理論只限於大學所學課程，結果她一生都是個純情幼稚的理想主義者。被打成大右派和被送進監獄，她都一直只知仇恨和抵抗中共的極左官僚和具濃厚封建意識的當權者，而不是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她始終都不肯當台灣所企劃的「反共義士」，她親口對我說：赴香港探親是胡耀邦批的，她不能害他。胡耀邦無奈下台、八九「六四」，她奮不顧身地投身抗拒中共政權極左思潮的活動。她歡迎敬重朱鎔基當總理。胡錦濤說她「會活得更好」，她大受鼓舞，要回國獻餘力、度晚年，她頻向中共送秋波，乞求右派的改正，不踏中共禁區。
但中共始終不理睬，令她大失所望。二零零六年底大病危急，經喉嚨開洞等大手術後，身心腦全衰退和變化，不能單獨出門走動，又沒人陪伴，長年累月不是入院搶救、孤單住療養院，就是無聊失落困惑在靜寂的家中。她這才接觸法輪功和西方的反中共宣傳，興起時發洩對中共無能處理她歷史問題的憤懣。
迫害加重她疑心病
政治迫害也令林希翎疑心病嚴重。她找不到記錄朋友的電話簿，就說兒子帶來的客人是中共特務，把它偷走；結果又在家中找到了。她的信箱一時打不開，叫我去親眼目睹，特務對她是如何地處處作難。我一看，原來是她用郵寄方式買東西，郵差塞進郵箱，阻礙了郵箱鎖鑰的轉動。一天，區域性電路出故障，她看不了電視。武斷地肯定又是特務在為難她，甚至懷疑我也是中共派來的，立即對我翻臉，叫人難堪。幸好我在巴黎還有親戚，她的兒子和胡美鳳又對我特好，當然我也能理會她的怪異來自不幸遭遇，不想和她計較；實際上她本性善良，半夜怕我受涼，曾為我蓋被子。她也敢於認錯，珍惜我的陪伴，當臨近我飛回香港的日子，她深表依戀、頻頻向她兒子說我就快回去了。我離她家的前一天，她兒子為我送行，特地去某地方買新鮮的海鮮來共餐。我要求提前去我弟妹家住兩天，說好她兒子開車送我；她硬是還叫她那開出租車謀生的侄兒也來，她自己也要送我。她想平日自己無法招待我，反而常是我獨自去超市買日用品及食品。她兩年多來沒出門盡興過，是我陪她去巴黎市中心到處遊遊。
我特別陪她去中國商店買了許多她想要和想吃的東西，裝滿一大背袋，我為她背回家的，令她很開心。我要走了，她想到我弟妹家附近的飯店，準備請我們大吃一餐的。可臨走前她非要我將日記複製在她的電腦裏，這已侵犯了我的人權。她還因見到她兒子私下對我談的話，不合她的心意，氣急敗壞起來，非把我的記錄全部除。簡直用她被專政的態度和手法來對待臨別的好友了，我生氣不答應。她兒子知她的怪誕，勸我同意。說她根本不懂電腦，他會為我全保留著。遇到似瘋癲的病人，也只好任之。可笑的是如此狀況，她還要請我吃飯，我毅然謝絕。她侄兒也笑她說：這樣待人，誰還想吃呢！可見她的精神狀態，有時就會是很不正常的。
零八年八月十七日我離開巴黎，她九月初就發了大病，昏迷了三天。九月九日，在病房主動打電話給我，說她死去了三天。喉嚨又被割開，裝上小機器了，才能吃飯和起身、沿牆走去洗手間了。在醫院打電話很貴，收線叫我即刻打過去。然後向我大訴其苦，講她死去見到她前夫父母等鬼魂。在她病到這種地步了，還有心要求我要寫她，盡量以我的角度任意寫，批判她都行。她是多麼擔心社會忘了她，擔心再沒有有關她的文章出現啊。因她病在法國沒人探望極無聊，我回港後和她母子就一直保持著電話聯絡。當她病情穩定，轉入療養院，當天她回家拿東西，在家打不收費的電話來香港，與我通話，但沒法告知療養院的電話。年底，我往她家打電話，得知她回家已十天了，和我談了足足九十分鐘。她說她的孤單，不能出門，連飯都是食堂服務員送到家來吃的。她又和兒子大鬧一場，把家裏的傢俱都砸壞了等等。
二月二十六日，胡美鳳向我電告她的實況，要我教育她該如何正確對待兒子……說林希翎向她承認與我臨別時她發脾氣是做錯了事，而我陪她的那段時間是她病重以來最幸福的日子。她很高興我還願與她通話。胡美鳳叫我要多給她電話，她實在太可憐了。第二天我就和她通話，可惜她很虛弱，說她已離不開氧氣瓶了，已大不如前了，說不了幾句話了！收了線，我不禁想她本可以當學者、作家的，卻因選上了不適合自己的政治舞台而成悲劇人物。
三月一日她主動打電話給我，要我找她前夫，傳達她討債似的要求，我不樂意。她馬上又不高興了，說什麼她在對牛彈琴，說我沒受過她的苦，不可能理解她的憤慨和要求等。
兩週後，她又主動給我電話了，顯得非常地平靜，口氣、音調讓你感到她精神和心情都特好。她說今天天氣好，有太陽，她出來曬太陽。我能想像她是帶著一張厚紙片，躺到她屋前的草坪處曬太陽的。她就是如此地隨便，常是肆無忌憚地保持著難民姿態。她又要求我寫關於她的文章，因為去年臨別前她的無理取鬧，讓我生氣曾說不要寫她了。她這一生與我傾訴得最多，幾乎連她的秘密都向我訴盡，更給我很多文字資料。我不寫她，她豈可甘心。
她說大陸有些人在搜集和研究她的資料，把她說得比林昭更有價值。我想她是為此才再主動要求我寫她的。她實在太可憐了，自己無法寫了，身邊又沒人可幫她。兒子也看不懂中文，也許她一向為了保護孩子，長期忽視他的中文教育，總不願兒子了解和參與她的活動，導致後繼無人。
為胡耀邦忌辰寫輓聯
沒過幾天，她接大陸錢理群、陳奉孝、老鬼、朱毅諸先生通過人給她電話，邀她在紀念胡耀邦逝世二十週年忌辰中作表示。她興奮、激動，整個人又精神起來了。她用盡全身心之力，終於構思和寫下《八無八有》一輓聯：「無私無欲，無怨無悔，無辜無奈，無敵無畏；有情有義，有血有肉，有肩有勇，有膽有識」的文稿。對她來說，這是破除萬難以豐富的感情作出的「大作」。用心用力過度，勞累不堪了。兩、三年前醫生就要求她，必須二十四小時不停輸氧氣，但兩個輸氧氣的膠管插入鼻孔中，確是不舒服的，怎忍受得了！她不到沒氣力就不插，但到時候，身邊又沒人陪伴和關照。特別在她專心致意、字斟句酌地寫時，可能忘掉或遠離了氧氣管。一下子找不到或拿不到氧氣管，虛弱的身體不住了，她自然又昏迷了過去。還好有人發現立送醫院搶救，醒來她硬是堅持，輓聯寫成是她入院那天三月二十六日，她在法國巴黎郊區聖卡米拉醫院加護病房的病榻上，落款為「五十三年前忘年交：林希翎拜輓」。
她急促央求兒子立即影印傳遞給聯絡人。交代完後，她了卻一件大事，再度昏迷，有心人收到後輓聯寫到花籃緞帶上，林希翎的花籃與羊子﹑王若望獻祭的花籃並列，伴著李昭率眾子女的主祭花籃共十個，排在胡耀邦墓前，由來自全國各地的拜祭者肅立見證。躺在賽納河醫院裏的林希翎，還在昏迷被搶救中，她兒子和傳遞人都擔心她醒不來了。她兒子告訴我，又昏迷了五天，入院當天、四月八日及十二日先後搶救三次，最終還是醒過來了。她在電話中親自高興告訴我，能參加祭祀胡耀邦感到興奮和自豪。
四月二十六日，她來電說自己已在死亡線上。被送到大醫院去輸了六百cc的血，當時她昏迷不知道，否則她見血害怕，不肯輸的。但她也笑說身上的血已是外國人的了，以前她說自己在苟延殘喘，有九十九次「已上路了」，而居然仍倖存下來。她說上帝這次不讓她死，是給予她使命，她只有堅活下去。
六月三日，醫生不讓出院，她非出院不可，堅決給醫生簽字稱「自行負責」，因而出了院。她請侄兒載她去人權廣場赴「六四」紀念會，但侄兒拒絕載她。她在電話裏告訴我，還是兒子好，為她電召出租車載她去（她家附近根本無法搭到出租車，更不要說載她這號病人了）。我知她的身體狀況問：「你還去幹什麼？」她說：「去站一站，說一句話。」又告訴我六月五日，巴黎市政府召開給達賴喇嘛榮譽市民大會，她也是乘出租車去的。我說沒人來車接你，還自己打的去？她說：命都不要了，還計較這！然後向我細說她和達賴喇嘛對話的每一句，她和他同齡，共同點是毛澤東對他倆都好，他倆都懷念胡耀邦，兩人都走中間路線，達賴喇嘛並沒有要獨立，還有兩人都是回不了家國。不同的是他信仰佛教，她是基督徒。她說達賴喇嘛的最後一句話是「我們一起回家」。她盛讚達賴喇嘛水平高、態度好，難怪西方人都敬他服他。我告訴她女兒有病，我要去澳洲柏斯陪她時，她則向我講自己治病的經驗。
七月十五日，胡美鳳打電話到澳洲給我，說她的病上週又大發作了，用急救車送醫院，醫生說她已得了血癌，血不，很危險，要常輸血。但上次她簽字自行負責出了院，現在她須住院，而醫院沒有床位，只好把她送回家。如此病重、生活無法自理的人，孤單躺在家，美鳳只好煮點東西去給她吃。但她也是老人、病人，根本沒法多陪伴她。
幸好在得知患上血癌﹑血小板低到不輸血就會死的這一天，知名的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夫婦要來看望她，令她開心得忘掉自己已快病死，請侄兒次天去載他倆來家會聚。方勵之是來參加聯合國主辦的第十二屆馬歇爾．格魯斯曼廣義相對論大會（MG十二）。這是廣義相對論方面國際第一流的會議，每三年開一次。這次定在法國巴黎，法國總統請他夫婦參加法國國慶觀禮。他倆因八九「六四」出國，和林希翎一樣當過右派，現在美國定居。又都是中國大陸五七屆大學畢業生，有共同的時代感，與林希翎感同身受。
一九九零年方勵之夫婦到巴黎開會，林希翎就主動找到他倆相識相聚。隨後他倆到巴黎開會，也一定探望她。這次已是第二次到林希翎家了，第一次她和孩子住在一起的，身體還不錯。現在看到的她是極虛弱，氧氣瓶放在身邊，說幾句話就沒力氣要吸氧氣。方勵之夫婦很理解和同情林希翎想回家國的心情，她國內有親戚、有幾個妹妹，也買了房子。方勵之夫婦說過去五十年了，右派還不給改正，真是低能。這樣對她實在太不公平了！他們有許多共同興趣的話題，交談了三個多小時。林非常高興和激動，但就不能出門，方勵之夫婦想請林吃一頓飯都不行。看她很疲倦了，也只好告辭。林希翎患血癌每週要去醫院輸血一、兩次，每次輸兩袋，一袋三百cc鮮血，一袋血小板也是三百cc。從出門口到醫院掛號辦手續、輸完血回家，一直都沒人陪伴與幫忙，只靠醫院派車接送。幾年來都要隨身帶氧氣瓶，隨時吸氧氣，也是政府有關部門派人定時送來。
她居住的九十四區，是法國共產黨當政，執政者是經民眾選舉的。這個區特別照顧弱勢群體，當政者民望很高，總是獲選民支持而連連執政。她生病治療住院、搶救，僅這家搶救中心已救過她五次，有時一個晚上就要耗用兩千多歐元（約合三千美元），長期需氧氣和輸血等全部都是免費的。連食堂用餐，因她生活靠福利金，每餐和所有用餐長者吃的全一樣，但餐費不一樣。有錢老人要付高消費價錢，她付最低的消費價錢。午餐吃法國西餐，好幾道食物、飲品與水果。每人一份，特別豐盛。現她病重不能出門上食堂，服務員送午餐給她在家吃。她病重，身邊沒有人陪伴和照顧，完全無法作點可口的食物。唯有將吃不了的午餐，配上兒子平時為她買的牛奶、餅乾等食品，作早晚餐食用。
胡美鳳八月底要去旅行前，專門去看她，林希翎說：「你回來見不到我了。」胡美鳳說不會，叫她放鬆。她其實對死也抱平常心，但還是希望有些事須要這位好心人幫忙或知道。胡留手提電話號給她。九月十九日她兒子去看她，醫生要為她插管助呼吸，她說不要了。因為要連續插十來天。她用筆堅決表示「不要了！」二十日兒子來看望，她已不會說話。兒子次日上午來，她已走了！胡美鳳二十一日晚間回來，真的再也見不到她了。胡手機是在中國大陸買的，走時忘了充電器，無法接聽電話，但見林三次來電的記錄，我和胡都知道她病、累，很難得主動打電話，竟打了三次，不知想說什麼呢？令人特別遺憾！
巴黎使館贈五千歐元
九月二十八日林希翎的葬禮，在巴黎公社社員牆所在地的火葬殯儀館舉行，胡美鳳﹑兒子樓信達先後電告我詳情。雖是星期一的上班時間，還是有百來人參加追思會。很多人當場都哭了，胡美鳳說她也流淚了。中國駐法大使館人員沒參加追思會，也不送花圈，但派人送來五千歐元。她兒子說他母親病重時，中國大使館也曾來人探望過。我在澳洲柏斯走不開，無法去送她最後一程。現在除了寫此文表示悼念外，我將盡可能地將她奇特人生的故事和她的心路歷程都整理出來，與大家分享。
原载亚洲周刊2009年第4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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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希翎是我大學的同班同學，由於七九年我在香港《鏡報》發表有關她的文章，她才找到我。之後，幫她接待獲准來港的老母親和六歲兒子。從此，她跟我就有了深切的交往。她來香港也常住我家，我去巴黎則住她那兒。九月二十一日，她走了，遠的先不說。我現以老同學老友的沉重心情，回憶她最後一年半，重病身、孤寂無奈的情境和心緒，作為對她的悼念！
她晚年極度孤寂，但只要一息尚存就要「戰鬥」，就喜歡「轟動」。懷著對中共的失望，零七年「六四」抱病特地到巴黎紀念會場上，宣布以後恐怕不能再來參加了，希望大家繼續爭取和奮鬥。
零六年一﹑二月，病危動手術急救後，醫生囑咐：從此不宜遠行，不便乘飛機。六月某日，她騙過醫生和航空公司，從巴黎趕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她上飛機要坐輪椅、帶氧氣。她說：「冒著最後生命危險，來美國參加紀念反右五十週年的國際學術討論會，為的是給歷史作一個見證人。」一群老右派，面對五十年前的「偶像」，自然給她的掌聲最多。她興奮得忘掉一切病痛，走近麥克風，人老體弱的她仍壯懷激烈，激言頻頻，在演講中拍桌子的也只有她一個。
林希翎對我說，邀請者只給了她一張來回機票，和負責三天會議的食宿，其他就都不管了。所以她在美國的八個月，全部是不認識的人招待和供應她在美的生活費。二零零八年二月一八日，她心臟病發作，出現肺積水、血管堵塞，情況危急。當時她是獨自租住在一間沒暖氣的簡陋房裏，住她對面的父女將她送進紐約皇后區醫院急救。紐約時間三月三日晚，由一個法國醫療人道組織，將她接回巴黎治療。
三月六日下午，我打電話找林希翎的兒子樓信達，才知道不是法國領事給的錢，而是他為母親事先買了保險，而請保險公司接回法國的。我誇讚他，說現在他可好好陪母親了。可他說「不能」。我好奇地問為什麼？答：「跟她一起，我就會瘋的！因為她要我控告美國醫院、控告現在法國醫院不給她請翻譯，請了翻譯，她又不信任……」我立即致電林希翎，她聽到我聲音很高興，又請我原諒她，為早前的誤會向我賠不是。我並沒記恨，她就哈哈大笑，再責怪美國住院怎麼不好，為省錢，亂搶救……還是法國好，現在她自己住一間病房。又說還是有兒子好，這次是兒子救她回來。我趁機誇他的孝順，她卻說這都是上帝的安排……但又立即擔心起兒子今晚沒來，去電沒接，擔心他可能出事了……我告訴她，他剛和我通過話不會出事的。她馬上大喜，然後恢復如昔，跟我無所不談，足足談了一小時多。我勸她樂觀，專心保健。她馬上高興起來，羨慕我有個好家庭、晚年幸福、好人有好報；後悔自己離婚，承認還是有一個家好；談了許多往事，講在國內買房等等如何受騙上當。在金華呆了一年，小兒才會出事，導致她如今特別孤苦。接著說她在美國聽到法輪功人士說中共許多不好等等，我就說她又要上當受騙了。
然後轉話題，講到謝長廷和蘇貞昌在美國和她會面了，兩岸關係是她最先做了工作……說當年謝長廷聽她的話，要和門通，聯繫時失密，陳水扁搞了鬼……零五年她第三次去台灣是馬英九父親請她去的，她對他說：國民黨應要馬英九出來，當時馬父捨不得，是她說服了他。意思即現在台灣兩位候選人都是她「捧」出來的。
又談及一些中共層幹部對她很不錯；而現在北京的控制很嚴，胡耀邦遺孀要見她都不行。她最終就是希望我能抽些時間來寫她，並從我的角度來寫她。我雖沒承諾，但在她的再次要求下，我的確興起了記錄她奇特的人生和充滿極為頑生命力心路歷程。
她住院期間除了兒子之外沒人去探望，極為孤寂。我常打電話去和她聊天，病情好轉後住療養院。二零零八年五月，我應二妹之約到了巴黎。她兒子接我去療養院探望。早已住厭醫院、急要離開療養院的她，因病不可單獨生活，故醫生不准她出院。聰明的她就藉我來探望，向醫生說現在有人陪伴了，而求得出院。同時要求我在這巴黎旅遊的好季節，留下來陪她，可順便盡興遊覽巴黎；她還主動打電話請我丈夫支持和同意。她母子又一致希望我能為她整理資料寫文章，因為她已不能動筆了。我雖比她年長，但身體健康，生活自由自在。憐憫之心人皆有之，實在不忍見她孤單療養。就這樣我陪伴她三個月。
平等待勞工的情懷
林希翎一住回自己家中，法國福利署立即免費派工人，每天來做兩小時清潔。她有剛解放時共產黨培養的平等待勞工的情懷，工人和她處得很好。每天清潔後在她動嘴指揮下，幫清理她堆積的許多衣物和雜物。我就抓緊時間出去暢遊巴黎名勝，賞玩巴黎的藝術和美景。不過，我總會盡早回來，陪她一起散步，因為沒人陪，她是不能單獨走出門的。而她在該住區生活二十五年了，每條路、每片地、所有建設設施她都很熟悉。
我倆不覺走遍全區每一角落。她向我介紹法國共產黨領導這區的經濟、文化特色，我倆還和居住在該區的越南、老撾難民聊天，也使我深入法國社會的底層，了解學習到了許多東西。她的身心健康也好轉得快。她說為了許多愛她幫她的好人，她必須活下去。為了看壞人的下場，她也要活下去。我倆就這樣地朝夕共處，隨時傾談。她給我安排個寫字，讓我看她提供的許多資料或書籍，她的兒子更特地買一架新打印機讓我印資料，許多她認為寶貴的資料諸如：和她見面在她的紀念簿上的留言、題詞或信件等等，她都要我過目和影印。除了她要保留的以外，均任由我挑選，讓我選用和保存。她有個心願，想買屋作《林希翎紀念館》。因現住的房子，將來政府會收回。她要有屬於自己永久所有的屋，還要樓上樓下、或可分割開的兩套房；以便她當前可和兒子家人一起住。逝世後，可把自己的和有關右派的、朋友交託的所有資料放著紀念、供人參觀。但是她不僅是經濟能力做不到，精力更不行，只是個夢想而已！
社會媒體沒有了她的聲息，社區平民百姓不會注意到她，這種沉寂對一向喜歡轟動、萬人矚目的她，是重大的失落和痛苦。記得我陪她的三個月中，有次她在電話裏，問友人有否熟悉的記者，請找來採訪她。又有一次，她對我說：某報要她談對中國奧運的看法，叫她在電話中說。當時我不在，她已談過，又要求重新談，叫我在旁聽她講。開始她還平靜地談些祝福奧運的希望話，講講就激怒而亂了套，對方就叫停了。她還對我說：會在大陸播放的；我想她是在自我安慰。如此被邊緣化了的孤寂生活，無形的壓抑，使她性格變得更粗暴、更好發脾氣、好罵人。有次，她問我有否看過某某那本書？我說沒有，她便衝口而出罵我「王八蛋」，真是豈有此理！她竟若無其事。其實，對我已算是客氣了。她和兒子更弄得無法共處。實際上她非常疼他，當有需要和生病時，兒子來幫她、陪她，她也很動情，經常擁吻他。她兒子接待我並接受我勸導，有時帶小孩來家中歡聚，有時也共餐，林希翎感謝我給她帶來家的感覺。
其實法國社會根本沒注意和理會林希翎。唯有一位老頭（名字我忘了，可能是法國的托派首腦）真心關照過她。在我陪她的三個月中，只有一對信法輪功的粵籍夫婦，端午節給她送過子和大紀元報，一次開車送過她去見牙醫。幸好她有一近鄰胡美鳳，是廣東人，也當過解放軍。雖不喜歡林希翎口出狂言、罵人，卻常好心勸戒她、常幫她處理些私事。因林希翎只會關心大事，不會處理自己的家事。美鳳和我結下了友誼，當我回了香港和澳洲，都是她打電話和我傾談林希翎的情況。
晚年仍然多才多藝
天生樂觀性格的林希翎，在我陪伴的那段時間，有時興致起，還會搬出電子琴或二胡來彈奏一番。看我有興趣欣賞，也就更加來勁，大顯她的技藝。我實在敬佩她記憶力那樣地好，五十年代流行的革命歌曲，當年我在革命部隊，也唱得滾瓜爛熟，如今老了都忘了。而她卻不用看歌譜，就能一首首地彈出來。她的架上，還有在巴黎得的三個乒乓球賽獎品，和老人二百米遊泳的獎狀。
這讓我想起少年的她參軍在文工團時，以及在讀大學時，她是如何多才多藝。如今晚年不僅生活難自理，最慘的是無法實現回國心願，大病又連連身，行動不便，孤單凄寂，實在可憐至極！
她早年參軍﹒上北京、進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學馬列、毛選，從而有了社會主義的理想。同時她也吸入了「火藥」，學到了毛澤東「與人鬥，其樂無窮」的品性。但是她本性善良，在長期失去父愛、渴求父愛的情況下，得到吳玉章、胡耀邦和謝覺哉三位富有人性而正派的中共中央委員的特別關懷和器重。在一九五六年，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給中國帶來春風，胡耀邦主持團中央，一度出現了思想界期望的寬鬆，《中國青年報》與《人民日報》都改版，她的特長和特性得以揮灑，也有了某些現實的體驗。由於她從小受母親仇視國民黨的教育，也有性格上的原因，她的理論只限於大學所學課程，結果她一生都是個純情幼稚的理想主義者。被打成大右派和被送進監獄，她都一直只知仇恨和抵抗中共的極左官僚和具濃厚封建意識的當權者，而不是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她始終都不肯當台灣所企劃的「反共義士」，她親口對我說：赴香港探親是胡耀邦批的，她不能害他。胡耀邦無奈下台、八九「六四」，她奮不顧身地投身抗拒中共政權極左思潮的活動。她歡迎敬重朱鎔基當總理。胡錦濤說她「會活得更好」，她大受鼓舞，要回國獻餘力、度晚年，她頻向中共送秋波，乞求右派的改正，不踏中共禁區。
但中共始終不理睬，令她大失所望。二零零六年底大病危急，經喉嚨開洞等大手術後，身心腦全衰退和變化，不能單獨出門走動，又沒人陪伴，長年累月不是入院搶救、孤單住療養院，就是無聊失落困惑在靜寂的家中。她這才接觸法輪功和西方的反中共宣傳，興起時發洩對中共無能處理她歷史問題的憤懣。
迫害加重她疑心病
政治迫害也令林希翎疑心病嚴重。她找不到記錄朋友的電話簿，就說兒子帶來的客人是中共特務，把它偷走；結果又在家中找到了。她的信箱一時打不開，叫我去親眼目睹，特務對她是如何地處處作難。我一看，原來是她用郵寄方式買東西，郵差塞進郵箱，阻礙了郵箱鎖鑰的轉動。一天，區域性電路出故障，她看不了電視。武斷地肯定又是特務在為難她，甚至懷疑我也是中共派來的，立即對我翻臉，叫人難堪。幸好我在巴黎還有親戚，她的兒子和胡美鳳又對我特好，當然我也能理會她的怪異來自不幸遭遇，不想和她計較；實際上她本性善良，半夜怕我受涼，曾為我蓋被子。她也敢於認錯，珍惜我的陪伴，當臨近我飛回香港的日子，她深表依戀、頻頻向她兒子說我就快回去了。我離她家的前一天，她兒子為我送行，特地去某地方買新鮮的海鮮來共餐。我要求提前去我弟妹家住兩天，說好她兒子開車送我；她硬是還叫她那開出租車謀生的侄兒也來，她自己也要送我。她想平日自己無法招待我，反而常是我獨自去超市買日用品及食品。她兩年多來沒出門盡興過，是我陪她去巴黎市中心到處遊遊。
我特別陪她去中國商店買了許多她想要和想吃的東西，裝滿一大背袋，我為她背回家的，令她很開心。我要走了，她想到我弟妹家附近的飯店，準備請我們大吃一餐的。可臨走前她非要我將日記複製在她的電腦裏，這已侵犯了我的人權。她還因見到她兒子私下對我談的話，不合她的心意，氣急敗壞起來，非把我的記錄全部除。簡直用她被專政的態度和手法來對待臨別的好友了，我生氣不答應。她兒子知她的怪誕，勸我同意。說她根本不懂電腦，他會為我全保留著。遇到似瘋癲的病人，也只好任之。可笑的是如此狀況，她還要請我吃飯，我毅然謝絕。她侄兒也笑她說：這樣待人，誰還想吃呢！可見她的精神狀態，有時就會是很不正常的。
零八年八月十七日我離開巴黎，她九月初就發了大病，昏迷了三天。九月九日，在病房主動打電話給我，說她死去了三天。喉嚨又被割開，裝上小機器了，才能吃飯和起身、沿牆走去洗手間了。在醫院打電話很貴，收線叫我即刻打過去。然後向我大訴其苦，講她死去見到她前夫父母等鬼魂。在她病到這種地步了，還有心要求我要寫她，盡量以我的角度任意寫，批判她都行。她是多麼擔心社會忘了她，擔心再沒有有關她的文章出現啊。因她病在法國沒人探望極無聊，我回港後和她母子就一直保持著電話聯絡。當她病情穩定，轉入療養院，當天她回家拿東西，在家打不收費的電話來香港，與我通話，但沒法告知療養院的電話。年底，我往她家打電話，得知她回家已十天了，和我談了足足九十分鐘。她說她的孤單，不能出門，連飯都是食堂服務員送到家來吃的。她又和兒子大鬧一場，把家裏的傢俱都砸壞了等等。
二月二十六日，胡美鳳向我電告她的實況，要我教育她該如何正確對待兒子……說林希翎向她承認與我臨別時她發脾氣是做錯了事，而我陪她的那段時間是她病重以來最幸福的日子。她很高興我還願與她通話。胡美鳳叫我要多給她電話，她實在太可憐了。第二天我就和她通話，可惜她很虛弱，說她已離不開氧氣瓶了，已大不如前了，說不了幾句話了！收了線，我不禁想她本可以當學者、作家的，卻因選上了不適合自己的政治舞台而成悲劇人物。
三月一日她主動打電話給我，要我找她前夫，傳達她討債似的要求，我不樂意。她馬上又不高興了，說什麼她在對牛彈琴，說我沒受過她的苦，不可能理解她的憤慨和要求等。
兩週後，她又主動給我電話了，顯得非常地平靜，口氣、音調讓你感到她精神和心情都特好。她說今天天氣好，有太陽，她出來曬太陽。我能想像她是帶著一張厚紙片，躺到她屋前的草坪處曬太陽的。她就是如此地隨便，常是肆無忌憚地保持著難民姿態。她又要求我寫關於她的文章，因為去年臨別前她的無理取鬧，讓我生氣曾說不要寫她了。她這一生與我傾訴得最多，幾乎連她的秘密都向我訴盡，更給我很多文字資料。我不寫她，她豈可甘心。
她說大陸有些人在搜集和研究她的資料，把她說得比林昭更有價值。我想她是為此才再主動要求我寫她的。她實在太可憐了，自己無法寫了，身邊又沒人可幫她。兒子也看不懂中文，也許她一向為了保護孩子，長期忽視他的中文教育，總不願兒子了解和參與她的活動，導致後繼無人。
為胡耀邦忌辰寫輓聯
沒過幾天，她接大陸錢理群、陳奉孝、老鬼、朱毅諸先生通過人給她電話，邀她在紀念胡耀邦逝世二十週年忌辰中作表示。她興奮、激動，整個人又精神起來了。她用盡全身心之力，終於構思和寫下《八無八有》一輓聯：「無私無欲，無怨無悔，無辜無奈，無敵無畏；有情有義，有血有肉，有肩有勇，有膽有識」的文稿。對她來說，這是破除萬難以豐富的感情作出的「大作」。用心用力過度，勞累不堪了。兩、三年前醫生就要求她，必須二十四小時不停輸氧氣，但兩個輸氧氣的膠管插入鼻孔中，確是不舒服的，怎忍受得了！她不到沒氣力就不插，但到時候，身邊又沒人陪伴和關照。特別在她專心致意、字斟句酌地寫時，可能忘掉或遠離了氧氣管。一下子找不到或拿不到氧氣管，虛弱的身體不住了，她自然又昏迷了過去。還好有人發現立送醫院搶救，醒來她硬是堅持，輓聯寫成是她入院那天三月二十六日，她在法國巴黎郊區聖卡米拉醫院加護病房的病榻上，落款為「五十三年前忘年交：林希翎拜輓」。
她急促央求兒子立即影印傳遞給聯絡人。交代完後，她了卻一件大事，再度昏迷，有心人收到後輓聯寫到花籃緞帶上，林希翎的花籃與羊子﹑王若望獻祭的花籃並列，伴著李昭率眾子女的主祭花籃共十個，排在胡耀邦墓前，由來自全國各地的拜祭者肅立見證。躺在賽納河醫院裏的林希翎，還在昏迷被搶救中，她兒子和傳遞人都擔心她醒不來了。她兒子告訴我，又昏迷了五天，入院當天、四月八日及十二日先後搶救三次，最終還是醒過來了。她在電話中親自高興告訴我，能參加祭祀胡耀邦感到興奮和自豪。
四月二十六日，她來電說自己已在死亡線上。被送到大醫院去輸了六百cc的血，當時她昏迷不知道，否則她見血害怕，不肯輸的。但她也笑說身上的血已是外國人的了，以前她說自己在苟延殘喘，有九十九次「已上路了」，而居然仍倖存下來。她說上帝這次不讓她死，是給予她使命，她只有堅活下去。
六月三日，醫生不讓出院，她非出院不可，堅決給醫生簽字稱「自行負責」，因而出了院。她請侄兒載她去人權廣場赴「六四」紀念會，但侄兒拒絕載她。她在電話裏告訴我，還是兒子好，為她電召出租車載她去（她家附近根本無法搭到出租車，更不要說載她這號病人了）。我知她的身體狀況問：「你還去幹什麼？」她說：「去站一站，說一句話。」又告訴我六月五日，巴黎市政府召開給達賴喇嘛榮譽市民大會，她也是乘出租車去的。我說沒人來車接你，還自己打的去？她說：命都不要了，還計較這！然後向我細說她和達賴喇嘛對話的每一句，她和他同齡，共同點是毛澤東對他倆都好，他倆都懷念胡耀邦，兩人都走中間路線，達賴喇嘛並沒有要獨立，還有兩人都是回不了家國。不同的是他信仰佛教，她是基督徒。她說達賴喇嘛的最後一句話是「我們一起回家」。她盛讚達賴喇嘛水平高、態度好，難怪西方人都敬他服他。我告訴她女兒有病，我要去澳洲柏斯陪她時，她則向我講自己治病的經驗。
七月十五日，胡美鳳打電話到澳洲給我，說她的病上週又大發作了，用急救車送醫院，醫生說她已得了血癌，血不，很危險，要常輸血。但上次她簽字自行負責出了院，現在她須住院，而醫院沒有床位，只好把她送回家。如此病重、生活無法自理的人，孤單躺在家，美鳳只好煮點東西去給她吃。但她也是老人、病人，根本沒法多陪伴她。
幸好在得知患上血癌﹑血小板低到不輸血就會死的這一天，知名的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夫婦要來看望她，令她開心得忘掉自己已快病死，請侄兒次天去載他倆來家會聚。方勵之是來參加聯合國主辦的第十二屆馬歇爾．格魯斯曼廣義相對論大會（MG十二）。這是廣義相對論方面國際第一流的會議，每三年開一次。這次定在法國巴黎，法國總統請他夫婦參加法國國慶觀禮。他倆因八九「六四」出國，和林希翎一樣當過右派，現在美國定居。又都是中國大陸五七屆大學畢業生，有共同的時代感，與林希翎感同身受。
一九九零年方勵之夫婦到巴黎開會，林希翎就主動找到他倆相識相聚。隨後他倆到巴黎開會，也一定探望她。這次已是第二次到林希翎家了，第一次她和孩子住在一起的，身體還不錯。現在看到的她是極虛弱，氧氣瓶放在身邊，說幾句話就沒力氣要吸氧氣。方勵之夫婦很理解和同情林希翎想回家國的心情，她國內有親戚、有幾個妹妹，也買了房子。方勵之夫婦說過去五十年了，右派還不給改正，真是低能。這樣對她實在太不公平了！他們有許多共同興趣的話題，交談了三個多小時。林非常高興和激動，但就不能出門，方勵之夫婦想請林吃一頓飯都不行。看她很疲倦了，也只好告辭。林希翎患血癌每週要去醫院輸血一、兩次，每次輸兩袋，一袋三百cc鮮血，一袋血小板也是三百cc。從出門口到醫院掛號辦手續、輸完血回家，一直都沒人陪伴與幫忙，只靠醫院派車接送。幾年來都要隨身帶氧氣瓶，隨時吸氧氣，也是政府有關部門派人定時送來。
她居住的九十四區，是法國共產黨當政，執政者是經民眾選舉的。這個區特別照顧弱勢群體，當政者民望很高，總是獲選民支持而連連執政。她生病治療住院、搶救，僅這家搶救中心已救過她五次，有時一個晚上就要耗用兩千多歐元（約合三千美元），長期需氧氣和輸血等全部都是免費的。連食堂用餐，因她生活靠福利金，每餐和所有用餐長者吃的全一樣，但餐費不一樣。有錢老人要付高消費價錢，她付最低的消費價錢。午餐吃法國西餐，好幾道食物、飲品與水果。每人一份，特別豐盛。現她病重不能出門上食堂，服務員送午餐給她在家吃。她病重，身邊沒有人陪伴和照顧，完全無法作點可口的食物。唯有將吃不了的午餐，配上兒子平時為她買的牛奶、餅乾等食品，作早晚餐食用。
胡美鳳八月底要去旅行前，專門去看她，林希翎說：「你回來見不到我了。」胡美鳳說不會，叫她放鬆。她其實對死也抱平常心，但還是希望有些事須要這位好心人幫忙或知道。胡留手提電話號給她。九月十九日她兒子去看她，醫生要為她插管助呼吸，她說不要了。因為要連續插十來天。她用筆堅決表示「不要了！」二十日兒子來看望，她已不會說話。兒子次日上午來，她已走了！胡美鳳二十一日晚間回來，真的再也見不到她了。胡手機是在中國大陸買的，走時忘了充電器，無法接聽電話，但見林三次來電的記錄，我和胡都知道她病、累，很難得主動打電話，竟打了三次，不知想說什麼呢？令人特別遺憾！
巴黎使館贈五千歐元
九月二十八日林希翎的葬禮，在巴黎公社社員牆所在地的火葬殯儀館舉行，胡美鳳﹑兒子樓信達先後電告我詳情。雖是星期一的上班時間，還是有百來人參加追思會。很多人當場都哭了，胡美鳳說她也流淚了。中國駐法大使館人員沒參加追思會，也不送花圈，但派人送來五千歐元。她兒子說他母親病重時，中國大使館也曾來人探望過。我在澳洲柏斯走不開，無法去送她最後一程。現在除了寫此文表示悼念外，我將盡可能地將她奇特人生的故事和她的心路歷程都整理出來，與大家分享。
原载亚洲周刊2009年第46期
杜光：让大家都来分享他遗留的精神财富（何家栋专辑序言）
让大家都来分享他遗留的精神财富
——《往事微痕——何家栋专辑》序言
杜 光
何家栋是五七难友中最具悲剧色彩的思想家。
他的一生是备受煎熬的一生，但他从来没有在灾难面前放弃自己的尊严。他所表现的崇高品格和所写的大量文章，是他给社会留下的宝贵的精神遗产。特别是在他生命最后的十多年里，他以敏锐而清晰的洞察力，对自己毕生的经历和体验，对我们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进行了独立的思考，积累了非常丰富、非常深刻、对当代社会极有启蒙意义的思想理论成果。在他多数是用笔名所写的文章和同友人的通信中，闪烁着无数智慧的火花。但在文化专制主义的严酷管制之下，广大民众无缘分享他所创造的这些精神财富，从中受到启迪和教育。对于一个思想先行者来说，不能使自己思考所得的新认识新见解开花结果，充分发挥启蒙大众的作用——这种无奈和失落是非常痛苦的。2006年，何家栋在发现自己已经进入肺癌晚期、治疗无望后，曾在住院时对他的夫人陈蓓说：“这些年来，我化名写过一些文章，不但子女没有看过，连你也没有看过，为了让大家理解我，可以自费出书，送亲友看看。”
为了实现他的这个愿望，他的几位中青年朋友把他晚年的著作收集起来，编成《何家栋文集》，让他能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见到自己的著作问世，同时，也是为了帮助许多正在寻求真理的民众，能从他的真知灼见里获得教益。经过朋友们和印刷厂工人的努力，这部两卷本的《何家栋文集》终于在他弥留之际全部印刷装订完成。令人遗憾而极感气愤的是，就在这个时候，2006年10月15日夜里，国家专政机构竟派人闯进印刷厂搜查，将刚印好的《何家栋文集》全部没收，一本也没有留下。十几小时后，16日中午，何家栋就离开了人世。他在停止呼吸、闭上双眼之前，没有能够看到自己的著作，专政机构剥夺了他的这个实现最后希望的机会。这个丧失人性的政府行为，构成了何家栋悲剧人生的最后一幕。
但是，这个最后一幕还没有拉上帷幕，专政群丑就又为它添上一个尾声。17日凌晨，离何家栋去世只有十几个小时，北京市安全局的一伙男女敲开《何家栋文集》编者丁东等人的家，不但把他们带走（夜晚才被放回），而且在家中大肆搜抄，不但书架、抽屉翻了个遍，连被褥、衣橱、厨房、厕所也不放过。最后抄走了电脑和许多书籍、信件、资料、文稿，扬长而去。
违反宪法、践踏人权的专政机器，又一次地作了淋漓尽致的表演！
文化专制主义如此敌视何家栋的思想，不但查抄他的著作，连为他编文集的人都要加以迫害，这个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何家栋的思想在当代的意义和价值。《往事微痕》的编者决定在何家栋去世三周年之际选编一期“何家栋专辑”，传播这位五七难友生前的思想，使难友们和追求真理的广大民众有机会从他的睿智的论说中吸取精神营养。我非常支持这个明智的决定，并承诺为这个专辑写一篇序言。但我还没有动手，就陆续听到《往事微痕》进一步被查禁的消息：继我发表《收缴“往事微痕”为哪般？》之后，又发现《往事微痕》已经被列入邮局拒绝收寄的黑名单；接着，刚在印刷厂印好的第31、32两辑《往事微痕》，又被北京市文化执法总队动用搬家公司的车子全部拉走。
文化专制主义要把《往事微痕》斩尽杀绝的暴行，更使我感到印发“何家栋专辑”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目前文稿齐备，只待序言，我不得不在感冒未愈、清涕长流的情况下，起而奋笔，写下这篇序言。
处在卑劣阴影下的高尚品格
何家栋1938年15岁时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工作，为党的事业献出自己的赤胆忠心，做出了出色的贡献，但他终其一生也没有得到这个党的信任和重用。1939年，他参加平汉铁路工人破坏队，专事破坏日寇的铁路、列车、桥梁。他的伙伴们都参加共产党了，唯独他入不了党，为什么呢？原来，有一次，一位共产党员同他谈起统战工作，那位党员说，统战工作“就是借政府名义，发展抗日力量”。何家栋应声说：“我明白了，统战统战，借窝下蛋；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明统暗战，这不道德。”因此，他被认为反对党的统一战线政策，长期被关在党的门外，直到1945年才入党。
这个事实，典型地反映出何家栋投身革命后的矛盾所在。他认定抗日战争、反对蒋介石独裁政府、建设新中国，都是高尚的、值得献身的事业，但他容不得违背传统道德、不仁不义的政策和措施；他愿意为这个事业奋斗终生，却绝不放弃为人的尊严和品格。在这个往往以崇高掩盖着卑劣的队伍里，他虽然襟怀坦白，志存高远，却也不能不承受卑劣的冷箭。
1949年，何家栋在工人日报社工作时被任命为工务科长兼印刷厂厂长。经过他的着意经营，印刷厂扭亏为赢，又办起了出版社，他成为实际上主持出版社工作的办公室主任。出版社的业务蒸蒸日上，买了工厂，盖了大楼。1951年底，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开始了，在毛泽东的严令催逼下，全国各地区各单位所有接触钱款物资的人员，一批又一批地被打成“老虎”。当时有所谓“山高林密，必有老虎”之语，贪污一亿元以上为大老虎，五千万元以上为中老虎，一千万元以上为小老虎（这是当时的币值，相当于后来的一万元、五千元、一千元）。何家栋经手过大批钱财，在劫难逃，也被打成“大老虎”。后来虽然查清他没有贪污，但又被人密告有“叛徒”、“国民党特务”的嫌疑。根据是他1940年在天水行营交通队，以上尉政训员的身份，承担共产党的秘密联络任务，被国民党的特别党部逮捕审讯，经地下党营救获释。1941年在129师太岳军区文工团工作时遭遇日军大扫荡，被捕后押往山西侯马做苦力，八个月后经他父亲保释到天津。他在天津结识了一批爱国青年，1943年他们13人相约投奔八路军冀东军分区，因为没有组织介绍，被怀疑为国民党特务，为首者被枪毙（此人是皖南事变时幸免于难的新四军宣传干事），其他青年都被驱逐出境。这些历史旧案继三反运动之后被翻了出来，明显地具有排斥异己的性质，结果何家栋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后来经过调查，不但所谓“国民党特务”纯属子虚乌有，而且查出何家栋在抗日战争中英勇斗争的事迹。既然这样，就应该恢复他的党籍了吧，但没有。支部书记让他写申请，他拒绝了。他的理由很充分：你们既然查出当时搞错了，就应该主动改正错误，为什么要我申请。因此，他被认为目无组织、对党摆架子，结果继续被关在党的门外。
这就是何家栋其人的精神特色。当他必须在屈辱和人格尊严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即使是面对党籍这样重大的问题，他宁可放弃党籍也要保持个人的尊严，不愿以接受屈辱来换取党籍。用世俗的眼光来看，他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损失太大，他是失败者。但是，他所遵循的道德标准和他所做出的是非选择，却表现出他的崇高品格。他以崇高应对卑劣，高傲地屹立在道德制高点上，为社会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在中华儿女的心头，崇高永远是卑劣的胜利者。
领导职务被撤销后，何家栋被下放到校对科做设计版式之类的具体工作。但是，即使是站在党门之外，这个党的共产主义理念却始终在冲击着他。他时刻想着怎样为共产主义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而他当时的处境却限制着他的愿望的实现。他觉得与其退避三舍，不如主动争取。当他看到报纸上介绍吴运鐸的事迹，又听说吴运鐸正在人民大学学习，便萌发了要把他的思想和精神写出来广为宣传的念头。何家栋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到人民大学采访吴运鐸，写出了《把一切献给党》。这本既没有列入计划，也未经领导批准的小书，出版后的几个月里就发行几百万册，风靡全国。他因此被任命为出版社新成立的文艺编辑室的副主任。接着，他又写出《赵一曼》、《我的一家》、《方志敏战斗的一生》等畅销一时的革命传记文学作品。在这些作品里，何家栋完全抛开加之于他个人的屈辱，怀着满腔热情去描述吴运鐸、赵一曼、方志敏等人为崇高理念而不避危难、不惜牺牲的英雄行为，展示出共产主义教义同人性的美好一面相结合所产生的高尚情操和献身精神。胡耀邦看到《我的一家》的校样，赞不绝口，马上批示《中国青年报》连载。在1957年“反右运动”以前那个弥漫着理想主义和爱国主义、社会蒸蒸日上的条件下，何家栋的这些炽烈如火、扣人心弦的著作风靡一时，成为广大青年学习的榜样与传诵的话题。鲍彤在何家栋逝世后曾指出：“当时的青年理想主义者，包括现在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哪一位没有受过《把一切献给党》和《我的一家》的洗礼？哪一位没有为《赵一曼》和《方志敏的战斗一生》而感奋？”
在这个历史事件里，充满着强烈的嘲讽。它不仅在于这些宣传共产主义理念、弘扬共产主义者崇高精神的著作，出自一个被开除党籍、又拒不通过申请来恢复党籍的小人物；而且，这些书籍是以无名作者的形式出现的，何家栋被剥夺了在自己的作品上署名的权利。这种以卑劣玷污崇高的伎俩，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从小的方面来说，这些著作为出版社带来一笔又一笔不菲的利润，不断提高着出版社的声誉；从大的方面来说，何家栋为共产主义的宣传立下了当时无人企及的巨大功勋。他应该成为那个时代的英雄模范，应该提倡人们向他学习；应该获得与他的劳动相称的物质鼓励。如果换了一个人，也许有可能名利双收，但何家栋却没有获得任何报酬，不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这是何等的不公正！
对他的不公正远不止如此。就在他的著作教育着、影响着广大青年的时候，他竟因为出版了刘宾雁的《本报内部消息》等书而被划为右派分子。请看，一个怀着崇高理念来宣传共产主义精神，对党对社会主义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人，居然被认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岂止是不公正，而且是无比荒唐！无比卑劣！
被划为右派分子后，何家栋虽然没有党籍可以开除，工资却被降了四级，但他一如既往地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倾注在工作上。1958年，他被指定帮助李建彤编写《刘志丹》一书。书还没有出版，就因为毛泽东在1962年认定“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何家栋竟也成了“习贾刘（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的成员。受审几年后，他在1965年被遣送到山东武成县劳动改造。文化大革命期间，更大的灾难落到了他的头上，除他本人被揪回北京批斗，关进牛棚（后被送回山东）外，大儿子被造反派打成内伤，死在医院里；接着，次子又因绝望而自杀。
1979年右派问题被“改正”后，随着《刘志丹》一案的平反，何家栋恢复了党籍，不久被任命为工人出版社常务副社长兼副总编辑。
恢复党籍后的何家栋，虽然对共产主义的热情已经逐渐消退，但为社会服务的志向却更加坚定了。他为自己的定位是做一个“发现者”。刘宾雁曾希望他去当记者，他说：“我的兴趣是做发现者，不是做干预者。至于发现的是流星还是行星，或者不过是一团鬼火，对我并不重要，因为我从不指望登上哪个星球，或蒙受它的光耀。发现，是一种乐趣，人在发现过程中得到满足，纵使一错再错，也会乐此不疲。”
怀着作为一个发现者的意愿，何家栋在1983年、1984年先后创办了《人生》月刊和《开拓》文学杂志。但他的壮志未酬，就因为在《开拓》创刊号上发表刘宾雁的《第二种忠诚》，再次遭到整肃。
作为人梯的发现者和干预者
1985年离休后，何家栋为自己开辟了全新的活动领域，在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的同时，也实现了成为一个发现者的愿望，提升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离休当年，他就应一些青年之邀，担任中国行政函授大学校长，为青年们挡风解困；1987年，他被聘为主要由青年活动分子构成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顾问，并创办《青年理论家文稿》丛刊，担任主编；1988年出任《经济学周报》总编辑，主持报社工作；1993年任《战略与管理》双月刊顾问；2004年还充当了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创办的“改造与建设”网站的法人代表。在这些活动中，他发现了、结识了许多才智出众、忧国忧民的优秀青年，同他们心气相通，配合默契，把这些事业办得生气勃勃、轰轰烈烈。以《经济学周报》为例，据陈子明在《怀念老何》一文中介绍，1988年《经济学周报》因负债经营，面临危机，何家栋应邀参加改组，出任总编辑。报社明确实行总编负责制，由何家栋主持全面工作。何家栋再一次表现出他的出色才能，使周报不仅起死回生，而且面貌焕然一新，成为引领时代风骚的舆论先锋。胡耀邦逝世前曾委托夫人李昭代他写信，称赞“周报不仅有学术研究，更有一定针对性和现实意义，会得到社会的信任”。他祝愿周报“越办越好，起到推动经济健康发展的作用”。
1989年因胡耀邦去世而引发的学生运动和对学生运动的镇压，迫使何家栋实现了从“发现者”到“干预者”的转变。李鹏宣布戒严后，何家栋和《经济学周报》的副总编罗点点奔波于许多老干部和元老遗孀之间，动员他们声援学生。他们的努力，促成了王平、叶飞、张爱萍、肖克、杨得志、陈再道、宋时轮、李聚奎等上将联名写信给邓小平和中央军委，“请求军队不要进城，不要在北京实行戒严”。何家栋还和另一位《经济学周报》副总编高瑜多次往返于广场上的大学生和全国人大常委胡绩伟之间，为他们建立联系渠道，并由高瑜执笔代学生起草致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要求全国人大召开紧急会议，打破僵局。血案发生后，有些学生被学校开除，无家可归，何家栋千方百计地为他们介绍工作，有的还住进了何家栋家里。在这个标志着历史转折的时代风云里，何家栋和他的青年朋友们所展现的历史责任感，将永远镌刻在民众的记忆里，激励着他们，鞭策着他们。
在同青年朋友的交往中，何家栋以诚挚热烈的情怀，甘为人梯，为他们创造条件，开路搭桥，帮助他们更好地发挥作用。陈子明1991年被判刑13年，何家栋鼓励他潜心研究写作，并且进行了十分具体的指导和帮助，不但帮他确定文章的主题和内容，提供有关的资料，而且在文章完成后定题定稿，设法送到报刊上发表，连发表时的许多笔名也是何家栋代起的。陈子明说，他这个时期所写的文章，“都是我与老何合作的结晶”。
不止是陈子明，许多崭露头角的青年在成长过程中也得到了何家栋的扶持和帮助。我们可以从一些青年对他的评价里，看出何家栋在他们思想上的地位和分量：
“何老完全超脱了个人的苦难”,“从来不曾对自己的际遇有过任何抱怨。他思考的是整个民族的苦难，再从苦难中反思整个民族，也反思自己。反思得那样痛苦，那样彻底。在反思之中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成就了一个新的何家栋，决绝的何家栋，勇敢的何家栋。”“从苦难中腾飞，在烈火中永生。何老的人生就是这样：悲惨而壮烈。”（笑蜀）
“何家栋先生为当代中国的知识和思想的生产提供了一个框架，以人为参照的精神文明史。”“他在早年抒写了人的崇高美好一面之后，在晚年找回了人的本质，找回了火炬。”他的文章“是金石檄文，是黄钟大吕，是大海潮，是狮子吼，是大光明。”“命运从来没有给过他机会，但他功德圆满。”（余世存）
“何老的思想很彻底，但立场的超越性和思想的彻底性又是同对可操作性的现实考虑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我们同样尊重的一批老人中，何老的思考是最深刻、彻底的，理论性也是最强的。”（肖雪慧）
“老何是至情至性、童心不灭的真人。真人，就是不虚伪，也似乎不懂得虚伪，待人坦诚、善意和慷慨。”他是“具有崇高境界和胸怀的人，历尽艰辛，饱受磨难，但只要道义所在，立即义无反顾，慷慨赴难，深知人情险峻世态炎凉，但对别人永远有火热的心。”“老何是仁者”，“是智者”，“与老何共事，是人生一大幸事。”（王军涛）
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如何在有限的生命里，最大限度地发出人性中善良高尚的光辉，照耀自己的周围以至于整个社会，是一个很难企及的境界。何家栋以他的真诚、宽厚和孜孜不倦的精神，攀登上了这个人性和道德的高峰。他多次自嘲“我是共产党扫盲扫出来的知识分子”，但恰恰是他，既继承了、展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和清高品格，又确立了、保持了现代公民对于个人权利和社会义务的历史责任感。他的崇高品格和奉献精神，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在这个充溢着拜金主义的社会里，它就像暗夜的明灯，向我们昭示着人生的价值和使命所在，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我们应当大力弘扬他的崇高品格和奉献精神，使后人了解、继承、分享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从中吸取营养，摆脱物欲横流的阴影，寻求可以实现自己最大人生价值的坐标，为社会的发展、进步做出应有贡献。
有待开发的思想资源
除了真诚奉献、埋头苦干、淡泊名利、不求闻达、刻苦学习、清廉自守、扶掖后进、甘为人梯等高尚品格的范例外，何家栋通过反思自己毕生的经历和体验所得出的思想理论成果，是他留给后人的更丰厚的精神财富。仅在本期《往事微痕》所选辑的很少几篇文章（只是两卷本《何家栋文集》的十分之一）里，就有很多独到的精彩论述。如在2003年所写的关于道统、政统、学统的分析中，他指出：由思想家构成的道统，其重要性还在由政治家构成的政统之上；所谓道统，“首先是思想学术的统系和精粹”，“构成一种政治典范和道德楷模”。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史上，以梁启超—胡适—顾准—李慎之为主链的“新道统”，发挥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所以，何家栋用大量文字缕述梁启超、胡适、顾准、李慎之的主要政治思想观点，从梁启超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见解，到胡适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价值观，顾准对近代世界文明主流的辨识，李慎之为作为全球价值的自由民主和公民启蒙的大声疾呼，描画出二十世纪新道统的“统系和精粹”。何家栋通过对前贤的思想学术的绍介，为后人启示了构成新的政治典范和道德楷模的途径，指出了社会前进的正确方向，那就是贯串于前贤们思想学术之中的民主、宪政和自由主义。中国当代和今后几代的知识分子，都必须把握这个新道统，才能有所作为。
一年之后，何家栋在为波兰的亚当·米奇尼克《通往公民社会》一书所写的序言中，在继续肯定民主的意义的同时，特别强调妥协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他说：民主是“世界主流文明的基石”，“民主既不是手段，也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机制，就像空气、水分和阳光，都是生命赖以存在的要素。”民主是“世界主流文明的基石”，“米尼奇克认为，民主是灰色的，而灰色是美丽的。”何家栋则进一步指出：“如果说民主是灰色的，那么，妥协就是金色的，它不仅是美的，也是善的，真的。得到的是共同需要的东西，而将各自不想要的东西搁置一边，因为妥协各方都是胜利者，没有失败者。”妥协需要宽容，需要和解，需要平等对话，需要“对对手的理解与信任”，而不需要暴力。他引用米奇尼克在《狱中书简》里的话说：“相信通过革命来推翻党的专制，既不现实，又很危险。”“那些运用暴力攻占巴士底狱的人，很容易建造一个更加悲惨的巴士底狱。”因为，“不管谁运用暴力赢得权力，他必须运用暴力维护权力。”何家栋在序言里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个思想：“革命是自由的儿女，但却是专制主义的父母。”多么深刻！可又多么通俗！
在何家栋的文章里，还有许多高瞻远瞩、涵义丰富，但还没有深入展开论述的思想，如：“正是共产党败坏了共产主义，使人成为无信仰的败类”；“共产党不现代化，任何现代化都是没有意义的”；“我看共产党要自救，最好的办法是分裂”；马克思的学说的第四个来源是文艺复兴的人道主义，即人本主义、人文主义；“在严格的意义上，中国没有真正的改革派”；“中国人正经历着一场情感危机，一场比社会危机还要深刻的危机”；“旧民主革命是假洋鬼子不许阿Q革命，新民主革命是阿Q不许假洋鬼子（知识分子）革命”；“离开自由、民主、人权，……就要血流成河”；“他（刘亚洲）的‘西进战略’是不是在讲一个古老的故事：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党政合一，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本质相同”；等等。何家栋的这些观点，都很有启发意义。这是一个蕴藏着丰富思想资源的宝矿，值得后人进一步深入开掘。在这篇序言里，我想对其中的两个问题，即社会上关注比较少的“西进战略”和共产党的分裂问题，多做些介绍和分析，以资朋友们探讨参考。我在2006年8月6日到何家栋的家里看望他，两人畅谈了两个多钟头，他谈得最多的也是这两个问题。
西 进 战 略
所谓“西进战略”，指的是主张把我们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战略重点从东部转向西部，开发新疆、西藏，结好中东诸国。刘亚洲在2004年10月写的《西部论》这本三万多字的小册子里指出：美国现在的全球战略，是“控制世界中心”，“世界中心正好在中东”，“西起埃及，东至阿富汗，北到巴尔干的广袤地区。这儿是八千年历史的靶心，这儿是世界的十字路口。自古以来，伟大的征服者都把目光投向这里。”“今天，中国需要腹地，美国需要中心。”我们的腹地在哪里？刘亚洲说：“我们应当把西部看作是我们前进的腹地而不是边疆。”“西部是中华崛起的必由之路。西部有了底气，东部才能拼得起。”“中国的战略重点就在西部。经略西部，西向以争天下，此为战略制高点。”
在《关于刘亚洲战略思维的问答》里，何家栋说：“刘亚洲主张建立西部经济特区，打通欧亚大陆桥，是个好主意。”“欧亚大陆桥，一字长蛇阵，击首则尾动，击尾则首动，你顾头还是顾尾？你在进攻中防御，我在防御中进攻，仗也许就打不起来了。”但是，“刘亚洲似乎是用文艺创作手法演绎政治问题，以形象思维代替理性分析。它有助于煽情，却无助于思考。我猜想，他的‘西进战略’是不是在讲一个古老的故事：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话里有褒有贬。在8月6日和我谈话时，他一再微笑着说起刘亚洲的许多文章，既有文人的天马行空、汪洋恣肆的浪漫主义色彩，又有军人的威武剽悍、咄咄逼人的气质。我从他的话里，感受到一位慈祥宽厚的长者对后起之秀的爱护和赞赏。
何家栋和刘亚洲虽然在“西进战略”问题上有许多共同的看法，但思考的出发点却有很大不同。刘亚洲的西进，着眼于“应对美国的战略措施”。他认为，面对“美国抢占世界中心”，要“以进攻的姿态，构筑对美国的第一道战略防线”，“西向以争天下”。使人感到有点要崛起与美国争霸的味道。何家栋则有所不同。他说：“我们设想的西进战略，不是去争夺，而是去合作；不是去对抗，而是去和解。进入中亚是为了‘入欧’，不是‘脱亚入欧’，而是‘引亚入欧’。”不过，何家栋虽然不欣赏刘亚洲的霸气，但也同意他的机会难得的说法：“刘亚洲说机遇易得而机会难求，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百年不遇的机遇，我们岂可错过。‘先下手为强’，刘亚洲的确找到了战略感觉。”
刘亚洲说：“我不认为美国在围堵中国，但中国现在的确被结结实实地包围着。”要实现有些人说的“战略突围”，“只能选择西部”，如苏联解体后中亚那些被唤作“斯坦”的国家，“他们需要我们，我们也需要他们。一个国家如果在自己国境线外没有一点战略纵深，就只有被动挨打。”何家栋也认为，在全球化的大环境里，中亚地区是我们可以大展身手的宝地。严格说来，这是一些还没有很好开发的国家，他们需要帮助，需要扶持。我们进去，促使他们加快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同时建立起友好睦邻的关系，构成我们境外的战略纵深。这是一个双赢的前景，大家都是胜利者。
他们两人都认为，为了打开西进的局面，当务之急是开发西部腹地。刘亚洲说，新世纪中国的战略侧重点应该是“东缓西急”，“台湾与大陆同种同族同文化，即使出了问题，将来也会回来。新疆和西藏是多民族，一旦出去，回来的可能性甚微。”何家栋也认为：“东隅台湾如一个小秤砣，只起牵制作用，可收四两拨千斤之效；桑榆之地，则是泰山压顶，雷霆万钧。”他对我说：台湾问题早晚会解决，时间拖长一点没有关系，我们等得起；新疆、西藏的问题却迫在眉睫。这两个自治区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也有很大的发展，但由于我们管理的专制性和宗教政策、民族政策的偏差，维藏两大民族对我们积怨很深。这是两颗定时炸弹，如果不赶快拆除引信，一旦引爆，后果不堪设想。
在西藏和新疆之间，何家栋和刘亚洲都认为新疆问题更为迫切。刘亚洲说：“开发西部首先要开发新疆”，“新疆的事情办好了，中国的事情就办好了一小半。”何家栋则通过分析两大民族的差异，得出新疆问题更加严峻的结论。他说：西藏崇奉佛教，而佛教是主张非暴力的，达赖就坚持要用非暴力的方式解决西藏问题；新疆崇奉伊斯兰教，伊斯兰教的原教旨主义者是要通过暴力来实现他们的政治主张。另外，西藏交通不便，藏传佛教在境外影响十分有限，所以比较闭塞，同境外联系较少，有联系也主要是思想上的、政治上的，西藏的独立诉求在国外只能得到道义上的支援；新疆则由于有伊斯兰教这个纽带，同境外的暴力组织有着广泛的联系与合作，可以获得国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全面扶持，那些泛伊斯兰主义者甚至把新疆看作未来的大伊斯兰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有一点，西藏有达赖、班禅这样的精神领袖，可以统率全民族，号令全境；新疆则是群龙无首，许多武装队伍和政治组织不相统属，互不服气，收拾起来更不容易。
在探讨“西进战略”时，何家栋和刘亚洲都认为，要实施这个战略就必须改革政治体制。不过，刘亚洲主要是从军事着眼的。他说：“进步的政治文明必会造就进步的武装力量；落后的政治体制则造就腐朽的军队。政治体制改革对军事崛起具有决定性意义。当今军事强国都是政治体制先进的国家。没有一个政治体制落后的国家的军队能无敌于天下。”何家栋则着重从政治上观察这个问题。他认为，新疆和西藏的问题，关键在于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把一套即使在汉族地区也是不适当的做法搬到西藏和新疆，加上宗教政策、民族政策的偏差，不尊重他们的民族文化，把那些不同意这些做法的领袖人物和知识分子，统统看成是敌对势力，认定他们意在颠覆国家政权，不容分说就加以打击、迫害，结果造成了“为丛驱雀，为渊驱鱼”的客观效果。现在西藏新疆两地的主要问题是从上到下的离心倾向，这是藏独疆独的社会基础。要铲除这个社会基础，变离心倾向为向心倾向，就必须改革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
何家栋还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步是要加强监督。在体制内的监督不起作用的情况下，有效的监督只能来自社会，来自民间。因此，必须开放舆论，解除报禁，解除新闻管制，这是开启政治体制改革之门的金钥匙。类似观点近几年来并不少见，但它出自一位毕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饱经沧桑的老人之口，更加充分地表现出它的时代意义和道义力量。
共产党的分裂危机
何家栋关于共产党的分裂的观点，见之于2000年7月5日写给胡甫臣的信。他在信中写道：“我看共产党要自救，最好的办法是分裂。现在好人坏人（姑且这么分）都在共产党内，我总担心被人家一勺烩了。分了家，谁也别沾谁的光，滥竽充数者就现原形，恶人才无处藏身，地下党才有可能回到地上，彻底消除黑道色彩，这也叫阳光政策，公开性。谁愿意继续在暗室中搞密谋，当恶人，可以自成一党，那时他们搞腐败，恐怕也不那么容易了。”
在同我谈话时，何家栋对分裂问题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当时是从改革和反改革的角度切入话题的。我们谈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政治路线上的分歧从来没有中断过，路线的分歧导致组织的分裂，则有所谓的“托陈取消派”和罗章龙等人的第二中央。延安整风批判了王明的教条主义和周恩来的经验主义，把广大党员聚拢在毛泽东思想的旗下，使七大成为一次团结的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清除了一批又一批的共产党员，这虽然不是组织上的分裂，但也带有分裂的意味，分裂的罪魁祸首就是毛泽东。
粉碎四人帮后，围绕改革开放，党内出现了一些不同意见，反对改革开放的力量慑于整个社会的强大潮流，不敢正面抵制，只能藏身于改革阵营之内，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一类口号冲击改革开放。八九民主运动被粉碎后，政治体制改革被束之高阁。国有企业的改革同不受监督、不受约束的政治权力相结合，诞育了权贵资产阶级。改革的成果流入少数人的口袋，开始了财富集中化和贫富两极分化的过程，这就给反改革派提供了诋毁改革的借口。进入新世纪后，党内实际上有三股力量：一股坚持推进改革开放，一股要回到毛泽东时代，一股是力图维持现状的既得利益者。这三股力量代表着社会发展的三个不同方向。何家栋当时就认为，与其在党内争论不休，内斗不止，不如让党内派别斗争公开化、合法化；或者，干脆分裂成三个党，各自摊出自己的政治纲领，党员和老百姓认为哪个党的纲领反映了他们的利益和要求，就拥护那个党，推举那个党上台。三个党相互监督，相互竞争，就会抑制腐败，政治清明；与此相应，自然会开放党禁、社禁、报禁。到那个时候，台湾问题，西藏问题，新疆问题，都有希望迎刃而解。
何家栋去世后，三年过去了，共产党内的分裂危机有增无减，三股力量的消长和分歧日益深刻化、表面化，表现为：
一、利用政治权力暴富起来的权贵资产阶级集团不断蚕食最高权力，拓展自己的权力空间，日益牢固地掌控着共产党的主导权和社会发展方向。他们反对深化改革，特别反对政治体制改革，力图维持现有的政治体制。因为只有保持目前的政治格局，他们才有可能保住既得利益，并继续掠夺国家和民众的财富。去年开始的对普世价值的批判，对维权人士和公共知识分子的加剧迫害，对包括网络在内的社会舆论的严密控制，都是这个集团扩张权力和势力范围的反映。他们上下勾结，沆瀣一气，在全国范围形成阻碍社会前进的权力网，成为共产党内的主导力量。
二、主张恢复毛泽东时代的毛左派利用贫富两极分化所造成的社会不满，鼓吹为四人帮翻案，为文化大革命翻案，宣扬毛泽东的光荣、伟大和正确，虚构毛泽东时代如何平等，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等等，蛊惑无知的党员和群众。由于权贵资产阶级的疯狂掠夺和官民矛盾的加剧，毛左派的宣传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去年成立的“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以下简称毛主义党）和今年8月1日成立的“中国工人（共产）党”（以下简称工人党），标志着共产党在组织上的分裂。不论是从思想渊源上考察，还是从政治风格上分析，这两个党的主体都是共产党内的人物，它们实际上是进入新世纪后发展壮大起来的毛左派的两个党内流派的新作为、新产品。他们有共同的目标，即恢复毛泽东时代的体制；共同的旗帜，即毛泽东思想。但在策略上有明显的差别：毛主义党要“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推翻“把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修正主义统治集团”；工人党则提出“无产阶级两党制”，“帮助中共努力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三、曾经在八十年代占据党内主流地位的开明派改革派，自八九民主运动遭到镇压后就逐渐被边缘化。邓小平南巡讲话带来民有经济的勃兴；民间企业家和中产阶层的出现，使党内的开明派获得了继续存在的社会基础。但在不断发展壮大的权贵集团的挤压下，权力空间日益缩小，特别是在舆论宣传领域和政法领域，几乎没有置喙的余地。他们的用武之地是经济领域。赖有他们的努力，我国经济才得以持续发展，社会才得以有所进步，他们也因此而获得执政的合法性。但他们实际上已经丧失了深化改革、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能量和勇气，心有余而力不足，而这种状况是不能持久的。他们如果不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话，势必丧失全部的执政合法性，被权贵集团全面取代。
四、权贵资产阶级集团虽然掌握了共产党的主导地位，但他们在民间却毫无基础，除了同他们狼狈为奸、并且仰赖于他们的豪强资产阶级之外，社会上可以说没有拥护他们的人。所以，他们采取了向毛左派靠拢的策略，前不久重庆出现的“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活动，被说成是应该“进校园、进教材、进课堂，入脑入心”的先进文化，就是在意识形态上与毛左派合流的迹象。毛左派为了开展活动，也在尽力拉拢权贵集团，利用他们的权力来实施自己的企图。工人党今年夏天在北京召开了有56人参加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为时七天（7月23日至8月1日），会议期间还瞻仰了“毛主席纪念堂”。这样大张旗鼓的活动能够不受干扰、毫无阻碍地顺利进行，不可能没有得到有权有势者的助力。
五、权贵资产阶级集团同毛左派（主要是工人党这股力量）合流的趋势，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难以预测的前景。这两股势力只是在反对政治体制改革这一点上存在着共同利益和共同语言，这是他们合流的思想基础。但是，他们一个要维持现状，一个要恢复毛时代的体制，这里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用以前的话来说，就是不同路线的斗争。所以，他们的结合是不会牢靠的。但这个合流毕竟对主张深化改革的开明派构成极大的威胁，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的进步。
面对如此扑朔迷离的党内派别矛盾，我更感到何家栋当年的高瞻远瞩。应该承认，即使是在今天，他主张的党内派别公开化或实行分裂，仍然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不论是党内派别公开化还是分裂成几个政党，都会带来舆论的开放，使整个社会活跃起来。这是解决党内分裂危机的两个比较理想的出路。但由于传统观念的作祟，采纳这两种解决办法的可能性都是微乎其微。最有可能的发展前景将是三股力量之间的矛盾与斗争不断激化，导致三种发展前途——深化改革，继续前进；维持现状，随形势而微调或进或退的政策；倒退复辟，回到毛时代。中国今后将被推上哪一条轨道，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简短的结语
何家栋的一生是值得我们怀念、学习的一生。他遗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不但有堪为楷模的崇高品德和奉献精神，可供深入开发的思想资源，而且，他通过刻骨铭心的生命历程而终于实现自我的体验，他在许多文章里所流露的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都是我们可以从中获得教益的典范。何家栋在收入本专辑的第一篇文章里曾经说：“据说林昭在狱中的滴血文字，至今还深藏在有关部门的保险柜中，而更多有价值的思想火花，或者在思考者的头脑中湮灭了，或者只是在个别密友之间交流，没能留下片言只字。”何家栋却“留下了宝贵的文字材料，而且能够公之于众”，这既是何家栋的幸运，也是后人的幸运。
文化的传承是需要一定载体的。每一个历尽沧桑的老人，都应该通过一定的载体，把自己一生的丰富体验公之于众，传之于世，这既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的责任。《往事微痕》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我希望能有更多这样的“山寨出版物”面世，为老人们提供留下思想成果的园地，那就是做了大好事了，功德无量啊！ 2009年10月24日完稿
五柳村2009年10月28日收到
翟明磊在香港谈大陆公民博客
2009-10-07
《中国猛博》一书的编者、上海知名博客翟明磊在香港呼吁大陆的公共博客要“相互守望”，一个电话、一张明信片，都可以给受压的博主带来力量。他在香港也买了明信片，寄给仍在狱中的山东失明维权人士陈光诚及北京的胡佳等。翟明磊呼吁网监工作的删贴人员要有公义之心，可以不删不封的时候，就睁一眼闭一眼。他也坦言恐惧经常缠身。（RFA何山报道）
创办网上杂志“民间”，2007年11月被大陆当局封网，之后又创办网报“壹报”，的上海知名博客网主翟明磊，周三在香港大学呼吁大陆的网民、博主要有守望相助的精神，一人有难，众人应该同心，“呼唤回家吃饭”。他并引用众多博主的名言，指出甚么国家利益，民族团结，请别伤害我，让我发泻、让我爱。都是中国人，不要扮外宾，我们这个国家是没有言论自由的。他说：思想上有检察官，我痛恨这种状态，总的要我试一试。
周三，翟明磊是穿著一身的黑色文化衫，上面印著“警告: 警察国家”的字样，与约50多名香港大学新闻专业的学生交流。他说对于民族、宗教、军队等议题，国内的平面媒体是不能报导的，他创办的网上刊物，民间杂志和壹报，就是曾试图突破言论的禁区，但民间杂志在2007年11月被封。他对于公民记者、博客，被抄家、电脑被搬、电话被监听，并不觉得是稀奇的事情。但透过与当局的博羿与折腾，他深明公民社会要相互守网。他说：“像胡佳、陈光诚被政府说为国家敌人，被说为煽动国家政权，被说成扰乱公共致序，但我们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爱国者。
翟明磊说，中国的民间有良知，国家才有希望，而一个电话、一张明信片、都可以给被困的博客带来力量。他就在香港的时代广场买了手信，要送给陈光诚、胡佳及许志永。他并引用中国猛博一书中其他博主的话说，要让不自由来得真实一些，为言论自己抗议到底。
“同时博客的特性，也让博客不断冲突言论的边界，只有让民间，建立一个良知的体系，这个国家才是有希望的。”
曾经在广州南方都市报当记者，后不忍当局新闻禁制而离职的翟明磊透露，国内的公民记者，博客，与主流媒体之间有互动，报张上发表不了，就走到博客。博文不单是反抗、也是在传播，大陆的公共知识份子，正用博客来不断尝试言论自由的边界。正如艾未未说，博客就是要像一个傻B一样站出来。在大陆，众多的网民，就为在狱中的胡佳的妻子曾金燕，成立个人电台，为胡佳家人上传影片，并替他们写博客。
有台下的学生就问翟明磊，作为公民博客，是否感到害怕？翟明磊透露，他是经常看门有没有锁好，如大陆其他博主一样，经常推开窗户纱窗看一下，有没有人跟踪。至于接到上海有关方面的电话，是经常的事。他重申，写博客不是政治，是以有趣对抗无趣，反对的不是政权。他并寄语网监，要有正义，可以的时候一眼开，一眼闭。至于新书出版之后有否害怕？他说上海方面已经表明，“连郑恩宠都可以捉，不用提你了。”
有学生表示，对于大陆的网民及网络空间，感到既压抑但又感觉到希望，当网民都有道义地站出来，这个国家就有希望。
网友推荐，2009年10月11日收到
《中国猛博》一书的编者、上海知名博客翟明磊在香港呼吁大陆的公共博客要“相互守望”，一个电话、一张明信片，都可以给受压的博主带来力量。他在香港也买了明信片，寄给仍在狱中的山东失明维权人士陈光诚及北京的胡佳等。翟明磊呼吁网监工作的删贴人员要有公义之心，可以不删不封的时候，就睁一眼闭一眼。他也坦言恐惧经常缠身。（RFA何山报道）
创办网上杂志“民间”，2007年11月被大陆当局封网，之后又创办网报“壹报”，的上海知名博客网主翟明磊，周三在香港大学呼吁大陆的网民、博主要有守望相助的精神，一人有难，众人应该同心，“呼唤回家吃饭”。他并引用众多博主的名言，指出甚么国家利益，民族团结，请别伤害我，让我发泻、让我爱。都是中国人，不要扮外宾，我们这个国家是没有言论自由的。他说：思想上有检察官，我痛恨这种状态，总的要我试一试。
周三，翟明磊是穿著一身的黑色文化衫，上面印著“警告: 警察国家”的字样，与约50多名香港大学新闻专业的学生交流。他说对于民族、宗教、军队等议题，国内的平面媒体是不能报导的，他创办的网上刊物，民间杂志和壹报，就是曾试图突破言论的禁区，但民间杂志在2007年11月被封。他对于公民记者、博客，被抄家、电脑被搬、电话被监听，并不觉得是稀奇的事情。但透过与当局的博羿与折腾，他深明公民社会要相互守网。他说：“像胡佳、陈光诚被政府说为国家敌人，被说为煽动国家政权，被说成扰乱公共致序，但我们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爱国者。
翟明磊说，中国的民间有良知，国家才有希望，而一个电话、一张明信片、都可以给被困的博客带来力量。他就在香港的时代广场买了手信，要送给陈光诚、胡佳及许志永。他并引用中国猛博一书中其他博主的话说，要让不自由来得真实一些，为言论自己抗议到底。
“同时博客的特性，也让博客不断冲突言论的边界，只有让民间，建立一个良知的体系，这个国家才是有希望的。”
曾经在广州南方都市报当记者，后不忍当局新闻禁制而离职的翟明磊透露，国内的公民记者，博客，与主流媒体之间有互动，报张上发表不了，就走到博客。博文不单是反抗、也是在传播，大陆的公共知识份子，正用博客来不断尝试言论自由的边界。正如艾未未说，博客就是要像一个傻B一样站出来。在大陆，众多的网民，就为在狱中的胡佳的妻子曾金燕，成立个人电台，为胡佳家人上传影片，并替他们写博客。
有台下的学生就问翟明磊，作为公民博客，是否感到害怕？翟明磊透露，他是经常看门有没有锁好，如大陆其他博主一样，经常推开窗户纱窗看一下，有没有人跟踪。至于接到上海有关方面的电话，是经常的事。他重申，写博客不是政治，是以有趣对抗无趣，反对的不是政权。他并寄语网监，要有正义，可以的时候一眼开，一眼闭。至于新书出版之后有否害怕？他说上海方面已经表明，“连郑恩宠都可以捉，不用提你了。”
有学生表示，对于大陆的网民及网络空间，感到既压抑但又感觉到希望，当网民都有道义地站出来，这个国家就有希望。
网友推荐，2009年10月11日收到
野夫：谁分巨擘除荆榛
——2009年度中国当代汉语贡献奖答谢辞
对于一个生来多是惩罚而从未获得表彰的人来说，这个奖励确实太过珍贵和奢华——因为它来自于我平生尊重的民间。在此前若干年的获奖名录里，有着我素来仰望和私淑亲近的师长和朋辈——李慎之，刘力群，王康，北岛，王力雄，毛喻原，张思之，陈子明，康正果，孙世祥，胡平，蒋彦勇，高尔泰和刘晓波。这是这个时代所要极力遮蔽和驱逐的一个方阵，是一个被侮辱、幽禁、流放和封杀的方阵；同时还是一个怀抱天良和血勇，坚持与愚昧和黑暗抵死相搏的方阵。当微末如我也有幸附骥于此战列之时，我深觉愧怍惶恐，但同时也深感真正的荣耀。
对我而言，今年六月的获此殊荣，更有某种生命般的无上意义。是非恩仇二十载，我们和这个邪恶的时代从未握手言和，我的心灵始终在暗夜剑拔弩张。二十年前毅然脱下的警服，并未令我真正脱下耻辱；之后穿上的囚衣，也无法让我减轻负罪——那些饮弹长街的无辜蒙难者之血，永远在质询拷问我们的苟活。是啊，他们死了，我们活着，我们所有的存在都是可疑的；每一天的吞声偷生都是罪过。
二十年来，我们以生命亲友为借口，以生计饭碗为托词，以洁身自好为由头，卑微甚至卑怯地回避着暴力。二十年来，末世的分赃盛宴加重了整个社会的不公，吞噬着普世皆准的正义，深化了民族内心的势利与黑暗。我们的怯懦忍看，并非金刚怒目的见证；不敢挺身而出的谴责，就是一种对恶世的默许甚至纵容。我们无奈地看着那一代慷慨赴难的青年，转世投生为我们的孩子；却在一个市侩时代，一个整体歪曲历史的社会，在欺骗瞒哄中成长为缺乏天良和公义的“类人孩”（余世存发明词）。当那么多四肢健全的青年，丧失理想和人格，层出不穷地踊跃加入特情、线人、信息员，不以为耻地成为特务政治的帮凶，成为专制独裁的冲锋队，甚至成为虐杀同类的刽子手时；我们得承认，是我们的卑怯造就了他们的堕落和愚昧，造就了这个真相遮蔽谎言弥漫的不义社会。
正是基于这样的原罪和耻感，我在五年前才重新开始写作——是写作而不是创作——因为没有创造和虚构。我只是在努力记叙身边过往的亲友，记载他们在这个有史以来最残酷和荒诞时代中的遭际，透过家族史和个人命运，借以还原历史的真相。这样的作品不敢冒充文学，只是对母语——汉语的一次正本清源式的实践。
从甲骨时代开始形成的汉语之伟大传统，其镂骨铭心似的刻划书写方式，几千年来力图传承的正是它的史官正气与春秋笔法。在任何邪恶时代，纯正的汉语书写一定是在吊民伐罪，令作恶者胆寒心惊，让无辜者伸冤吐气。当年刘少奇对某恶魔提心吊胆地说——饿死这么多人，这是要上书的啊！——如果专制者这样的敬畏越来越少，那是因为六十年来汉语书写者的折节沦丧，是对我们母语的污辱和蹂躏所致。六十年来，曾经荣耀人类并令鬼神夜哭的汉语，被一统天下为“窑洞汉语”——从延安开始的对当代汉语的摧残，使得中华民族至少四代不说人话，而只剩一种粗糙、虚张、阴险和暴力的邪教文风。
六十年来，没有任何一个官方文本稍带人性和个性，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元首官僚能不说谎言和套话。于是，汉语不再庄严正直，不再神圣多姿；在无数个新闻联播和对外发言中，沦为人类世界的笑柄，沦为炎黄子孙的自卑。而语言的退化又必将带来思想的萎缩，于是，童真和天良被扼杀，帮闲和帮凶却能高踞讲坛，继续毒化和催生着代代行尸走肉。
记住，那些贪腐残民者，那些卖友求荣者，那些追逐欺凌弱势者，那些奉命屠杀者，那些酷刑虐待异见者和异教徒的暴吏干员，都是吾族的一员；和我们一样父生母养，一样的受教成长。如果在他们身上看见了兽性，那是因为我们汉语教育一直提供的是狼奶。如果说他们的舍义为恶令吾族受罪，乃因我们——所有的书写者让母语蒙羞。设若我们都还沉陷于卑怯的泥淖，又怎能企望他们的洁身远罪。
所幸在普遍沉陷的汉语世界里，还有着一代又一代圣徒般的书写者，摩顶放踵犯险直抒，舍生忘死地还原和弘扬着汉语的神性之美。正如上述方阵中和当今网媒上的诸多文章家，在一个政治黑帮化的时代，是他们在保存传递着汉语的良心，在甄别鉴定着人性的荣耻，在揭发和鞭笞着泛滥在祖国的假恶丑。“一言而为天下法，匹夫而为百世师”——正是前仆后继的这样一批孤独的汉语战士，在铁幕圈禁之中发起了新世纪的汉语启蒙和突围。
我只是这场薪火相传不绝如缕的汉语启蒙运动之受惠者。若干年来，寂寞写作只是在向安徒生童话中那个敢说真话的孩子学习，在为自己的心灵埋单。曾经的缄默和不说实话，都是自己欠给这个时代的巨债；面对罪恶时的熟视无睹，必定要使我们仰望亡灵时羞愧不安。六十年来，无数的冤魂飘满天空，无数的忠烈放逐他乡，无数善良人像吾母一样在自己的祖国失踪。我的泣血纪录，只是渴望不再辜负那么多惨烈悲苦的死亡。对至交血亲平民百姓的酹祭，唱响的也必将是对一个恶世的挽歌。
去年，村上春树先生在领取耶路撒冷文学奖时说——以卵击石，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一方。我们都只是一枚面对体制高墙的脆弱鸡蛋。无论怎么看，我们都毫无胜算。战胜它的唯一可能，只来自于我们全心相信每个灵魂都是独一无二的，相信灵魂的彼此融合所能产生的温暖。我们不能允许体制剥削我们，不能允许体制自行其道。体制并未创造我们——而是我们创造了体制。
是的，高大坚硬冷酷的体制，谋害封杀了众多铁骨铮铮的天才。然而，碧草丛中埋猛士，白云深处有遗贤。没有任何一面墙，足以永久遮蔽众生头顶之莽莽青天。
那么 就让我们牵手
跨过死亡密布的门坎
把名字轻松地刻满四壁
高傲一如从前
让我赠你一句话——
一切都是尾声了——
作为对整个时代的预言。
最后，我要感谢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对我的这次加冕——我深知对所有获此殊荣的人来说，戴上的都是荆冠，它无时无刻不在鞭挞刺疼着我们的神经。我更深知，还有众多优秀的民间写作者，一直在底层边缘韧性地战斗。正是他们的默默努力，在一寸一尺地拓展我们母语——汉语的表达空间，在不断澄清着被独裁者污染的汉语品质。
谨此，向这些高贵的写作者和阅读者致谢。
对于一个生来多是惩罚而从未获得表彰的人来说，这个奖励确实太过珍贵和奢华——因为它来自于我平生尊重的民间。在此前若干年的获奖名录里，有着我素来仰望和私淑亲近的师长和朋辈——李慎之，刘力群，王康，北岛，王力雄，毛喻原，张思之，陈子明，康正果，孙世祥，胡平，蒋彦勇，高尔泰和刘晓波。这是这个时代所要极力遮蔽和驱逐的一个方阵，是一个被侮辱、幽禁、流放和封杀的方阵；同时还是一个怀抱天良和血勇，坚持与愚昧和黑暗抵死相搏的方阵。当微末如我也有幸附骥于此战列之时，我深觉愧怍惶恐，但同时也深感真正的荣耀。
对我而言，今年六月的获此殊荣，更有某种生命般的无上意义。是非恩仇二十载，我们和这个邪恶的时代从未握手言和，我的心灵始终在暗夜剑拔弩张。二十年前毅然脱下的警服，并未令我真正脱下耻辱；之后穿上的囚衣，也无法让我减轻负罪——那些饮弹长街的无辜蒙难者之血，永远在质询拷问我们的苟活。是啊，他们死了，我们活着，我们所有的存在都是可疑的；每一天的吞声偷生都是罪过。
二十年来，我们以生命亲友为借口，以生计饭碗为托词，以洁身自好为由头，卑微甚至卑怯地回避着暴力。二十年来，末世的分赃盛宴加重了整个社会的不公，吞噬着普世皆准的正义，深化了民族内心的势利与黑暗。我们的怯懦忍看，并非金刚怒目的见证；不敢挺身而出的谴责，就是一种对恶世的默许甚至纵容。我们无奈地看着那一代慷慨赴难的青年，转世投生为我们的孩子；却在一个市侩时代，一个整体歪曲历史的社会，在欺骗瞒哄中成长为缺乏天良和公义的“类人孩”（余世存发明词）。当那么多四肢健全的青年，丧失理想和人格，层出不穷地踊跃加入特情、线人、信息员，不以为耻地成为特务政治的帮凶，成为专制独裁的冲锋队，甚至成为虐杀同类的刽子手时；我们得承认，是我们的卑怯造就了他们的堕落和愚昧，造就了这个真相遮蔽谎言弥漫的不义社会。
正是基于这样的原罪和耻感，我在五年前才重新开始写作——是写作而不是创作——因为没有创造和虚构。我只是在努力记叙身边过往的亲友，记载他们在这个有史以来最残酷和荒诞时代中的遭际，透过家族史和个人命运，借以还原历史的真相。这样的作品不敢冒充文学，只是对母语——汉语的一次正本清源式的实践。
从甲骨时代开始形成的汉语之伟大传统，其镂骨铭心似的刻划书写方式，几千年来力图传承的正是它的史官正气与春秋笔法。在任何邪恶时代，纯正的汉语书写一定是在吊民伐罪，令作恶者胆寒心惊，让无辜者伸冤吐气。当年刘少奇对某恶魔提心吊胆地说——饿死这么多人，这是要上书的啊！——如果专制者这样的敬畏越来越少，那是因为六十年来汉语书写者的折节沦丧，是对我们母语的污辱和蹂躏所致。六十年来，曾经荣耀人类并令鬼神夜哭的汉语，被一统天下为“窑洞汉语”——从延安开始的对当代汉语的摧残，使得中华民族至少四代不说人话，而只剩一种粗糙、虚张、阴险和暴力的邪教文风。
六十年来，没有任何一个官方文本稍带人性和个性，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元首官僚能不说谎言和套话。于是，汉语不再庄严正直，不再神圣多姿；在无数个新闻联播和对外发言中，沦为人类世界的笑柄，沦为炎黄子孙的自卑。而语言的退化又必将带来思想的萎缩，于是，童真和天良被扼杀，帮闲和帮凶却能高踞讲坛，继续毒化和催生着代代行尸走肉。
记住，那些贪腐残民者，那些卖友求荣者，那些追逐欺凌弱势者，那些奉命屠杀者，那些酷刑虐待异见者和异教徒的暴吏干员，都是吾族的一员；和我们一样父生母养，一样的受教成长。如果在他们身上看见了兽性，那是因为我们汉语教育一直提供的是狼奶。如果说他们的舍义为恶令吾族受罪，乃因我们——所有的书写者让母语蒙羞。设若我们都还沉陷于卑怯的泥淖，又怎能企望他们的洁身远罪。
所幸在普遍沉陷的汉语世界里，还有着一代又一代圣徒般的书写者，摩顶放踵犯险直抒，舍生忘死地还原和弘扬着汉语的神性之美。正如上述方阵中和当今网媒上的诸多文章家，在一个政治黑帮化的时代，是他们在保存传递着汉语的良心，在甄别鉴定着人性的荣耻，在揭发和鞭笞着泛滥在祖国的假恶丑。“一言而为天下法，匹夫而为百世师”——正是前仆后继的这样一批孤独的汉语战士，在铁幕圈禁之中发起了新世纪的汉语启蒙和突围。
我只是这场薪火相传不绝如缕的汉语启蒙运动之受惠者。若干年来，寂寞写作只是在向安徒生童话中那个敢说真话的孩子学习，在为自己的心灵埋单。曾经的缄默和不说实话，都是自己欠给这个时代的巨债；面对罪恶时的熟视无睹，必定要使我们仰望亡灵时羞愧不安。六十年来，无数的冤魂飘满天空，无数的忠烈放逐他乡，无数善良人像吾母一样在自己的祖国失踪。我的泣血纪录，只是渴望不再辜负那么多惨烈悲苦的死亡。对至交血亲平民百姓的酹祭，唱响的也必将是对一个恶世的挽歌。
去年，村上春树先生在领取耶路撒冷文学奖时说——以卵击石，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一方。我们都只是一枚面对体制高墙的脆弱鸡蛋。无论怎么看，我们都毫无胜算。战胜它的唯一可能，只来自于我们全心相信每个灵魂都是独一无二的，相信灵魂的彼此融合所能产生的温暖。我们不能允许体制剥削我们，不能允许体制自行其道。体制并未创造我们——而是我们创造了体制。
是的，高大坚硬冷酷的体制，谋害封杀了众多铁骨铮铮的天才。然而，碧草丛中埋猛士，白云深处有遗贤。没有任何一面墙，足以永久遮蔽众生头顶之莽莽青天。
那么 就让我们牵手
跨过死亡密布的门坎
把名字轻松地刻满四壁
高傲一如从前
让我赠你一句话——
一切都是尾声了——
作为对整个时代的预言。
最后，我要感谢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对我的这次加冕——我深知对所有获此殊荣的人来说，戴上的都是荆冠，它无时无刻不在鞭挞刺疼着我们的神经。我更深知，还有众多优秀的民间写作者，一直在底层边缘韧性地战斗。正是他们的默默努力，在一寸一尺地拓展我们母语——汉语的表达空间，在不断澄清着被独裁者污染的汉语品质。
谨此，向这些高贵的写作者和阅读者致谢。
任彦芳：辱骂不是战斗，翻案不得人心
近日，有几个自称代表兰考人民的人，对我写的《焦裕禄身后——我与兰考的悲喜剧》一书及我写的关于张钦礼悲剧的文章，破口大骂，称我是造谣，说我不敢再回兰考面见百姓，因为兰考百姓都在为张钦礼鸣不平，要为张钦礼翻案。我本不想回答这些不说事实只会骂阵之人，但因为是要为那不得人心的“文化大革命”翻案，我就不能不说几句了。
我与张钦礼也很熟悉，我与他没有个人恩怨，更没有利害关系。我写出这部书是应兰考百姓和干部的要求而作，是想对这几十年的历史说出真相，不能让那些专门造谣惑众的人继续把水搅浑。看来我的书起到了一点作用，让那些别有用心的谣言制造者真的受了剌激，他们也许没有看到我写的书，便开始破口大骂了。因为在那场动乱中，他们曾是掌权者，是当时的既得利益者，后来他们失去了利益吧，自然要为失去的天堂而叫屈而不满，他们总梦想回到当年的天堂，他们自然要翻案了，在他们组织的为张钦礼送葬时，打出的“学习张钦礼的革命精神，要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的口号里，便透出了对现在的党中央的不满和要翻案的杀机。队伍到县委门前，有人喊出“打倒走资派”口号，更让人感到他们又在进行 “文化大革命”了。
做为历史真相的纪录者，我只想说：如果你们觉得历史对张钦礼不公，可以用事实说话，不要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和语言进行对不同看法的人辱骂，因为辱骂不是战斗；如果为张翻案，请看看我的书是如何写的张，看看张的悲剧在哪儿吧。我写出了张的演变过程，我说他曾是一个难得的好干部，但因为制度和时代原因，让他成了悲剧人物。如果为张翻案，请看看对他判刑十三年的判决书；并不是你们说的是因为宣传焦裕禄而判刑的呀！如果你能够一条条认为这全是错误，则可以将案重新翻过来，如果你们没有事实，刚难以翻案，有多少人叫喊，对说真实情况的人辱骂也是没有用处的。这四条罪，是一、煽动策划打砸抡，残酷迫害干部和群众。二、包庇罪犯。三、挟嫌报复。四、侮辱中央领导同志。最后是以煽动打砸抡迫害干部的性质定罪的。
不能否认张钦礼也为兰考百姓做过好事，这是百姓怀念他的原因吧。可是林彪四人帮里的人物，哪个当年没有做过对人民有利的好事呢？有的可以说功勋卓著，但最终因为犯罪而晚节不保，这是历史的悲哀，也是他们本人的悲哀。功不抵罪，是罪就要清算，无论是谁都要经历史评说；前半生功高盖世之人，后半生罪恶滔天，最后也要清算之，只是时间早晚而已。如刘少奇同志名言：好在历史是人民书写的。当然，历史由胜利者书写，但最后也必由人民来定。 2009。7。3北京匆匆
我与张钦礼也很熟悉，我与他没有个人恩怨，更没有利害关系。我写出这部书是应兰考百姓和干部的要求而作，是想对这几十年的历史说出真相，不能让那些专门造谣惑众的人继续把水搅浑。看来我的书起到了一点作用，让那些别有用心的谣言制造者真的受了剌激，他们也许没有看到我写的书，便开始破口大骂了。因为在那场动乱中，他们曾是掌权者，是当时的既得利益者，后来他们失去了利益吧，自然要为失去的天堂而叫屈而不满，他们总梦想回到当年的天堂，他们自然要翻案了，在他们组织的为张钦礼送葬时，打出的“学习张钦礼的革命精神，要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的口号里，便透出了对现在的党中央的不满和要翻案的杀机。队伍到县委门前，有人喊出“打倒走资派”口号，更让人感到他们又在进行 “文化大革命”了。
做为历史真相的纪录者，我只想说：如果你们觉得历史对张钦礼不公，可以用事实说话，不要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和语言进行对不同看法的人辱骂，因为辱骂不是战斗；如果为张翻案，请看看我的书是如何写的张，看看张的悲剧在哪儿吧。我写出了张的演变过程，我说他曾是一个难得的好干部，但因为制度和时代原因，让他成了悲剧人物。如果为张翻案，请看看对他判刑十三年的判决书；并不是你们说的是因为宣传焦裕禄而判刑的呀！如果你能够一条条认为这全是错误，则可以将案重新翻过来，如果你们没有事实，刚难以翻案，有多少人叫喊，对说真实情况的人辱骂也是没有用处的。这四条罪，是一、煽动策划打砸抡，残酷迫害干部和群众。二、包庇罪犯。三、挟嫌报复。四、侮辱中央领导同志。最后是以煽动打砸抡迫害干部的性质定罪的。
不能否认张钦礼也为兰考百姓做过好事，这是百姓怀念他的原因吧。可是林彪四人帮里的人物，哪个当年没有做过对人民有利的好事呢？有的可以说功勋卓著，但最终因为犯罪而晚节不保，这是历史的悲哀，也是他们本人的悲哀。功不抵罪，是罪就要清算，无论是谁都要经历史评说；前半生功高盖世之人，后半生罪恶滔天，最后也要清算之，只是时间早晚而已。如刘少奇同志名言：好在历史是人民书写的。当然，历史由胜利者书写，但最后也必由人民来定。 2009。7。3北京匆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