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名帶來惡運（加拿大）·閏 土
好名帶來惡運─再談中共的姓名政治學
（加拿大）·閏 土
老毛這個傢夥，喜歡拿人家的名字做文章。初次見面，介紹了名字之後，他往往先把人家的名字掰來拆去、東拉西扯地胡哨幾句，其中免不了牛頭不對馬嘴地顯擺一點兒歷史典故。於是乎，那些一則沒有讀過什麼書、二則見到毛就已經心中存了對皇恩浩蕩的無盡感激的臣民，一面愈發誠惶誠恐地口稱「萬歲」，一面又喜出望外地發現「他老人家」原來這樣「平易近人」。現在中國出版了很多有價值和沒有價值的種種回憶錄，其中涉及毛的當然不少。那裡可以找到不少這樣的故事，這裡就不去一一列舉了。
「任重」與「得志」
這說明，毛確實喜歡琢磨人家的名字，形成了某種習慣。如同我們上個月所談的，他從人的名字中找出一些東西來，他迷信那些東西。就是已經很熟悉的人了，在某個特殊場合，毛也喜歡拿人家的名字做做文章。文革前的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那個時候是全國最年輕的省委第一書記之一，還不到五十歲，一度很得老毛的賞識。有一次，毛對王說，「王任重，王任重，你任重道遠啊。」周圍那些頭頭腦腦們，愈發認為毛對王任重恩寵有加，很可能會把王任重培養為接班人之一的。
文革期間，山東是造反派奪權比較早的省市之一，這樣造反起家的省革委會第一把手叫王效禹。他本來是省委機關的一個小幹部，多年受壓，一下子躥了起來，當時還兼濟南軍區第一政委、濟南軍區黨委第一書記，大長那些靠造反來奪權升官的人的志氣。於是，山東局勢一度很亂。不幾天，這個王效禹就被北京拋棄了，老毛要軍隊出來控制局面。措施之一，是讓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志兼任軍區黨委第一書記，把原來的第二政委袁升平提拔為第一政委。這兩位，都是解放軍的老戰將了。尤其是楊得志，早在紅軍時期就甚有名氣，國共內戰時期更以「三楊」著稱，就是楊成武、楊得志、楊勇，都是能征善戰的。可是，楊得志在一九四九年之後卻也未見大用。而同是「三楊」之一的楊成武，文革初期已經取代羅瑞卿當上代理總參謀長（楊得志要等到一九八零年代，在又一個代理總參謀長、並同屬「三楊」的楊勇死了之後，才有機會出任總參謀長──此是後話）。所以，宣佈濟南軍區人事變動的時候，老毛召見楊、袁，見面就分別指著他二位說：怎麼樣？這次你算「得志」了吧？你也「升平」了嘛！
順便插一句，楊成武這個名字，毛一度也頗為欣賞。文革初期，毛澤東檢閱紅衛兵，陪在吉普車上毛的前後的，就是楊成武和汪東興。毛還得意地說：我們是「成武」、「東興」啊。你別說，這四個字，還真可以看作毛這一生權力道路的甚好詮釋。
「作皇」與「得華」
當然，「有人漏夜趕科場，有人辭官歸故鄉」，這是官場常態。毛的時代，科場也不用趕，辭官的事是沒有的，但這個道理還是一樣的，那就是：有人一心一意往上爬，有人則就栽下來了。老毛喜歡拿人家的名字做文章，本來其中就蘊含了一種居高臨下、戲弄別人的「帝王加流氓」的心態，對那些權力場中敗在他手下的倒霉蛋們，那就更要顯示他的居高，也更要肆無忌憚地戲弄了。國共內戰期間，蔣介石就被共產黨叫做「蔣該死」（那應該是湖南人讀「蔣介石」三個字的發音吧？）；文革那個時候，大標語寫「打倒劉少奇」，那個「奇」字都往往把上面的「大」字扭曲地寫在左面，和「可」字湊在一起像個「狗」字。這都是毛式的無聊伎倆。
「無聊」是個很可怕的東西，它沒有底線、沒有規矩；掌握了巨大權力的組織或者人物，像共產黨和毛澤東，它那個「無聊」就更可怕了。「無聊」這個詞，字面上解釋，就是「沒得可說」。毛對於他的政敵的指控，也經常這樣讓人無言。比如說，文革第一號敵人劉少奇，拿不上台面的罪狀之一，是他少年的時候名字叫做「劉作皇」。我當年還是識字不久的小孩子，一見到這個揭發和批判，真是目瞪口呆，心想：這個劉少奇，居然還真的是從小就有「篡黨奪權」的野心！多少年來，我一直懷疑，怎麼會這麼巧？現在知道了，劉少奇原名劉紹選，字渭璜，上學的時候他登記的名字是「劉渭璜」。後來又改成了「衛黃」，說是保衛炎黃子孫、振興中華民族的意思。這當然是現在出版的官方資料的說法。劉少奇有三個哥哥，其三哥劉紹達，字作衡。這裡有個「作」字。想像當年老毛讀到劉少奇的個人檔案時，有沒有這樣聯想：那劉少奇也可以字「作璜」啊，這「作璜」其實就諧音「作皇」的！於是心裡有了疙瘩，那也是不奇怪的。
作這樣的推想，並不是沒有根據。早在打倒劉少奇之前，另外一位被老毛無情打倒的當年戰友、中共開國領袖彭德懷，史有記載，他早年的名字，在這個過程中是幫助壞了事的。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上，向來（至少是到一九六九年之前）善於揣摩老毛心思的林彪，批判彭德懷「非常個人英雄主義」，「野心很大」，特意提到彭德懷早年用名「彭得華」，說可見彭的野心就是要得到整個中華。這樣推罪，毛肯定是聽得進去的。
其實，彭德懷的原名，應該是「彭德華」。他們兄弟幾個的名字，都是「彭Ｘ華」──比如說，他的二弟叫彭金華。「渭璜」、「德華」，都是正兒八經的傳統名字，蘊含好意，可是，經不起老毛的無聊琢磨。到了政治上要你老命的時候，你穿開襠褲的時候用的學名，也完全可以是你的罪狀，而且是罪大惡極的「謀反」之最的自供狀。文革時的年輕人，往往名曰「衛東」，那真是拿準了老毛喜歡琢磨人的名字的迷信和癖好，真真合乎中共「姓名政治學」的政治正確原則的。
原载《動向》雜誌2009年4月號
（加拿大）·閏 土
老毛這個傢夥，喜歡拿人家的名字做文章。初次見面，介紹了名字之後，他往往先把人家的名字掰來拆去、東拉西扯地胡哨幾句，其中免不了牛頭不對馬嘴地顯擺一點兒歷史典故。於是乎，那些一則沒有讀過什麼書、二則見到毛就已經心中存了對皇恩浩蕩的無盡感激的臣民，一面愈發誠惶誠恐地口稱「萬歲」，一面又喜出望外地發現「他老人家」原來這樣「平易近人」。現在中國出版了很多有價值和沒有價值的種種回憶錄，其中涉及毛的當然不少。那裡可以找到不少這樣的故事，這裡就不去一一列舉了。
「任重」與「得志」
這說明，毛確實喜歡琢磨人家的名字，形成了某種習慣。如同我們上個月所談的，他從人的名字中找出一些東西來，他迷信那些東西。就是已經很熟悉的人了，在某個特殊場合，毛也喜歡拿人家的名字做做文章。文革前的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那個時候是全國最年輕的省委第一書記之一，還不到五十歲，一度很得老毛的賞識。有一次，毛對王說，「王任重，王任重，你任重道遠啊。」周圍那些頭頭腦腦們，愈發認為毛對王任重恩寵有加，很可能會把王任重培養為接班人之一的。
文革期間，山東是造反派奪權比較早的省市之一，這樣造反起家的省革委會第一把手叫王效禹。他本來是省委機關的一個小幹部，多年受壓，一下子躥了起來，當時還兼濟南軍區第一政委、濟南軍區黨委第一書記，大長那些靠造反來奪權升官的人的志氣。於是，山東局勢一度很亂。不幾天，這個王效禹就被北京拋棄了，老毛要軍隊出來控制局面。措施之一，是讓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志兼任軍區黨委第一書記，把原來的第二政委袁升平提拔為第一政委。這兩位，都是解放軍的老戰將了。尤其是楊得志，早在紅軍時期就甚有名氣，國共內戰時期更以「三楊」著稱，就是楊成武、楊得志、楊勇，都是能征善戰的。可是，楊得志在一九四九年之後卻也未見大用。而同是「三楊」之一的楊成武，文革初期已經取代羅瑞卿當上代理總參謀長（楊得志要等到一九八零年代，在又一個代理總參謀長、並同屬「三楊」的楊勇死了之後，才有機會出任總參謀長──此是後話）。所以，宣佈濟南軍區人事變動的時候，老毛召見楊、袁，見面就分別指著他二位說：怎麼樣？這次你算「得志」了吧？你也「升平」了嘛！
順便插一句，楊成武這個名字，毛一度也頗為欣賞。文革初期，毛澤東檢閱紅衛兵，陪在吉普車上毛的前後的，就是楊成武和汪東興。毛還得意地說：我們是「成武」、「東興」啊。你別說，這四個字，還真可以看作毛這一生權力道路的甚好詮釋。
「作皇」與「得華」
當然，「有人漏夜趕科場，有人辭官歸故鄉」，這是官場常態。毛的時代，科場也不用趕，辭官的事是沒有的，但這個道理還是一樣的，那就是：有人一心一意往上爬，有人則就栽下來了。老毛喜歡拿人家的名字做文章，本來其中就蘊含了一種居高臨下、戲弄別人的「帝王加流氓」的心態，對那些權力場中敗在他手下的倒霉蛋們，那就更要顯示他的居高，也更要肆無忌憚地戲弄了。國共內戰期間，蔣介石就被共產黨叫做「蔣該死」（那應該是湖南人讀「蔣介石」三個字的發音吧？）；文革那個時候，大標語寫「打倒劉少奇」，那個「奇」字都往往把上面的「大」字扭曲地寫在左面，和「可」字湊在一起像個「狗」字。這都是毛式的無聊伎倆。
「無聊」是個很可怕的東西，它沒有底線、沒有規矩；掌握了巨大權力的組織或者人物，像共產黨和毛澤東，它那個「無聊」就更可怕了。「無聊」這個詞，字面上解釋，就是「沒得可說」。毛對於他的政敵的指控，也經常這樣讓人無言。比如說，文革第一號敵人劉少奇，拿不上台面的罪狀之一，是他少年的時候名字叫做「劉作皇」。我當年還是識字不久的小孩子，一見到這個揭發和批判，真是目瞪口呆，心想：這個劉少奇，居然還真的是從小就有「篡黨奪權」的野心！多少年來，我一直懷疑，怎麼會這麼巧？現在知道了，劉少奇原名劉紹選，字渭璜，上學的時候他登記的名字是「劉渭璜」。後來又改成了「衛黃」，說是保衛炎黃子孫、振興中華民族的意思。這當然是現在出版的官方資料的說法。劉少奇有三個哥哥，其三哥劉紹達，字作衡。這裡有個「作」字。想像當年老毛讀到劉少奇的個人檔案時，有沒有這樣聯想：那劉少奇也可以字「作璜」啊，這「作璜」其實就諧音「作皇」的！於是心裡有了疙瘩，那也是不奇怪的。
作這樣的推想，並不是沒有根據。早在打倒劉少奇之前，另外一位被老毛無情打倒的當年戰友、中共開國領袖彭德懷，史有記載，他早年的名字，在這個過程中是幫助壞了事的。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上，向來（至少是到一九六九年之前）善於揣摩老毛心思的林彪，批判彭德懷「非常個人英雄主義」，「野心很大」，特意提到彭德懷早年用名「彭得華」，說可見彭的野心就是要得到整個中華。這樣推罪，毛肯定是聽得進去的。
其實，彭德懷的原名，應該是「彭德華」。他們兄弟幾個的名字，都是「彭Ｘ華」──比如說，他的二弟叫彭金華。「渭璜」、「德華」，都是正兒八經的傳統名字，蘊含好意，可是，經不起老毛的無聊琢磨。到了政治上要你老命的時候，你穿開襠褲的時候用的學名，也完全可以是你的罪狀，而且是罪大惡極的「謀反」之最的自供狀。文革時的年輕人，往往名曰「衛東」，那真是拿準了老毛喜歡琢磨人的名字的迷信和癖好，真真合乎中共「姓名政治學」的政治正確原則的。
原载《動向》雜誌2009年4月號
杜光评北京日报上 一篇文革式的大批判妙论
一篇文革式的大批判妙论
杜 光
自从3月上旬吴邦国在全国人大主席台发出“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的吼声以来，媒体上跟进呼应者颇不乏人。3月29日《北京日报》发表的《金融危机昭示美国神话破灭》（以下简称《破灭》），就是其中之一。
刚看到标题，还以为这是一篇主要谈金融危机的文章，仔细琢磨，才发现它的奥妙，它是以金融危机为幌子，批判美国的两党制和三权分立，显然是闻风而动地呼应“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的遵命之作。
所有高唱“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的文章都有一个通病，那就是讲不出多少道理，却又气壮如牛，仿佛真理就装在他们的口袋里，只要拍拍口袋就可以把人唬住。这是阶级斗争思维和“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文革遗风的表现。读着这篇《破灭》，经过文革磨难的人，都会隐隐约约地感受到渗透于其中的“打倒帝修反”的“毛主席革命路线”。
文章开篇就直奔主题：“金融危机其实是资本危机，而资本危机的实质，就是‘主义’危机、‘制度’危机。美国两党制和三权分立在监督金融资本上完全失败，归根到底就在于这种‘精妙绝伦’的制度设计完全是为资本服务的”。通过这样一个甲=乙=丙=丁的障眼法，一轱辘就把问题从金融危机引到三权分立，确实有点“神乎其技”。于是，得出“金融危机是美国制度无法根本解决的致命问题”的结论，也就顺理成章了。撇开作者那种隔岸观火、幸灾乐祸的心态不谈，这个结论，对于长期经受传统的政治思想教育，根深蒂固地认为“帝国主义是腐朽的、没落的、垂死的、即将灭亡”的人来说，恐怕不会感到意外。
但是，一百多年前的马克思却并不这么看。他在《共产党宣言》里说：“资产阶级如果不使生产工具经常发生变革，从而，不使生产关系，亦即不使全部社会关系发生变革，就不能生存下去。”“生产中经常不断的变革，一切社会关系的接连不断的震荡，恒久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时代不同于过去各个时代的地方。”资本主义几百年来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个判断的正确性。由于存在着占有私人性和生产社会性的矛盾，资本主义市场蕴涵着经常出现经济危机的内在因素。经济危机造成灾难，同时也带来转机。为了克服经济危机，资产阶级被迫变革生产工具，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被迫变革生产关系，制定新的制度，改善对经济的管理。资本主义社会就这样在一次又一次地发生危机和克服危机的循环中不断发展，不断进步。
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无过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1929年10月美国证券市场的崩溃，引发了长时间的经济衰退，并且蔓延到欧洲。到1932年，世界贸易总值减少了一半，美国有1/4工人失业。1933年罗斯福上台，推行“新政”，干预市场经济，在大力解决失业问题的同时，制定管理贸易、工资、工时、童工、集体谈判等方面的法规；实行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恢复农业的繁荣；采取社会保障措施，保证弱势群体的生活需要，等等，终于使美国走出困境。目前这场金融危机的影响范围，虽然由于全球化的发展而大大超过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但深度和烈度远没有那时严重。能够克服“大萧条”那样的经济危机的国家，面临当前的金融危机却成了“无法根本解决的致命问题”，甚至“足以昭示美国制度神话的破灭”。这是依据什么逻辑得出的结论？
金融危机是经济领域的问题，三权分立则是政治领域的问题，两者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产生于信用制度基础上的金融活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重心所在，它有着自身的运行规律。应当承认，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没有完全掌握这个规律，所以也不可能对金融活动进行有效的控制，这就是近现代经常出现经济危机的外在原因。每一次经济危机都不可避免地出现生产下降、人民生活困难、社会动荡不安等现象，以至需要政府运用国家权力来进行干涉，采取必要措施，克服危机。不论政府的结构和制度如何，都有义务承担这个责任。在人类进入全球化时代后，当各国面临经济危机的时候，还需要有关国家的政府，协商一致，共同努力寻求克服危机的出路。将于后天在伦敦召开的20国首脑会议，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举行的，它与政府是否实行三权分立无关。
三权分立是一个政治原则，而不是一种具体的政治制度。它指的是不同职能的国家权力机构之间实行一定的制衡监督，以避免掌握权力者滥用政治权力，损害公民权利。至于采用什么样的制度来体现这个原则，当然要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在欧美各国，有的是总统制，有的是内阁制，有的甚至还有君主在位，但都不妨碍他们推行三权分立的政治原则。所以，作为政治原则的三权分立和政治制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国那些反对三权分立的人却有意地把它们混淆起来，蒙骗民众。至于《破灭》的作者把金融危机和三权分立扯在一起，用出现金融危机来说明“美国制度神话的破灭”，说好听一些，是别出心裁地呼应“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说不好听一些，就是别有用心了。
“美国制度神话的破灭”是这篇文章的核心所在。但是，是谁制造了“美国制度神话”呢？作者说：“一直以来，美国都标榜自己的制度是世界上最完善的、最完美的，全世界也有不少人这样鼓吹。”请问，美国的哪一个政治家、思想家，哪一家报纸杂志，哪一本书、哪一篇文章，曾经鼓吹美国制度“是世界上最完善、最完美”的制度？全世界有哪些人“这样鼓吹”？事实上，世界上没有、甚至不可能有什么“最完善、最完美”的制度，这是不需要多少智商的人都能够了解的事情。我活了好几十年，从没有听说有人鼓吹美国制度是“世界上最完善、最完美”的制度。今天从《北京日报》的这篇《破灭》里，才第一次知道居然还有这样的“美国制度神话”。原来，所谓“世界上最完善、最完美”的“美国制度神话”，是这位作者为了大批判的需要而制造出来的。
捏造根本不存在的“事实”，然后加以痛斥，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那些革命大批判的故伎。它虽然拙劣、低下，却也能迷惑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另一种手法，是抹杀事实。为了说明美国的制度只维护资本家的利益，为资本服务，《破灭》作者无视近几个月来媒体大量报道的世界各国政府（包括美国政府在内）为克服金融危机所做的种种努力，随心所欲地说什么在危机发生的过程中，“没看见美国朝野政党和三权机构有什么制约和监督”，“华尔街奢华依旧，却没发现有人负责”，“不见有什么实际有效的办法”。而我们从《参考消息》上，却多次读到美国政府拨出巨款克服危机、促使经济复苏的报道；对于接受政府救援却又滥发奖金的保险业巨头AIG（文章再三申说此事，作为美国的“制度性腐败”的例证），则作了认真的调查与处理。这里不妨照录3月30日的《参考消息*北京参考》上的一则消息：“美政府26日公布金融体系全面改革方案，重点是强化集中监管、扩大监管范围和内容，旨在对金融市场主要参与者实行更严格的监管。”“据美财政部长盖特纳透露，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在4月2日召开的伦敦金融峰会上推动制定更高的、全球性金融监管标准。”可见，美国政府对于这次金融危机，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对全球性的问题，都不是无动于衷不作为的。《破灭》的作者之所以要掩盖这些事实，只不过是为了论证“美国制度神话破灭”这个既定目标罢了。对于以文革式的思维去思考问题的论者来说，事实并不重要，站稳阶级斗争的立场，坚持反帝反修的革命路线，这才是具有根本意义的、最重要的政治原则。
文章的点睛之笔在最后几句话：“当美国正在苦苦挣扎的时候，反而是经常被美国一些人以‘民主’、‘人权’、‘自由’等种种堂皇名目妄加指责的中国，在应对危机方面更为有力、有效，没给世界添麻烦，这无疑是一种莫大的讽刺。”这些话冠冕堂皇，似乎无可指责。但把它同全文的主旨——“美国制度神话破灭”和“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联系起来考察，我们不难发现，这里实际上包藏着不易察觉的祸心。不错，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我国有着十分优越的条件，可以对克服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发挥重要的作用。但这是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甚至还有民众的习惯、传统、心理等等许多非常错综复杂的因素综合起作用的结果。而文章却简单地把它归因于政治制度的差异，言外之意，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体制，虽然被指责为缺乏民主、人权、自由，但比你这个自认为是有民主、人权、自由的体制优越得多。这个判断的逻辑结论就是：没有必要进行以扩大公民的民主、自由权利和改善人权状况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因为我们现有的政治体制比美国好得多！图穷而匕首见，反对政治体制改革，这才是《破灭》一文呼应“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的意图所在。
全球化和世界贸易的迅猛发展，使中美两国之间有了日益增长的共同利益，无论是在这次金融危机里，还是今后的世界事务中，都需要两国密切合作，这已经是国内外有识之士的共同见解。而为了使合作卓有成效，就必须增进两国政府之间和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逐步消除历史上形成的隔阂和误会，而不应该有意识地去扩大它，加深它。在这个意义重大而又十分艰巨的历史任务中，媒体应该承担重要的责任。《北京日报》发表《破灭》这样有损于中美关系的文章，决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做法。从《北京日报》近几个月来所发表的某些文章来看，这个首善之区的中共市委机关报还没有走出文化大革命的阴影。它什么时候才能走出这个阴影，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舆论力量？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2009年4月1日
杜 光
自从3月上旬吴邦国在全国人大主席台发出“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的吼声以来，媒体上跟进呼应者颇不乏人。3月29日《北京日报》发表的《金融危机昭示美国神话破灭》（以下简称《破灭》），就是其中之一。
刚看到标题，还以为这是一篇主要谈金融危机的文章，仔细琢磨，才发现它的奥妙，它是以金融危机为幌子，批判美国的两党制和三权分立，显然是闻风而动地呼应“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的遵命之作。
所有高唱“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的文章都有一个通病，那就是讲不出多少道理，却又气壮如牛，仿佛真理就装在他们的口袋里，只要拍拍口袋就可以把人唬住。这是阶级斗争思维和“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文革遗风的表现。读着这篇《破灭》，经过文革磨难的人，都会隐隐约约地感受到渗透于其中的“打倒帝修反”的“毛主席革命路线”。
文章开篇就直奔主题：“金融危机其实是资本危机，而资本危机的实质，就是‘主义’危机、‘制度’危机。美国两党制和三权分立在监督金融资本上完全失败，归根到底就在于这种‘精妙绝伦’的制度设计完全是为资本服务的”。通过这样一个甲=乙=丙=丁的障眼法，一轱辘就把问题从金融危机引到三权分立，确实有点“神乎其技”。于是，得出“金融危机是美国制度无法根本解决的致命问题”的结论，也就顺理成章了。撇开作者那种隔岸观火、幸灾乐祸的心态不谈，这个结论，对于长期经受传统的政治思想教育，根深蒂固地认为“帝国主义是腐朽的、没落的、垂死的、即将灭亡”的人来说，恐怕不会感到意外。
但是，一百多年前的马克思却并不这么看。他在《共产党宣言》里说：“资产阶级如果不使生产工具经常发生变革，从而，不使生产关系，亦即不使全部社会关系发生变革，就不能生存下去。”“生产中经常不断的变革，一切社会关系的接连不断的震荡，恒久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时代不同于过去各个时代的地方。”资本主义几百年来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个判断的正确性。由于存在着占有私人性和生产社会性的矛盾，资本主义市场蕴涵着经常出现经济危机的内在因素。经济危机造成灾难，同时也带来转机。为了克服经济危机，资产阶级被迫变革生产工具，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被迫变革生产关系，制定新的制度，改善对经济的管理。资本主义社会就这样在一次又一次地发生危机和克服危机的循环中不断发展，不断进步。
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无过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1929年10月美国证券市场的崩溃，引发了长时间的经济衰退，并且蔓延到欧洲。到1932年，世界贸易总值减少了一半，美国有1/4工人失业。1933年罗斯福上台，推行“新政”，干预市场经济，在大力解决失业问题的同时，制定管理贸易、工资、工时、童工、集体谈判等方面的法规；实行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恢复农业的繁荣；采取社会保障措施，保证弱势群体的生活需要，等等，终于使美国走出困境。目前这场金融危机的影响范围，虽然由于全球化的发展而大大超过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但深度和烈度远没有那时严重。能够克服“大萧条”那样的经济危机的国家，面临当前的金融危机却成了“无法根本解决的致命问题”，甚至“足以昭示美国制度神话的破灭”。这是依据什么逻辑得出的结论？
金融危机是经济领域的问题，三权分立则是政治领域的问题，两者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产生于信用制度基础上的金融活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重心所在，它有着自身的运行规律。应当承认，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没有完全掌握这个规律，所以也不可能对金融活动进行有效的控制，这就是近现代经常出现经济危机的外在原因。每一次经济危机都不可避免地出现生产下降、人民生活困难、社会动荡不安等现象，以至需要政府运用国家权力来进行干涉，采取必要措施，克服危机。不论政府的结构和制度如何，都有义务承担这个责任。在人类进入全球化时代后，当各国面临经济危机的时候，还需要有关国家的政府，协商一致，共同努力寻求克服危机的出路。将于后天在伦敦召开的20国首脑会议，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举行的，它与政府是否实行三权分立无关。
三权分立是一个政治原则，而不是一种具体的政治制度。它指的是不同职能的国家权力机构之间实行一定的制衡监督，以避免掌握权力者滥用政治权力，损害公民权利。至于采用什么样的制度来体现这个原则，当然要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在欧美各国，有的是总统制，有的是内阁制，有的甚至还有君主在位，但都不妨碍他们推行三权分立的政治原则。所以，作为政治原则的三权分立和政治制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国那些反对三权分立的人却有意地把它们混淆起来，蒙骗民众。至于《破灭》的作者把金融危机和三权分立扯在一起，用出现金融危机来说明“美国制度神话的破灭”，说好听一些，是别出心裁地呼应“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说不好听一些，就是别有用心了。
“美国制度神话的破灭”是这篇文章的核心所在。但是，是谁制造了“美国制度神话”呢？作者说：“一直以来，美国都标榜自己的制度是世界上最完善的、最完美的，全世界也有不少人这样鼓吹。”请问，美国的哪一个政治家、思想家，哪一家报纸杂志，哪一本书、哪一篇文章，曾经鼓吹美国制度“是世界上最完善、最完美”的制度？全世界有哪些人“这样鼓吹”？事实上，世界上没有、甚至不可能有什么“最完善、最完美”的制度，这是不需要多少智商的人都能够了解的事情。我活了好几十年，从没有听说有人鼓吹美国制度是“世界上最完善、最完美”的制度。今天从《北京日报》的这篇《破灭》里，才第一次知道居然还有这样的“美国制度神话”。原来，所谓“世界上最完善、最完美”的“美国制度神话”，是这位作者为了大批判的需要而制造出来的。
捏造根本不存在的“事实”，然后加以痛斥，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那些革命大批判的故伎。它虽然拙劣、低下，却也能迷惑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另一种手法，是抹杀事实。为了说明美国的制度只维护资本家的利益，为资本服务，《破灭》作者无视近几个月来媒体大量报道的世界各国政府（包括美国政府在内）为克服金融危机所做的种种努力，随心所欲地说什么在危机发生的过程中，“没看见美国朝野政党和三权机构有什么制约和监督”，“华尔街奢华依旧，却没发现有人负责”，“不见有什么实际有效的办法”。而我们从《参考消息》上，却多次读到美国政府拨出巨款克服危机、促使经济复苏的报道；对于接受政府救援却又滥发奖金的保险业巨头AIG（文章再三申说此事，作为美国的“制度性腐败”的例证），则作了认真的调查与处理。这里不妨照录3月30日的《参考消息*北京参考》上的一则消息：“美政府26日公布金融体系全面改革方案，重点是强化集中监管、扩大监管范围和内容，旨在对金融市场主要参与者实行更严格的监管。”“据美财政部长盖特纳透露，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在4月2日召开的伦敦金融峰会上推动制定更高的、全球性金融监管标准。”可见，美国政府对于这次金融危机，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对全球性的问题，都不是无动于衷不作为的。《破灭》的作者之所以要掩盖这些事实，只不过是为了论证“美国制度神话破灭”这个既定目标罢了。对于以文革式的思维去思考问题的论者来说，事实并不重要，站稳阶级斗争的立场，坚持反帝反修的革命路线，这才是具有根本意义的、最重要的政治原则。
文章的点睛之笔在最后几句话：“当美国正在苦苦挣扎的时候，反而是经常被美国一些人以‘民主’、‘人权’、‘自由’等种种堂皇名目妄加指责的中国，在应对危机方面更为有力、有效，没给世界添麻烦，这无疑是一种莫大的讽刺。”这些话冠冕堂皇，似乎无可指责。但把它同全文的主旨——“美国制度神话破灭”和“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联系起来考察，我们不难发现，这里实际上包藏着不易察觉的祸心。不错，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我国有着十分优越的条件，可以对克服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发挥重要的作用。但这是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甚至还有民众的习惯、传统、心理等等许多非常错综复杂的因素综合起作用的结果。而文章却简单地把它归因于政治制度的差异，言外之意，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体制，虽然被指责为缺乏民主、人权、自由，但比你这个自认为是有民主、人权、自由的体制优越得多。这个判断的逻辑结论就是：没有必要进行以扩大公民的民主、自由权利和改善人权状况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因为我们现有的政治体制比美国好得多！图穷而匕首见，反对政治体制改革，这才是《破灭》一文呼应“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的意图所在。
全球化和世界贸易的迅猛发展，使中美两国之间有了日益增长的共同利益，无论是在这次金融危机里，还是今后的世界事务中，都需要两国密切合作，这已经是国内外有识之士的共同见解。而为了使合作卓有成效，就必须增进两国政府之间和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逐步消除历史上形成的隔阂和误会，而不应该有意识地去扩大它，加深它。在这个意义重大而又十分艰巨的历史任务中，媒体应该承担重要的责任。《北京日报》发表《破灭》这样有损于中美关系的文章，决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做法。从《北京日报》近几个月来所发表的某些文章来看，这个首善之区的中共市委机关报还没有走出文化大革命的阴影。它什么时候才能走出这个阴影，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舆论力量？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2009年4月1日
杜光：愤怒谴责毒打孙文广教授的暴行
愤怒谴责毒打孙文广教授的暴行
杜光
有朋友告诉我，75岁的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4月5日前往济南英雄山烈士陵园祭奠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赵紫阳，竟遭到暴徒毒打，被打断了三根肋骨。
孙文广是一位为争取民主、维护弱者权益而不懈地进行抗争的志士，赵紫阳去世后，他曾多次到英雄山烈士陵园，悼念赵紫阳和其他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和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作出贡献的先行者。去年他和两位朋友在清明节的前三天到烈士陵园，送了悼念赵紫阳的花圈，到了清明那一天却被锁在家里，无法外出。今年4月1日，他写文章，发传单，公开宣布：“今年我还要去英雄山，悼念英烈。”他在文章里说：“很多坚持正义、坚持民主法制的先知者，被打进地狱之后，他们的事迹、著作、形象，也被埋葬了，他们逐渐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2008年有了清明假日，我们应该利用这个假日，修复集体记忆，悼念那些为自由民主作出贡献的故人。”文章还指出：“现在很多青年人，不知道赵紫阳是谁，不知道他是中国80年代黄金时期的主要国家领导人，是推动改革开放的闯将，担任过国家总理和中共总书记。1989年后他从人们的记忆中逐渐消失了。我们要恢复那段时间的集体记忆，就应该悼念这位重要的历史人物。”文章还谈到对文化大革命的先知者、抗争者张志新、林昭、王申酉，抗日烈士张自忠，为苦难农民鼓与呼的彭德怀，以及被打成右派的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陆侃如、束星北等等，都应该在清明节进行悼念，“通过悼念历史人物，来修复人们的集体记忆，澄清历史真相。”
4月5日上午，他口袋里揣了挽联和小花，准备前往英雄山，一出门便被公安局的警员和山东大学保卫处的人拦住了。他不顾劝阻，冲出校门，警察继续跟踪，一路上居然有九辆警车尾随着他。到了烈士陵园后，事先约好一起上山悼念赵紫阳的五六位朋友都没有来，后来才知道，他们不是被公安堵在家里，就是被抓起来了。他只好一人上山，还没有到达悼念的地方，半路上拥过来五个彪形大汉，不由分说架住他，把他从两米高的山崖上摔下去，接着对他拳打脚踢。他被打的地方距离烈士陵园大门只有四五十米，大门外就停着好几辆“护送”他来的警车。就在这些警察目力所及的范围内，他被五个暴徒殴打了十好几分钟。后被送到齐鲁医院，诊断有三根肋骨被打断，脊髓震荡，头部不能转动，现在正住院治疗。三天来一直不能翻身，不能起床，疼得夜里睡不着觉。
祭悼赵紫阳居然会遭到毒打，而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在警察的眼皮子下面。这些暴徒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怎么会这么肆无忌惮？是便衣的国保公安，还是被雇佣的地痞流氓？是谁雇佣他们来殴打孙文广的？对这种在警方支持或默许下所施行的暴行，我无法抑止心头的愤怒。我的愤怒不仅是因为五个壮汉殴打一个手无寸铁的75岁老人，还因为他们行凶的缘由竟是老人执意要悼念赵紫阳。
赵紫阳自从1989年由于坚持“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和“在理性和秩序的气氛中”解决学生运动的问题，反对戒严、反对动用军队，因而被赶出领导岗位后，长期受到严酷的迫害。在他2005年去世前的15年里，他被幽禁在家，丧失了一个公民所应有的权利；他的劳绩，他的贡献，都被那些别有用心的领导人处心积虑地加以抹杀，加以掩盖，加以歪曲。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害怕他，害怕他的威望，害怕他的影响。从“要吃粮找紫阳”到“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在民主与专制、民众与官僚的对立中，赵紫阳站在民主一边，民众一边，所以人民尊敬他，拥护他。他虽然下台了，但他的存在本身，仍然可以构成对这些领导人的既得利益和现有权位的威胁。所以他们不惜违反宪法，采取各种非法措施，限制他外出，不许他发表意见，断绝他和外界的联系。甚至在他去世以后，还禁止他的许多故旧袍泽和敬仰他的公民向他的遗体告别。
现在，他去世已经五年多了，那些有权有势的人还在害怕他，不给他恢复名誉，不给他平反，不把他应得的荣誉还给他，甚至不许人们悼念他，缅怀他。活人害怕死人，这是多么荒唐！多么可悲！
孙文广因悼念赵紫阳而遭毒打的事件，使我更深切地体会到把这个被歪曲的历史纠正过来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为此，我强烈要求：
一、 及早恢复赵紫阳的名誉，恢复他在历史上的应有地位，把颠倒的历史纠正过来。
二、 彻底查清孙文广被毒打的真相，严惩凶手；对默许、纵容行凶者，应查清责任
进行问责。孙文广的医疗费用，全部应由凶手和责任者承担，并且判令他们支付相应的损失赔偿金。济南的公安部门在这个问题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希望能够正确对待，严肃处理这个事件。
2009年4月8日
杜光
有朋友告诉我，75岁的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4月5日前往济南英雄山烈士陵园祭奠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赵紫阳，竟遭到暴徒毒打，被打断了三根肋骨。
孙文广是一位为争取民主、维护弱者权益而不懈地进行抗争的志士，赵紫阳去世后，他曾多次到英雄山烈士陵园，悼念赵紫阳和其他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和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作出贡献的先行者。去年他和两位朋友在清明节的前三天到烈士陵园，送了悼念赵紫阳的花圈，到了清明那一天却被锁在家里，无法外出。今年4月1日，他写文章，发传单，公开宣布：“今年我还要去英雄山，悼念英烈。”他在文章里说：“很多坚持正义、坚持民主法制的先知者，被打进地狱之后，他们的事迹、著作、形象，也被埋葬了，他们逐渐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2008年有了清明假日，我们应该利用这个假日，修复集体记忆，悼念那些为自由民主作出贡献的故人。”文章还指出：“现在很多青年人，不知道赵紫阳是谁，不知道他是中国80年代黄金时期的主要国家领导人，是推动改革开放的闯将，担任过国家总理和中共总书记。1989年后他从人们的记忆中逐渐消失了。我们要恢复那段时间的集体记忆，就应该悼念这位重要的历史人物。”文章还谈到对文化大革命的先知者、抗争者张志新、林昭、王申酉，抗日烈士张自忠，为苦难农民鼓与呼的彭德怀，以及被打成右派的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陆侃如、束星北等等，都应该在清明节进行悼念，“通过悼念历史人物，来修复人们的集体记忆，澄清历史真相。”
4月5日上午，他口袋里揣了挽联和小花，准备前往英雄山，一出门便被公安局的警员和山东大学保卫处的人拦住了。他不顾劝阻，冲出校门，警察继续跟踪，一路上居然有九辆警车尾随着他。到了烈士陵园后，事先约好一起上山悼念赵紫阳的五六位朋友都没有来，后来才知道，他们不是被公安堵在家里，就是被抓起来了。他只好一人上山，还没有到达悼念的地方，半路上拥过来五个彪形大汉，不由分说架住他，把他从两米高的山崖上摔下去，接着对他拳打脚踢。他被打的地方距离烈士陵园大门只有四五十米，大门外就停着好几辆“护送”他来的警车。就在这些警察目力所及的范围内，他被五个暴徒殴打了十好几分钟。后被送到齐鲁医院，诊断有三根肋骨被打断，脊髓震荡，头部不能转动，现在正住院治疗。三天来一直不能翻身，不能起床，疼得夜里睡不着觉。
祭悼赵紫阳居然会遭到毒打，而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在警察的眼皮子下面。这些暴徒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怎么会这么肆无忌惮？是便衣的国保公安，还是被雇佣的地痞流氓？是谁雇佣他们来殴打孙文广的？对这种在警方支持或默许下所施行的暴行，我无法抑止心头的愤怒。我的愤怒不仅是因为五个壮汉殴打一个手无寸铁的75岁老人，还因为他们行凶的缘由竟是老人执意要悼念赵紫阳。
赵紫阳自从1989年由于坚持“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和“在理性和秩序的气氛中”解决学生运动的问题，反对戒严、反对动用军队，因而被赶出领导岗位后，长期受到严酷的迫害。在他2005年去世前的15年里，他被幽禁在家，丧失了一个公民所应有的权利；他的劳绩，他的贡献，都被那些别有用心的领导人处心积虑地加以抹杀，加以掩盖，加以歪曲。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害怕他，害怕他的威望，害怕他的影响。从“要吃粮找紫阳”到“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在民主与专制、民众与官僚的对立中，赵紫阳站在民主一边，民众一边，所以人民尊敬他，拥护他。他虽然下台了，但他的存在本身，仍然可以构成对这些领导人的既得利益和现有权位的威胁。所以他们不惜违反宪法，采取各种非法措施，限制他外出，不许他发表意见，断绝他和外界的联系。甚至在他去世以后，还禁止他的许多故旧袍泽和敬仰他的公民向他的遗体告别。
现在，他去世已经五年多了，那些有权有势的人还在害怕他，不给他恢复名誉，不给他平反，不把他应得的荣誉还给他，甚至不许人们悼念他，缅怀他。活人害怕死人，这是多么荒唐！多么可悲！
孙文广因悼念赵紫阳而遭毒打的事件，使我更深切地体会到把这个被歪曲的历史纠正过来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为此，我强烈要求：
一、 及早恢复赵紫阳的名誉，恢复他在历史上的应有地位，把颠倒的历史纠正过来。
二、 彻底查清孙文广被毒打的真相，严惩凶手；对默许、纵容行凶者，应查清责任
进行问责。孙文广的医疗费用，全部应由凶手和责任者承担，并且判令他们支付相应的损失赔偿金。济南的公安部门在这个问题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希望能够正确对待，严肃处理这个事件。
2009年4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