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继明：建议一刀切禁止高干子女经商
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建议一刀切禁止高干子女经商
来源:德国之声
不久前，中国媒体援引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的发言，称一份由国务院、中央党校等权威部门联合进行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内地亿万富翁3220人，其中2932人是高干子女，占91%。其后，蔡继明教授发表声明，表示他从未提供过这一数字。但蔡继明教授同时指出，中国特权阶层收入过高，应禁止高干子女经商。德国之声记者就此采访了蔡继明教授。
德国之声：蔡教授您好。我在网上也看到了您的声明，澄清一些媒体报道所说的”中国亿万富翁里91%是高干子女”这一数字不是您提供的。那么，您觉得这一数字有多大的可信性呢？
蔡继明：到底是91%还是50%，这只是量的问题。我不太在意具体的数字。就我的观点来看，在亿万富翁里边，即使做最保守的估计，哪怕只有10%是高干子女，这仍然是民众所不能接受的。当然这91%的数字究竟从哪儿来的，我们现在不得而知。网上传说来自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中央党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几家官方机构所做的联合调查，也有人说引自《远东经济评论》。但是，有读者已经查阅证实《远东经济评论》并没有这一报告。当然，官方对此也未置可否。
德国之声：您也说了，
这一数字究竟是多少其实并不重要，关键是它所反映的问题。您认为，高干子弟能够垄断大量的社会财富，原因是什么呢？
蔡继明：高干子弟可以通过许多途径获取大量社会财富。虽然他们作为大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CEO，从事的往往也是合法的经营活动，但是由于他们的父母掌握着大量的社会资源，他们往往能够得到其他企业得不到的稀缺资源，比如，黄金地段的土地、矿产资源的勘探开发权以及特殊行业的的特许经营权，这样，他们在竞争中就有了其他企业所不具有的优势，从而可以获得超额利润或暴利，当然民众就会产生极大的不满情绪。
德国之声：蔡教授，您曾经指出，纪检部门只是不允许在领导干部自身管辖的范围内或管辖的地区内，其子女或配偶进行商业活动。但是并没有说不允许在其他领导管辖的范围或地区内经商。这样就引起领导干部之间一些交换条件的情形发生。因此，您提出应当禁止高干子女经商。您还表示只要执政党的决心足够大，这个问题就不难解决。在反腐这个问题上，中央一直三令五申，决心不可谓不大，那为什么还是难以解决呢？
蔡继明：关于干部子女经商的问题，民众长期以来都有很大意见。中纪委和地方纪检委的有关规定，并没有从根本上杜绝干部子女在异地或不同的领域经商，可以说，现在干部子女经商已经没有任何有效的限制。
执政党只要一刀切，禁止高干子女经商是很容易做到的。也许有人会说，有些高干子女确实有经商才能，他不靠父母的特权，一样可以把企业做大，创造巨大财富，为社会做出很大贡献，为什么就不允许他经商呢？但是你一旦开了一个口子，就会鱼目混珠、真假难辨。我想，作为高干家庭的子女，尤其在中国处于转型的特定时期，为了避免政策不好掌握，为了执政党的纯洁，为了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为了平息广大群众对腐败现象的不满，个人应该做出一定牺牲。
德国之声：蔡教授，您也曾指出过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官员财产公示的”阳光法案”在中国还是没有实现。其实中共领导人1987年就曾提出这一措施，但现在22年过去了，中国还是没有官员财产公示的立法。这是为什么呢？
蔡继明：这个原因最简单不过了，就是官员自己不愿公布自己的财产。因为这是必须由执政党作出的决定，不是由人大或全民投票来决定的。如果民众搞投票公决，或者人大代表进行讨论，我想绝大多数都会赞成公示官员的财产。问题是，现在没有这样的决策机制。能不能公开自己的财产，是由官员自己说了算的。当然，如果他们的财产是清清白白的，可以放在阳光下的，那为什么不公开呢？显然这里边有大量的灰色收入、隐性收入，或者非法所得。他们是不能够拿出来公示的。简单地说，就是既得利益者在作怪，阻碍了官员财产的公布。
德国之声：蔡教授，我这里也有一个数字，是新华网转载《东方早报》的一篇文章，一位连续几年提出官员财产公示提案的人大代表进行了一项调查，发现97%的官员反对财产公示。如果97%的官员连财产公示都反对的话，您提出的彻底禁止他们的子女经商，可行性有多大呢？
蔡继明：即使有100%的官员反对，作为社会上的一种正义之声，特别是代表民众的声音，也应该喊出来。现在哪个官员敢公开站出来说“官员的财产不能公布”？即便说不能公布，也得要找很多借口，比如技术方面的原因，安定团结的需要，稳定压倒一切，等等。但从理论上和原则上来说，恐怕很少有人敢站出来说，官员的财产不能公布。
至于高干子女能不能经商，恐怕也没有哪位高干站出来公开反对吧。官方对这个问题采取了回避态度。你提到的97%的官员都会反对，恐怕也仅仅是私下里反对，公开场合不会这样说。我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会各界、新闻媒体，应该不断提出这个问题，应该通过舆论对官方施加一定的压力。也许中共最高层也想推动官员财产的公开化，禁止高干子女经商，但由于既得利益群体的力量可能非常强大，要贯彻下来，必须借助社会的舆论和公众的诉求。
作者：苗子
来源:德国之声
不久前，中国媒体援引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的发言，称一份由国务院、中央党校等权威部门联合进行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内地亿万富翁3220人，其中2932人是高干子女，占91%。其后，蔡继明教授发表声明，表示他从未提供过这一数字。但蔡继明教授同时指出，中国特权阶层收入过高，应禁止高干子女经商。德国之声记者就此采访了蔡继明教授。
德国之声：蔡教授您好。我在网上也看到了您的声明，澄清一些媒体报道所说的”中国亿万富翁里91%是高干子女”这一数字不是您提供的。那么，您觉得这一数字有多大的可信性呢？
蔡继明：到底是91%还是50%，这只是量的问题。我不太在意具体的数字。就我的观点来看，在亿万富翁里边，即使做最保守的估计，哪怕只有10%是高干子女，这仍然是民众所不能接受的。当然这91%的数字究竟从哪儿来的，我们现在不得而知。网上传说来自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中央党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几家官方机构所做的联合调查，也有人说引自《远东经济评论》。但是，有读者已经查阅证实《远东经济评论》并没有这一报告。当然，官方对此也未置可否。
德国之声：您也说了，
这一数字究竟是多少其实并不重要，关键是它所反映的问题。您认为，高干子弟能够垄断大量的社会财富，原因是什么呢？
蔡继明：高干子弟可以通过许多途径获取大量社会财富。虽然他们作为大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CEO，从事的往往也是合法的经营活动，但是由于他们的父母掌握着大量的社会资源，他们往往能够得到其他企业得不到的稀缺资源，比如，黄金地段的土地、矿产资源的勘探开发权以及特殊行业的的特许经营权，这样，他们在竞争中就有了其他企业所不具有的优势，从而可以获得超额利润或暴利，当然民众就会产生极大的不满情绪。
德国之声：蔡教授，您曾经指出，纪检部门只是不允许在领导干部自身管辖的范围内或管辖的地区内，其子女或配偶进行商业活动。但是并没有说不允许在其他领导管辖的范围或地区内经商。这样就引起领导干部之间一些交换条件的情形发生。因此，您提出应当禁止高干子女经商。您还表示只要执政党的决心足够大，这个问题就不难解决。在反腐这个问题上，中央一直三令五申，决心不可谓不大，那为什么还是难以解决呢？
蔡继明：关于干部子女经商的问题，民众长期以来都有很大意见。中纪委和地方纪检委的有关规定，并没有从根本上杜绝干部子女在异地或不同的领域经商，可以说，现在干部子女经商已经没有任何有效的限制。
执政党只要一刀切，禁止高干子女经商是很容易做到的。也许有人会说，有些高干子女确实有经商才能，他不靠父母的特权，一样可以把企业做大，创造巨大财富，为社会做出很大贡献，为什么就不允许他经商呢？但是你一旦开了一个口子，就会鱼目混珠、真假难辨。我想，作为高干家庭的子女，尤其在中国处于转型的特定时期，为了避免政策不好掌握，为了执政党的纯洁，为了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为了平息广大群众对腐败现象的不满，个人应该做出一定牺牲。
德国之声：蔡教授，您也曾指出过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官员财产公示的”阳光法案”在中国还是没有实现。其实中共领导人1987年就曾提出这一措施，但现在22年过去了，中国还是没有官员财产公示的立法。这是为什么呢？
蔡继明：这个原因最简单不过了，就是官员自己不愿公布自己的财产。因为这是必须由执政党作出的决定，不是由人大或全民投票来决定的。如果民众搞投票公决，或者人大代表进行讨论，我想绝大多数都会赞成公示官员的财产。问题是，现在没有这样的决策机制。能不能公开自己的财产，是由官员自己说了算的。当然，如果他们的财产是清清白白的，可以放在阳光下的，那为什么不公开呢？显然这里边有大量的灰色收入、隐性收入，或者非法所得。他们是不能够拿出来公示的。简单地说，就是既得利益者在作怪，阻碍了官员财产的公布。
德国之声：蔡教授，我这里也有一个数字，是新华网转载《东方早报》的一篇文章，一位连续几年提出官员财产公示提案的人大代表进行了一项调查，发现97%的官员反对财产公示。如果97%的官员连财产公示都反对的话，您提出的彻底禁止他们的子女经商，可行性有多大呢？
蔡继明：即使有100%的官员反对，作为社会上的一种正义之声，特别是代表民众的声音，也应该喊出来。现在哪个官员敢公开站出来说“官员的财产不能公布”？即便说不能公布，也得要找很多借口，比如技术方面的原因，安定团结的需要，稳定压倒一切，等等。但从理论上和原则上来说，恐怕很少有人敢站出来说，官员的财产不能公布。
至于高干子女能不能经商，恐怕也没有哪位高干站出来公开反对吧。官方对这个问题采取了回避态度。你提到的97%的官员都会反对，恐怕也仅仅是私下里反对，公开场合不会这样说。我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会各界、新闻媒体，应该不断提出这个问题，应该通过舆论对官方施加一定的压力。也许中共最高层也想推动官员财产的公开化，禁止高干子女经商，但由于既得利益群体的力量可能非常强大，要贯彻下来，必须借助社会的舆论和公众的诉求。
作者：苗子
杜光：在贱民家庭的阴影里挣扎成长--为《往事微痕》右派子女专集而作
《往事微痕》的主事者决定把右派难友子女的回忆文章编成专集，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创意。五十多年前的那场卑鄙的“阳谋”，不但把55万（一说300多万）知识分子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推下社会最底层，受尽折磨，而且祸延家属子女，使他们在20多年的艰难岁月里，备受歧视凌辱。《往事微痕》的这个专集所收集的文章，记叙了反右运动给这些右派子女带来的悲惨命运。在那场劫难中，他们多数还是天真无邪的幼童，充满了对未来的瑰丽幻想和美好憧憬，对共产党和毛泽东怀着无限的崇敬和信仰。但是，毛泽东的“阳谋”却彻底地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诚如马文都在专集里说的：“在我们的梦想刚刚开始的时候，五七年却成了我们家庭恶梦的开始。”他们不由自主地被排挤出正常的社会生活。徐瑗这样形容那个时代的生活氛围：“在这场政治风暴后，歧视、偏见、仇恨，像一股强大的瘟疫在社会中蔓延，侵入人们的脑中，污染着原来纯洁的心灵。”作为右派子女，他们不得不忍受来自四面八方的蔑视和欺侮，在屈辱的氛围里挣扎了二十多年。燕遯符在俞梅荪文章后的感言里说：“一个右派分子罹难，全家遭殃，家人所受之罪还要甚于其本人，特别是婴幼儿子女，注定一辈子要经历不尽的屈辱和苦难。这最叫人心痛，心痛到不忍去说，不忍去想。”(注:本文所引资料和引语,凡没有注明出处者,均引自本专集内的文章.)
生活在“叫人心痛到不忍去说，不忍去想”的环境里，这些右派子女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入队、入团、上学、参军、就业、婚姻等等问题上，都无法享受正常的平等权利。赵旭上小学时写着自己的理想是长大后驾着飞机在祖国的蓝天翱翔，少先队辅导员找他谈话说：“你知道什么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吗？一个人要有自知之明，再不要异想天开。”张一华小学毕业时才14岁，就被赶到农场劳动，连初中都不许上；谭松在13岁上初中的第一天便被出身好的同学打伤；马文都在初中毕业后被取消当兵的资格；老柯在初中毕业时名列前茅，同班同学绝大多数都考上高中或专科，他却名落孙山；刘茨利已经被列为共青团的发展对象，却因为“政审未能通过”而入不了团；何蜀也是因此在交了入团申请书后却“泥牛入海无消息”；他初中毕业后，高中“不予录取”，到一钢厂劳动，党委书记交代宣传科长：“对这样的人要控制使用。”这些右派子女长期被排挤到社会边缘，过着非人的生活。唐淼清和马文都、俞梅荪、张一华、徐瑗、老柯等的文章，都记录了他们作为右派子女所经历的曲折而艰辛的苦难生涯，惊心动魄，令人心酸。
在这些受难的贱民家庭中，最值得称颂的是那些顶着“歧视、偏见、仇恨”，含辛茹苦地抚育子女成长的母亲。人类的伟大母性，在许多贱民家庭里得到体现和升华。俞梅荪的母亲不堪生活磨难的压力，想把两个儿子送给姐姐，自己投河自尽。她多次到护城河边徘徊，因不忍抛下儿子而没有跳下去，终于把他们抚养成人。尹华春在文章里谈到，他父亲张绍尧被打成右派后，母亲“忍痛和丈夫离婚，这样可以堵住别人的嘴巴，保护自己和孩子。”但她又一再嘱咐子女：“一定要找到父亲，重建完整的家。”他们不知道，张绍尧早在1960年12月就因过度的劳动和饥饿而死去，抛尸荒郊，骸骨无存。子女们千方百计地打听到父亲丧命的地方，2007年，七个兄弟姐妹一起到沈阳凌源县哈巴气村的荒野，祭奠父亲。文章记录了七个子女的七篇祭文，椎心泣血，倾吐对父亲的思念，控诉反右运动的罪恶。其中一篇祭文说：“我们虽被压到生活的最底层，但在我们的伟大母亲、你亲爱的妻子的教育呵护下，除了二姐英年早逝，其余的七个儿女全部响当当地立足于天地之间。”徐瑗在文章里也记述道：“面对现实，战胜自我，母亲终于从充满歧视和偏见的夹墙中走出，以其坚强的意志和韧性，倾其一生心血，将我们六兄妹抚育成人。”当然也有个别例外。如冰眉的母亲“在党性与母性之间仍坚定地选择了以前者为重”。在冰眉的记忆中，挥之不去的画面是：“母亲凶神恶煞的面容，时刻高举的鞭子，和冰雹般的冷峻言语如影随形。”这种“被‘异化’了的母性”和畸形的家庭生活，是反右运动制造的人间悲剧的一种特殊形态。所以冰眉深有感触地指出：“爱与恨的颠倒，应该是毛泽东导演的闹剧中最残忍的一幕。”
专集里的这些文章，真实地记录了右派难友的子女们如何“经历不尽的屈辱和苦难”，在“歧视、偏见、仇恨”中挣扎成长。它们的可贵之处，在于写作者不但从受难者子女的视角，根据亲身的遭遇感受，深刻地揭露了反右运动所造成的社会灾难，而且生动地反映了贱民阶级所处的不平等的社会地位和艰辛的生活形态。这些亲身经历的回忆和切身感受的倾吐，为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史，特别是社会结构的变化、阶级地位的分野和不同阶级的社会动态，提供了十分难得、十分宝贵的实际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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贱民阶级，即所谓“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或被简称为“黑五类”，脱胎于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和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基础。按照这种思维方式和理论指导，中国公民被划分为人民和敌人两大类。被划为敌人的群体及他们的亲属子女被打入另册，自由权利遭剥夺，人身安危无保障，成为被压迫被剥削的贱民阶级。这种做法有什么法律根据吗？没有，宪法没有如此规定，法律也没有这类条文。这就是说，把公民这样分类完全是非法的。“地富反坏”的形成虽然有它的历史渊源，但撇开土改、镇反、肃反时的扩大化不说，即使是对确有罪行的人，也应该依法判处，刑满后就恢复公民权利，不应该终身受到歧视；更不应株连亲属子女，全部沦为贱民。至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打成敌人的公民，如“胡风分子”、“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三反分子”等等，更是于法无据。这些公民被打入贱民阶级，依据的是共产党的文件，是毛泽东的个人意志。因为毛泽东把个人意志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其他领导人不得不好毛之所好，恶毛之所恶。所以，数以千万计的民众被划为敌人，沦为贱民阶级，既是共产党一党专政的产物，也是毛泽东个人意志的产物。他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划分人民与敌人、制造贱民阶级的理论根据。
除了贱民阶级以外，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乌托邦还在中华大地上造成了另一个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那就是通过合作化公社化，把本来有产有业的自由小农，改变成为既没有土地和生产工具、又没有劳动自由的农奴。当然，在土地改革之后，本着有利于生产发展和农民自愿的两大原则，适当地开展互助合作,作为一种探索和试验是有必要的。但毛泽东却把这种零散的试验性的经济活动，变成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叫做“合作化”。什么是“化”？按照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里的说法，“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在小农经济的生产力远没有发挥出来的条件下，要“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组织合作社，剥夺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就必然违背绝大多数农民的意愿，并且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至于进一步的公社化，就更不用说了。据李洪林在《我的‘理论工作者’经历》一文里透露，他1961年在河北新城县孙家漫撒大队、1962年在湖南宁乡县炭子冲大队，对农村从土改后到公社化后的历年产量，都作了调查，“那历年产量表上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公社化不如合作化，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初级社不如互助组，互助组不如单干。”农民的土地所有权被剥夺，再加上城乡户口的二元体制，农民完全被束缚在人民公社的枷锁里，无产无业，没有人身自由。在三年大饥荒时期，家家粮食被高征购搜刮殆尽，粒米无存，甚至连外出乞讨的自由都被剥夺了，求生的所有活路都被堵死，亿万农奴成为坐而待毙的饿殍。
这两个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是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的副产品。经济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即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造就了“新社会”的农奴阶级；政治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即反右派运动，则使数以百万计的右派分子及其亲属子女沦为贱民，并与“地富反坏”构成为一个新的阶级。“地富”虽然是民主革命的产物，但在民主革命的条件下，他们还存在着定期摘帽，成为普通农民的希望。而社会主义革命之后，他们和亲属子女的地富身份被固定化、终身化，成为一种阶级构成。至于“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也随着“革命”的深化而由一种罪名演变为身份。这个由“地富反坏右”即所谓“五类分子”构成的新阶级，成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光谱中十分奇特的元素。收在这本专集里的文章，就是对这个光谱的原子分子的星星点点的描画。他们勾画出来的贱民子女的苦难人生和所感所思，是了解和研究那个时期的社会生活的绝妙素材。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人人有产、已经消灭了阶级差别的平等社会，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两个占全国人口多数的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呢？对这个问题，也可以从相反的方向提出：既然社会上还存在着占全国人口多数的被压迫被剥削阶级，这样的社会还能说是社会主义社会吗？
回答这样的问题并不困难，只要跳出长期被灌输的传统观念的束缚，就不难理解，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革命”，都只不过是自欺欺人之谈。
马克思说得好：“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9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民主主义性质的社会，它的历史任务是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在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得到充分发挥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实现社会主义变革。而我国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处在资本主义的幼年阶段，远没有达到“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的程度。至于生产关系，就五十年代的社会条件来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不要说是没有“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胎胞里连它的影子都没有，怎么会出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呢？就好比妇女根本没有怀孕，却硬要剖腹生产，结果可想而知。总之，当时的中国社会并不具备任何社会主义因素，而观念上的社会主义又必须以资本主义为敌，这种观念和现实的错位，使“社会主义革命”只能招来资本主义的天敌——封建专制主义。由于我们有着悠久而深厚的封建专制主义传统，更使专制主义的复辟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专制主义一旦应“社会主义革命”的召唤，堂而皇之地以社会主义的面貌出现，产生新的被压迫被剥削阶级也就顺理成章了。
历史的讽刺是如此地诡异，阶级斗争理论本来是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反抗压迫和剥削的理论武器，现在却被压迫者剥削者用来对付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如果马克思在天之灵有知，恐怕也只能无奈苦笑了。
毛泽东去世后，千千万万农奴先后冲破人民公社的黑暗统治，实行包产到户，自己解放自己。贱民阶级的解放，则有赖于胡耀邦主持的平反冤假错案。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革命行动，像秋风扫落叶，荡平了历次政治运动甚至建国以前的冤假错案，消除了贱民作为阶级的存在，在民主革命的历史上，抒写了辉煌的篇章。作为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贱民阶级也从此结束了它的存在,在历史上留下一个丑陋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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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着热爱祖国、衷心拥护共产党的情怀，提出一些批评建议，或发表一些十分温和的政治见解，却被批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而且批判又是如此地无理武断，这是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无法接受的。但是，那些年的政治运动往往就是这样无理可讲的。毛泽东说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其实，对右派分子的批判斗争和定罪，才真正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而且所攻的那一点，都是歪曲夸大、无限上纲。所以右派难友们在受到批判的初期，几乎都本能地对事实真相或批评建议的本意，作出委婉的陈述和解释。但在批判的强大火力之下，不得不放弃那个实事求是的防线，承认自己确有错误：或发言不妥，措辞不当；或立场不稳，思想不健康，有私心杂念、个人主义、温情主义、小资产阶级思想等等，总之是承认错误，但拒绝承认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成分。这当然不符合反右指导者的意旨。于是，有组织的批判斗争不断加码，积极分子“慷慨激昂”、“群情激愤”，斥骂被批判者“避重就轻”，“蒙混过关”，“恶毒攻击”，“罪恶滔天”，甚至连“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都搬出来了。不断升温的斗争烈火，远远超出了常人所能忍受的程度，逼得极少数人以死抗争，而绝大多数却只能忍辱含垢，把泼在自己头上的污水——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接受下来。一旦定罪，所有的个人尊严、羞耻之心，便都荡然无存，时时处处都只能以罪人的面貌出现，甚至对自己的亲属子女也不例外。因为按照政治运动的逻辑，如果否定已经定案的罪名，就是“翻案复辟”、“反攻倒算”，那就不但自己要罪加一等,而且还会增加亲属子女的苦难。难友们很少有敢于冒这个风险的。
在五十多年前的反右运动中，几乎所有右派难友都经历过这个斗争三部曲：如实陈诉——承认错误——承认犯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据了解只有不久前去世的《人民日报》资深记者刘衡顶住了各种压力，拒不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她是最值得我们尊敬的难友） 这三部曲的经历，从序曲到尾声，都熊熊燃烧着把右派难友的自由独立精神化为灰烬的炼狱之火，他们的人格、尊严、良知经受无情的煎熬而化为乌有，这成为他们心头的终身之痛。他们只有把这种由无妄之灾带来的痛苦，深深地埋藏在自己的记忆里，却不敢向子女透露自己的真实。有些人因此而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也只能默默地吞咽毛泽东酿成的苦酒——那是罪恶之酒，灾难之酒。
正是在这种反人性、反道德、无法无天的政治专制主义的操控下，右派难友的子女只有可能接受官方的理论和逻辑，把自己的父亲或母亲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人；他们接受的教育，他们获得知识的唯一来源告诉他们的，就是“社会主义好，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因此，他们或是自愿或是被迫地同自己的父亲或母亲划清界限。就像赵旭所写的那样：“每次填表时都要违心地写上与剥削阶级家庭或剥削阶级父母划清界限等等话语，唆使子女去揭发批判父母的所谓罪行。”在这样的政治氛围里，本是和睦的温暖的家庭丧失了感情的维系，就像马文都所说的，“我们这个祥和、安逸、平静的家庭生活被打破了，被震碎了，而且是支离破碎。”中华民族传统的亲情、人伦，都被撕裂得粉碎不堪。
难友们的子女在经历了多年的风霜雨雪之后，终于认识到反右运动的反动本质。最有代表性的是晋红的看法，她说：反右运动“是对忠诚的诋毁，对人性的践踏，对信念的摧残，对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的葬送。”尹华春记述的一篇悼词里的说法则是:”对人权的践踏,对生命的漠视,对人性的摧残,是对真理的背叛,是对历史的奸污,是对人类的犯罪.”与看清反右运动本质的同时，这些子女也终于了解成为右派分子的父辈的真诚品格和赤忱胸怀。徐瑗说：当她在1979年看到父亲的改正结论，了解了父亲当年的“八大罪状”时，“我不禁仰天长叹——原来我有这样一位有胆识、有睿智的父亲！原来反右运动是如此荒唐而残暴地迫害忠良。”许多难友子女既为父辈的苦难而痛心，也为自己长期以来没有尽到为人子女的责任而悔疚懊丧。李英说：“一见到满头白发的父亲，我突然会有一种愧疚感，我为自己年幼时对父亲不近亲情的作为而深深地自责。”这种精神的创伤，给右派子女们留下难以解脱的终生的痛楚，诚如巫一毛所说：“这是一个永远的痛。”另一方面，他们对父辈的理解，则成为激励他们开创未来的精神财富。如李英在深深自责之余说：“我现在对父亲充满敬重钦佩之情，我为自己有这样一个好父亲深感自豪。”刘茨利说：父亲“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在几十年逆境中从不颓丧的生活勇气，他在长期寂寞中不坠青云之志的风骨，令我们兄弟姐妹心仪神往，永志不忘。”殷越在与父亲遗体告别时说：“爸爸带给我们的，留给我们的，是永生永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情感记忆和精神财富。它将照亮我们余生没有你在身边的漫漫长夜，将抚慰我们余生必须坚强忍耐的寂寞和伤痛，将给予我们余生好好做人好好生活的支撑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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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过二十多年磨难的难友子女，对当年的反右运动有着切肤之痛。在右派得到改正的同时,他们也摆脱了贱民阶级的阴影，成为堂堂正正的公民，这当然是值得高兴的。但当他们回顾那凄苦艰辛的岁月时，想起父辈所经受的无辜厄难，而有关当局至今没有采取积极措施，彻底平反右派问题，不道歉，不赔偿，却又感到愤愤不平。尹华春无限辛酸地感叹：“两张纸就这样随便地交代了一个精英的毁灭！”（指改正通知书）“那么轻率不负责任，简直是把生命当儿戏，简直是戏弄人类的智慧，简直是嘲弄历史的尊严。”晋红也说：“一顶‘右派’帽子，殃及一个家庭；一场‘反右斗争’，改变了多少人、多少家庭的命运啊！我们可以不再追究当年政治斗争的残酷，然而我们不能理解时至今日仍然对此讳莫如深，不闻不问。”彭志一在文章里对拒不改正他父亲彭文应和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陈仁炳等五人，表现了极大的愤慨，他说：“中共对此五人不予改正，从而将他们放在反右运动的‘祭坛’上，企图用此来证明‘反右斗争的必要性’，以掩盖毛泽东犯下的违反宪法、侵犯人权、制造55万以上知识分子遭难的近代特大冤假错案。这实在是强词夺理、欲盖弥彰之举，已经成为政治上的笑话。”他还坚决表示：“我将继承父亲的遗志，努力奋斗，始终不懈地参加千千万万个反右运动的受害者（及其家属）讨还公道的行列，为构建民主、自由的和谐社会尽力。”
批判反右运动，为父辈讨回公道，是难友子女们的共同心声。冰眉引用一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的话说：“只要我们面对暴行沉默不语，我们就是间接地助长了暴行。”谴责反右运动这场政治暴行，为受难者彻底平反，索取赔偿，并且总结应有的教训，以杜绝再次发生类似悲剧的可能，是每个右派难友和子女的权利，也是他们对历史应尽的社会责任。叶孝刚难友曾在文章里一再提出，希望右派后裔能够坚持右派前辈的事业，“坚持法理，否定反右，遵循宪法索赔”。（见于《往事微痕》叶孝刚专集） 难友子女们对反右暴行的不妥协的坚定立场，是对叶孝刚的最好的回答。
通读这20位难友子女的刻骨铭心的回忆文章，我们可以欣慰地说，这些从贱民家庭的阴影里挣扎奋斗出来的孩子们，已经成长为心智健全、目光远大的当代公民。贱民地位的历史磨难曾经给他们带来痛苦，同时也使他们能够清醒地、坚强地面向未来。恩格斯说过一句富于辩证色彩的话：“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只有活动方式在改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149页）我认为，这个历史辩证法不仅适用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对于个人或某个群体也可以这样来理解，这样来考察。冰眉的文章里有一段话说得很好：“我常咀嚼陀斯妥耶夫斯基这句话：‘我只担心一件事，就是配不上我所受的苦难。’它在提醒我，今后的人生立足点不会仅仅回顾过去的辛酸，还会正视‘正在进行时’的灾难，以及对‘将来时’的一份责任。”正视现实的灾难，承担对未来的“一份责任”，是右派难友的子女们对父辈的最好的回报。
值得高兴的是能够正确理解反右运动的不仅仅是右派难友的子女，许多当代的中青年在这个问题上也表现了明智的见解。本专集里的《中青年一代怎么看“反右派运动”》就有一个很好的概括：“中青年看清一个基本事实，五千年中华历史文化的仁爱、忠恕、和谐、淳厚、诚信、道义、公平、正义，作为维系华夏良心道德主线，就断裂在毛泽东反右运动这场人祸里。道德断层导致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中国仍然走不出反右运动的阴影。但是今天还有人坚持所谓‘反右是正确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坚持这种邪说的表面原因是要维护反右总指挥的面子，但其本质原因在于企图维系对人民继续迫害的法西斯特权。”“我们的知识先辈在朦胧觉醒中就被残害二十多年，他们的被残害史，每章每页都是血泪写成的教科书，在激励我们奔向人类文明、奔向普世价值、奔向中华民族进步。这就是今天的中国心态。”
但是，由于统治当局蓄意阻挠对反右运动的反思与批判，目前仍有大量中青年公民对这个历史事件不甚了了。因此，我们应当通过对反右运动的揭露和批判，使更多的中青年理解它的罪恶本质，看清它对社会造成的严重危害，并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尹华春在《千里祭父》一文里说得好：“要建设民主法治新中国，首先必须全面彻底否定万恶的反右斗争。”这就是说，批判、揭露这个罪恶的政治运动，不仅是一个平反赔偿的问题，而且是“建设民主法治新中国”的一个前提条件，是现阶段民主革命的一个重要环节。如果说，我们在五十多年前的思想言论只是不自觉地带有某种反专制的民主倾向的话，那么，今天就应该自觉地把反思、批判反右运动，同反专制的民主革命联系起来，在更高的阶梯上再现我们的民主要求，并且使更多的公民理解它，赞同它。这是我们这些尚存的右派难友及子女的一个历史性的社会责任。
2009年7月26日
五柳村2009年7月29日收到
李大同：为什么民众不信政府和媒体宁相信谣言？
BBC点评 中国李大同
我们小时候都读过《咕咚来了》的童话，说的是一个成熟木瓜掉在湖中发出响声，被一只猴子认为是怪物来了，继而引起森林里的动物们狂奔逃命的故事。如今，这个童话竟在中国几乎分毫不差地上演。7月17日，河南杞县突然开始发生百万民众的大逃亡，短短两三个小时内，成千上万的车辆汇集在路上，多条道路发生严重的交通阻塞。106国道、310国道以及坑坑洼洼的乡村公路上，各种车辆拥挤在一起，每辆车上都坐满了人，携子带女，有些人甚至还不及给孩子穿戴整齐，就拎起包袱上路了。虽然交警在部分路段设置了路障，不停地劝说着，但这无法排除人们心中的恐慌，很多人心中的想法只有一个，逃离危险之地，并且越快越远越好。当时的情景好像是美国灾难大片中的逃难镜头一样，杞县顿成空城。
谣言导致大逃亡
导致民众大逃亡的原因，后来确认是一条谣言"辐射源晚上爆炸"。于是人们要问：为什么谣言竟然有如此大的威力？一个多月前，杞县的确发生了一件与辐射有关的事件。事件的主角是1997年成立的杞县利民辐照厂。这家企业的业务是，用钴－60对方便面调料包、辣椒粉、中药材、大蒜等进行辐照灭菌。该类装置的放射源通常被放在墙壁厚达2米的水井辐照室内，进行辐照加工时，通过远程控制将放射源从水井中提出，用完后再放回。6月7日，辐照厂的辐照装置在运行中货物意外倒塌，压住了放射源保护罩，并使其发生倾斜，导致钴－60放射源卡住，不能正常回到水井中的安全位置。换句话说，辐射源只能一直处于辐照工作状态。6月14日15时，辐照室内接受辐照加工的辣椒粉由于放射源的长时间照射，温度过高自燃。在消防及环保部门采取灌注水等措施后，引燃物于当晚24时得到控制。7月12日，开封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相关情况：安全无事，正在处理。6月7日就发生了意外，14日已经引发了火灾，这么大的与公共安全相关的事故，当地政府竟然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没有任何信息发布。实际上，火灾之后谣言就已开始出现，此时最需要政府信息公开、透明，然而当地政府一声不吭。在人们急需获知某方面信息而这种信息又极度匮乏时，就等于给谣言开辟了传播大道。
公信力
能够与谣言竞争并必将胜出的，只有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叫做"公信力"。"公信力"在中国媒体上已经广泛使用，然而在《现代汉语词典》里却没有这个词儿。在社会生活里，公信力是指行为人在公共事务的作为上与在公共信息的发布上能够获得公众信任的程度。不言而喻，上述两个领域的行为人，一是政府，二是媒体。在成熟的民主制度下，政府通常是具有公信力的，因为这个政府是被"驯化"的，时刻在民众的监督之下，如果对政府的作为不满，民众会用选票来行使最终的否决权。同样，在一个新闻自由的环境里，信息传播的真实、深入和快速，是所有严肃媒体激烈竞争的战场，真相很难被掩盖。这是民主制度下政府与媒体具有较高公信力的来源。在中国这样一个专制国家里，政府实际上不受任何民众和法律的约束。一旦遇到公共事务危机，政府官员条件反射般的会自保、推卸责任，为此不惜欺上瞒下。近年来被曝光的此种政府劣迹已经不胜枚举，就连三鹿毒奶粉这样危及全国婴儿的恶性案件，有关政府部门也能隐瞒达数月之久。可以说，在这种专制体制下各级政府官员的"趋利避害"，严重地损耗了政府应该具有的高度公信力。在杞县大逃亡事件中，当地民众的经验推理正是这样："政府一个多月不吭声，一定出了事儿，而且是大事儿！"最令人深思的是，在采访逃亡后回到杞县的群众时，有公务员对记者说，"就是现在，我也不知道该相信谁。"政府官员不可信，还有媒体呀。可惜，中国的媒体也被党和政府控制，不让你发布的新闻你就是发不了，逼得有良知的记者甚至不得不在自己的博客上揭露采访到的真实信息。也就是说，在官方的控制下，媒体应当具有的较高的公信力也受到极大损害。于是我们看到，借助互联网，中国开始涌现大批的"公民记者"。在近期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如瓮安、石首、乌鲁木齐，事件的发端初看起来似乎都与"谣言"有关。然而人们要问，为什么民众就是不信电视台、广播、报纸上政府的辟谣，而宁肯相信谣言？问题的根源就是这些地方的政府和媒体的公信力已经基本丧失。可笑又可悲的是，每当事件平息之后，当地政府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抓捕"造谣者"，几个造谣者的威力竟超过掌控巨大资源的政府和媒体？这种嫁祸于人的愚蠢和蛮横才是真正危险的。应该设置这样的官员问责制度：哪个地方出现了以谣言为发端的群体事件，即可断定当地官员或隐瞒、迟滞发布信息，或政务存在长期性、全面性问题，导致政府与媒体的公信力丧失，当地主要官员必须为此付出代价。人们已经看到，对连续发生的大规模群体事件，政府的处置方式只剩下了暴力弹压一条路，这是非常危险的。历史早已证明，暴力只会换来暴力，暴力绝非万能。
我们小时候都读过《咕咚来了》的童话，说的是一个成熟木瓜掉在湖中发出响声，被一只猴子认为是怪物来了，继而引起森林里的动物们狂奔逃命的故事。如今，这个童话竟在中国几乎分毫不差地上演。7月17日，河南杞县突然开始发生百万民众的大逃亡，短短两三个小时内，成千上万的车辆汇集在路上，多条道路发生严重的交通阻塞。106国道、310国道以及坑坑洼洼的乡村公路上，各种车辆拥挤在一起，每辆车上都坐满了人，携子带女，有些人甚至还不及给孩子穿戴整齐，就拎起包袱上路了。虽然交警在部分路段设置了路障，不停地劝说着，但这无法排除人们心中的恐慌，很多人心中的想法只有一个，逃离危险之地，并且越快越远越好。当时的情景好像是美国灾难大片中的逃难镜头一样，杞县顿成空城。
谣言导致大逃亡
导致民众大逃亡的原因，后来确认是一条谣言"辐射源晚上爆炸"。于是人们要问：为什么谣言竟然有如此大的威力？一个多月前，杞县的确发生了一件与辐射有关的事件。事件的主角是1997年成立的杞县利民辐照厂。这家企业的业务是，用钴－60对方便面调料包、辣椒粉、中药材、大蒜等进行辐照灭菌。该类装置的放射源通常被放在墙壁厚达2米的水井辐照室内，进行辐照加工时，通过远程控制将放射源从水井中提出，用完后再放回。6月7日，辐照厂的辐照装置在运行中货物意外倒塌，压住了放射源保护罩，并使其发生倾斜，导致钴－60放射源卡住，不能正常回到水井中的安全位置。换句话说，辐射源只能一直处于辐照工作状态。6月14日15时，辐照室内接受辐照加工的辣椒粉由于放射源的长时间照射，温度过高自燃。在消防及环保部门采取灌注水等措施后，引燃物于当晚24时得到控制。7月12日，开封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相关情况：安全无事，正在处理。6月7日就发生了意外，14日已经引发了火灾，这么大的与公共安全相关的事故，当地政府竟然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没有任何信息发布。实际上，火灾之后谣言就已开始出现，此时最需要政府信息公开、透明，然而当地政府一声不吭。在人们急需获知某方面信息而这种信息又极度匮乏时，就等于给谣言开辟了传播大道。
公信力
能够与谣言竞争并必将胜出的，只有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叫做"公信力"。"公信力"在中国媒体上已经广泛使用，然而在《现代汉语词典》里却没有这个词儿。在社会生活里，公信力是指行为人在公共事务的作为上与在公共信息的发布上能够获得公众信任的程度。不言而喻，上述两个领域的行为人，一是政府，二是媒体。在成熟的民主制度下，政府通常是具有公信力的，因为这个政府是被"驯化"的，时刻在民众的监督之下，如果对政府的作为不满，民众会用选票来行使最终的否决权。同样，在一个新闻自由的环境里，信息传播的真实、深入和快速，是所有严肃媒体激烈竞争的战场，真相很难被掩盖。这是民主制度下政府与媒体具有较高公信力的来源。在中国这样一个专制国家里，政府实际上不受任何民众和法律的约束。一旦遇到公共事务危机，政府官员条件反射般的会自保、推卸责任，为此不惜欺上瞒下。近年来被曝光的此种政府劣迹已经不胜枚举，就连三鹿毒奶粉这样危及全国婴儿的恶性案件，有关政府部门也能隐瞒达数月之久。可以说，在这种专制体制下各级政府官员的"趋利避害"，严重地损耗了政府应该具有的高度公信力。在杞县大逃亡事件中，当地民众的经验推理正是这样："政府一个多月不吭声，一定出了事儿，而且是大事儿！"最令人深思的是，在采访逃亡后回到杞县的群众时，有公务员对记者说，"就是现在，我也不知道该相信谁。"政府官员不可信，还有媒体呀。可惜，中国的媒体也被党和政府控制，不让你发布的新闻你就是发不了，逼得有良知的记者甚至不得不在自己的博客上揭露采访到的真实信息。也就是说，在官方的控制下，媒体应当具有的较高的公信力也受到极大损害。于是我们看到，借助互联网，中国开始涌现大批的"公民记者"。在近期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如瓮安、石首、乌鲁木齐，事件的发端初看起来似乎都与"谣言"有关。然而人们要问，为什么民众就是不信电视台、广播、报纸上政府的辟谣，而宁肯相信谣言？问题的根源就是这些地方的政府和媒体的公信力已经基本丧失。可笑又可悲的是，每当事件平息之后，当地政府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抓捕"造谣者"，几个造谣者的威力竟超过掌控巨大资源的政府和媒体？这种嫁祸于人的愚蠢和蛮横才是真正危险的。应该设置这样的官员问责制度：哪个地方出现了以谣言为发端的群体事件，即可断定当地官员或隐瞒、迟滞发布信息，或政务存在长期性、全面性问题，导致政府与媒体的公信力丧失，当地主要官员必须为此付出代价。人们已经看到，对连续发生的大规模群体事件，政府的处置方式只剩下了暴力弹压一条路，这是非常危险的。历史早已证明，暴力只会换来暴力，暴力绝非万能。
野夫：谁分巨擘除荆榛
——2009年度中国当代汉语贡献奖答谢辞
对于一个生来多是惩罚而从未获得表彰的人来说，这个奖励确实太过珍贵和奢华——因为它来自于我平生尊重的民间。在此前若干年的获奖名录里，有着我素来仰望和私淑亲近的师长和朋辈——李慎之，刘力群，王康，北岛，王力雄，毛喻原，张思之，陈子明，康正果，孙世祥，胡平，蒋彦勇，高尔泰和刘晓波。这是这个时代所要极力遮蔽和驱逐的一个方阵，是一个被侮辱、幽禁、流放和封杀的方阵；同时还是一个怀抱天良和血勇，坚持与愚昧和黑暗抵死相搏的方阵。当微末如我也有幸附骥于此战列之时，我深觉愧怍惶恐，但同时也深感真正的荣耀。
对我而言，今年六月的获此殊荣，更有某种生命般的无上意义。是非恩仇二十载，我们和这个邪恶的时代从未握手言和，我的心灵始终在暗夜剑拔弩张。二十年前毅然脱下的警服，并未令我真正脱下耻辱；之后穿上的囚衣，也无法让我减轻负罪——那些饮弹长街的无辜蒙难者之血，永远在质询拷问我们的苟活。是啊，他们死了，我们活着，我们所有的存在都是可疑的；每一天的吞声偷生都是罪过。
二十年来，我们以生命亲友为借口，以生计饭碗为托词，以洁身自好为由头，卑微甚至卑怯地回避着暴力。二十年来，末世的分赃盛宴加重了整个社会的不公，吞噬着普世皆准的正义，深化了民族内心的势利与黑暗。我们的怯懦忍看，并非金刚怒目的见证；不敢挺身而出的谴责，就是一种对恶世的默许甚至纵容。我们无奈地看着那一代慷慨赴难的青年，转世投生为我们的孩子；却在一个市侩时代，一个整体歪曲历史的社会，在欺骗瞒哄中成长为缺乏天良和公义的“类人孩”（余世存发明词）。当那么多四肢健全的青年，丧失理想和人格，层出不穷地踊跃加入特情、线人、信息员，不以为耻地成为特务政治的帮凶，成为专制独裁的冲锋队，甚至成为虐杀同类的刽子手时；我们得承认，是我们的卑怯造就了他们的堕落和愚昧，造就了这个真相遮蔽谎言弥漫的不义社会。
正是基于这样的原罪和耻感，我在五年前才重新开始写作——是写作而不是创作——因为没有创造和虚构。我只是在努力记叙身边过往的亲友，记载他们在这个有史以来最残酷和荒诞时代中的遭际，透过家族史和个人命运，借以还原历史的真相。这样的作品不敢冒充文学，只是对母语——汉语的一次正本清源式的实践。
从甲骨时代开始形成的汉语之伟大传统，其镂骨铭心似的刻划书写方式，几千年来力图传承的正是它的史官正气与春秋笔法。在任何邪恶时代，纯正的汉语书写一定是在吊民伐罪，令作恶者胆寒心惊，让无辜者伸冤吐气。当年刘少奇对某恶魔提心吊胆地说——饿死这么多人，这是要上书的啊！——如果专制者这样的敬畏越来越少，那是因为六十年来汉语书写者的折节沦丧，是对我们母语的污辱和蹂躏所致。六十年来，曾经荣耀人类并令鬼神夜哭的汉语，被一统天下为“窑洞汉语”——从延安开始的对当代汉语的摧残，使得中华民族至少四代不说人话，而只剩一种粗糙、虚张、阴险和暴力的邪教文风。
六十年来，没有任何一个官方文本稍带人性和个性，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元首官僚能不说谎言和套话。于是，汉语不再庄严正直，不再神圣多姿；在无数个新闻联播和对外发言中，沦为人类世界的笑柄，沦为炎黄子孙的自卑。而语言的退化又必将带来思想的萎缩，于是，童真和天良被扼杀，帮闲和帮凶却能高踞讲坛，继续毒化和催生着代代行尸走肉。
记住，那些贪腐残民者，那些卖友求荣者，那些追逐欺凌弱势者，那些奉命屠杀者，那些酷刑虐待异见者和异教徒的暴吏干员，都是吾族的一员；和我们一样父生母养，一样的受教成长。如果在他们身上看见了兽性，那是因为我们汉语教育一直提供的是狼奶。如果说他们的舍义为恶令吾族受罪，乃因我们——所有的书写者让母语蒙羞。设若我们都还沉陷于卑怯的泥淖，又怎能企望他们的洁身远罪。
所幸在普遍沉陷的汉语世界里，还有着一代又一代圣徒般的书写者，摩顶放踵犯险直抒，舍生忘死地还原和弘扬着汉语的神性之美。正如上述方阵中和当今网媒上的诸多文章家，在一个政治黑帮化的时代，是他们在保存传递着汉语的良心，在甄别鉴定着人性的荣耻，在揭发和鞭笞着泛滥在祖国的假恶丑。“一言而为天下法，匹夫而为百世师”——正是前仆后继的这样一批孤独的汉语战士，在铁幕圈禁之中发起了新世纪的汉语启蒙和突围。
我只是这场薪火相传不绝如缕的汉语启蒙运动之受惠者。若干年来，寂寞写作只是在向安徒生童话中那个敢说真话的孩子学习，在为自己的心灵埋单。曾经的缄默和不说实话，都是自己欠给这个时代的巨债；面对罪恶时的熟视无睹，必定要使我们仰望亡灵时羞愧不安。六十年来，无数的冤魂飘满天空，无数的忠烈放逐他乡，无数善良人像吾母一样在自己的祖国失踪。我的泣血纪录，只是渴望不再辜负那么多惨烈悲苦的死亡。对至交血亲平民百姓的酹祭，唱响的也必将是对一个恶世的挽歌。
去年，村上春树先生在领取耶路撒冷文学奖时说——以卵击石，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一方。我们都只是一枚面对体制高墙的脆弱鸡蛋。无论怎么看，我们都毫无胜算。战胜它的唯一可能，只来自于我们全心相信每个灵魂都是独一无二的，相信灵魂的彼此融合所能产生的温暖。我们不能允许体制剥削我们，不能允许体制自行其道。体制并未创造我们——而是我们创造了体制。
是的，高大坚硬冷酷的体制，谋害封杀了众多铁骨铮铮的天才。然而，碧草丛中埋猛士，白云深处有遗贤。没有任何一面墙，足以永久遮蔽众生头顶之莽莽青天。
那么 就让我们牵手
跨过死亡密布的门坎
把名字轻松地刻满四壁
高傲一如从前
让我赠你一句话——
一切都是尾声了——
作为对整个时代的预言。
最后，我要感谢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对我的这次加冕——我深知对所有获此殊荣的人来说，戴上的都是荆冠，它无时无刻不在鞭挞刺疼着我们的神经。我更深知，还有众多优秀的民间写作者，一直在底层边缘韧性地战斗。正是他们的默默努力，在一寸一尺地拓展我们母语——汉语的表达空间，在不断澄清着被独裁者污染的汉语品质。
谨此，向这些高贵的写作者和阅读者致谢。
对于一个生来多是惩罚而从未获得表彰的人来说，这个奖励确实太过珍贵和奢华——因为它来自于我平生尊重的民间。在此前若干年的获奖名录里，有着我素来仰望和私淑亲近的师长和朋辈——李慎之，刘力群，王康，北岛，王力雄，毛喻原，张思之，陈子明，康正果，孙世祥，胡平，蒋彦勇，高尔泰和刘晓波。这是这个时代所要极力遮蔽和驱逐的一个方阵，是一个被侮辱、幽禁、流放和封杀的方阵；同时还是一个怀抱天良和血勇，坚持与愚昧和黑暗抵死相搏的方阵。当微末如我也有幸附骥于此战列之时，我深觉愧怍惶恐，但同时也深感真正的荣耀。
对我而言，今年六月的获此殊荣，更有某种生命般的无上意义。是非恩仇二十载，我们和这个邪恶的时代从未握手言和，我的心灵始终在暗夜剑拔弩张。二十年前毅然脱下的警服，并未令我真正脱下耻辱；之后穿上的囚衣，也无法让我减轻负罪——那些饮弹长街的无辜蒙难者之血，永远在质询拷问我们的苟活。是啊，他们死了，我们活着，我们所有的存在都是可疑的；每一天的吞声偷生都是罪过。
二十年来，我们以生命亲友为借口，以生计饭碗为托词，以洁身自好为由头，卑微甚至卑怯地回避着暴力。二十年来，末世的分赃盛宴加重了整个社会的不公，吞噬着普世皆准的正义，深化了民族内心的势利与黑暗。我们的怯懦忍看，并非金刚怒目的见证；不敢挺身而出的谴责，就是一种对恶世的默许甚至纵容。我们无奈地看着那一代慷慨赴难的青年，转世投生为我们的孩子；却在一个市侩时代，一个整体歪曲历史的社会，在欺骗瞒哄中成长为缺乏天良和公义的“类人孩”（余世存发明词）。当那么多四肢健全的青年，丧失理想和人格，层出不穷地踊跃加入特情、线人、信息员，不以为耻地成为特务政治的帮凶，成为专制独裁的冲锋队，甚至成为虐杀同类的刽子手时；我们得承认，是我们的卑怯造就了他们的堕落和愚昧，造就了这个真相遮蔽谎言弥漫的不义社会。
正是基于这样的原罪和耻感，我在五年前才重新开始写作——是写作而不是创作——因为没有创造和虚构。我只是在努力记叙身边过往的亲友，记载他们在这个有史以来最残酷和荒诞时代中的遭际，透过家族史和个人命运，借以还原历史的真相。这样的作品不敢冒充文学，只是对母语——汉语的一次正本清源式的实践。
从甲骨时代开始形成的汉语之伟大传统，其镂骨铭心似的刻划书写方式，几千年来力图传承的正是它的史官正气与春秋笔法。在任何邪恶时代，纯正的汉语书写一定是在吊民伐罪，令作恶者胆寒心惊，让无辜者伸冤吐气。当年刘少奇对某恶魔提心吊胆地说——饿死这么多人，这是要上书的啊！——如果专制者这样的敬畏越来越少，那是因为六十年来汉语书写者的折节沦丧，是对我们母语的污辱和蹂躏所致。六十年来，曾经荣耀人类并令鬼神夜哭的汉语，被一统天下为“窑洞汉语”——从延安开始的对当代汉语的摧残，使得中华民族至少四代不说人话，而只剩一种粗糙、虚张、阴险和暴力的邪教文风。
六十年来，没有任何一个官方文本稍带人性和个性，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元首官僚能不说谎言和套话。于是，汉语不再庄严正直，不再神圣多姿；在无数个新闻联播和对外发言中，沦为人类世界的笑柄，沦为炎黄子孙的自卑。而语言的退化又必将带来思想的萎缩，于是，童真和天良被扼杀，帮闲和帮凶却能高踞讲坛，继续毒化和催生着代代行尸走肉。
记住，那些贪腐残民者，那些卖友求荣者，那些追逐欺凌弱势者，那些奉命屠杀者，那些酷刑虐待异见者和异教徒的暴吏干员，都是吾族的一员；和我们一样父生母养，一样的受教成长。如果在他们身上看见了兽性，那是因为我们汉语教育一直提供的是狼奶。如果说他们的舍义为恶令吾族受罪，乃因我们——所有的书写者让母语蒙羞。设若我们都还沉陷于卑怯的泥淖，又怎能企望他们的洁身远罪。
所幸在普遍沉陷的汉语世界里，还有着一代又一代圣徒般的书写者，摩顶放踵犯险直抒，舍生忘死地还原和弘扬着汉语的神性之美。正如上述方阵中和当今网媒上的诸多文章家，在一个政治黑帮化的时代，是他们在保存传递着汉语的良心，在甄别鉴定着人性的荣耻，在揭发和鞭笞着泛滥在祖国的假恶丑。“一言而为天下法，匹夫而为百世师”——正是前仆后继的这样一批孤独的汉语战士，在铁幕圈禁之中发起了新世纪的汉语启蒙和突围。
我只是这场薪火相传不绝如缕的汉语启蒙运动之受惠者。若干年来，寂寞写作只是在向安徒生童话中那个敢说真话的孩子学习，在为自己的心灵埋单。曾经的缄默和不说实话，都是自己欠给这个时代的巨债；面对罪恶时的熟视无睹，必定要使我们仰望亡灵时羞愧不安。六十年来，无数的冤魂飘满天空，无数的忠烈放逐他乡，无数善良人像吾母一样在自己的祖国失踪。我的泣血纪录，只是渴望不再辜负那么多惨烈悲苦的死亡。对至交血亲平民百姓的酹祭，唱响的也必将是对一个恶世的挽歌。
去年，村上春树先生在领取耶路撒冷文学奖时说——以卵击石，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一方。我们都只是一枚面对体制高墙的脆弱鸡蛋。无论怎么看，我们都毫无胜算。战胜它的唯一可能，只来自于我们全心相信每个灵魂都是独一无二的，相信灵魂的彼此融合所能产生的温暖。我们不能允许体制剥削我们，不能允许体制自行其道。体制并未创造我们——而是我们创造了体制。
是的，高大坚硬冷酷的体制，谋害封杀了众多铁骨铮铮的天才。然而，碧草丛中埋猛士，白云深处有遗贤。没有任何一面墙，足以永久遮蔽众生头顶之莽莽青天。
那么 就让我们牵手
跨过死亡密布的门坎
把名字轻松地刻满四壁
高傲一如从前
让我赠你一句话——
一切都是尾声了——
作为对整个时代的预言。
最后，我要感谢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对我的这次加冕——我深知对所有获此殊荣的人来说，戴上的都是荆冠，它无时无刻不在鞭挞刺疼着我们的神经。我更深知，还有众多优秀的民间写作者，一直在底层边缘韧性地战斗。正是他们的默默努力，在一寸一尺地拓展我们母语——汉语的表达空间，在不断澄清着被独裁者污染的汉语品质。
谨此，向这些高贵的写作者和阅读者致谢。
刘锐绍：处理意识形态须从宽
明报刘锐绍／著名异见人士刘晓波被当局控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令中国人权再一次受到国内外关注。据过去的经验判断，刘晓波将被判重刑，但笔者同时可以推断，此举只会进一步激起老百姓尤其是知识界的不满，群起反对的声音和行动也会增加。这是中国人绝对不想看到的结果，也是对中国发展不利但却是自己掘出来的鸿沟，能不令人感到可悲、可叹、可哀吗？其实，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取得相当可观的成绩。经济不断起飞，国际地位不断提升，正是循序渐进、稳步进行政治改革的好时机，这也是很多国家由弱到强的经验。但由于思维不同，中国官方再次放慢了政改的步伐，有时还走「跳探戈舞」，前进两步，后退一步，此乃中国经常出现的「内耗」也。
「动」刘晓波相信有三大原因
谈到中国的政治改革，笔者没有脱离中国的国情，不会操之过急。但国情怎样判断和理解，就有不同的角度、认知和利害关系的考量了。如从官方的角度看，在这时候「动」刘晓波，相信有三大原因。
一，他们认为政府已努力建设国家，不宜也不容出现大的阻力，而刘晓波则「冥顽不灵，搞乱思维，并一而再，再而三地化为行动」，令官方有如利针刺眼。
二，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维权运动」日烈，令官方感到形势不稳；去年的「维权事件」超过10万宗，远高于1992年首次有类似统计时的8000多宗。如果这类社会、民生维权事件所引起的不稳定与知识界的思潮不稳定结合起来，将对官方带来更大的衝击。加上东欧曾出现集体签署「宪章」而引致政权下台的例子，而今年又是政治敏感年，中国官方自然更认为要採取行动。
三，过去中国对美国和欧洲在人权问题上的指摘，仍然有所避忌，但如今「列强渐弱」，连美国也跑来要求中国在经济上多加协助，所以内地有一种声音认为，不需再顾忌外国尤其是美国的压力了，因而更理直气壮地箝制内地的异见行为。
不过，上述3个原因和官方的处理方法，正犯了管治思维和策略上的大忌，因而效果适得其反。第一，官方认为异见声音「搞乱形势和思想」，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异见其实可以作为官方的参考、解决和改善问题的方法，巩固管治基础。当年港英政府管治香港时，不断研究左派的攻击内容，并逐步改善民生，同时让这些声音存在，结果令市民对港英政府增加好感，而左派的攻势则愈来愈弱了。
这是「吸纳」的方法，而不是因人废言。这种方法不是外国发明的，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列侯吸纳诸子百家（包括把不同意见者纳入自己阵营），唐皇使用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都不是完全听他们的话，只听其有利于自己的部分。即时的效果就是，减少了敌对和批评，并在兼听之下强化了自己的管治能力。当年的政治家做得到，为何今天却不能呢？
第二，社会和思想不稳定，历来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生活极度贫困，官逼民反；二是经济水平提高，人民要求更高层次的民主自由。目前，中国社会和民生的不稳定，与思想的不稳定也是相辅相成的。但是，关键在于如何处理，而不在于分而治之，更不在于加强打压力度。
事实上，当经济起飞后，其他诉求也会陆续出现，这也是世界的趋势。联合国多个调查发现，当一个地方每年的人均收入超过1000美元时，这个地方的公民意识将会提高，维护个人权益的行动自然出现；当一个地方的人均收入超过3000美元时，这个地方的政治意识和诉求也会提高。中央党校的公开研究也认同了这个全球的主流趋势。如今，中国的人均收入已超过2000美元，是公民意识上升线的一倍，而发达地区（如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的人均收入更是四五千美元，政治诉求也会冒升，这是人类发展的自然规律。
刘晓波等提政治诉求是与生俱来
所以，刘晓波等人提出的政治诉求，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是中国人自发的，与外国没有直接关系。追溯上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也提过同类的要求，也发表过几乎一样的声明。撇开政权和政治利益来看，打压是难以服众的。
第三，对于外国在背后插手的行动，我从来都不排除，但也不会看成是主要危险。外国政府打「人权牌」，并非真的关注中国人权，而是为了他们的对华策略和利益。中国政府理应努力减少授之以柄的机会，而不是不断为外国製造机会。但很可惜，中国却错误地运用策略，从开放改革以来製造了大量「异见人士」，并变成送给外国回赠中国的「子弹」。一些外国人士曾对我说：西方国家使用的正是「灵魂附体」之法。他们明白民主、人权、自由、平等、法治，是人类的普遍要求，不以国界而分，西方世界只是走快一点而已。所以，当中国人民提出民主要求时，外国马上「灵魂附体」，只需偶尔发出支持的声音，中国政府就马上气恼了，这就把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对立起来，令中国政府违背老百姓的意愿。中国政府认为，反对外国干预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并清楚表明矛头是针对外国，殊不知在老百姓心中，矛头虽然针对外国，但拳头却打在中国人身上，这样算得上理智吗？我每次想到这些问题，都心如刀绞。1986年我长驻北京採访时，写过一首诗，中有「劝天莫让寒士志，徘徊古道伴昏鸦」之句。如今稍作改动，却应了眼前光景：「老天强逼寒士志，徘徊古道伴昏鸦。」我诚心祝愿，中国早日走出这个怪圈.
「动」刘晓波相信有三大原因
谈到中国的政治改革，笔者没有脱离中国的国情，不会操之过急。但国情怎样判断和理解，就有不同的角度、认知和利害关系的考量了。如从官方的角度看，在这时候「动」刘晓波，相信有三大原因。
一，他们认为政府已努力建设国家，不宜也不容出现大的阻力，而刘晓波则「冥顽不灵，搞乱思维，并一而再，再而三地化为行动」，令官方有如利针刺眼。
二，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维权运动」日烈，令官方感到形势不稳；去年的「维权事件」超过10万宗，远高于1992年首次有类似统计时的8000多宗。如果这类社会、民生维权事件所引起的不稳定与知识界的思潮不稳定结合起来，将对官方带来更大的衝击。加上东欧曾出现集体签署「宪章」而引致政权下台的例子，而今年又是政治敏感年，中国官方自然更认为要採取行动。
三，过去中国对美国和欧洲在人权问题上的指摘，仍然有所避忌，但如今「列强渐弱」，连美国也跑来要求中国在经济上多加协助，所以内地有一种声音认为，不需再顾忌外国尤其是美国的压力了，因而更理直气壮地箝制内地的异见行为。
不过，上述3个原因和官方的处理方法，正犯了管治思维和策略上的大忌，因而效果适得其反。第一，官方认为异见声音「搞乱形势和思想」，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异见其实可以作为官方的参考、解决和改善问题的方法，巩固管治基础。当年港英政府管治香港时，不断研究左派的攻击内容，并逐步改善民生，同时让这些声音存在，结果令市民对港英政府增加好感，而左派的攻势则愈来愈弱了。
这是「吸纳」的方法，而不是因人废言。这种方法不是外国发明的，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列侯吸纳诸子百家（包括把不同意见者纳入自己阵营），唐皇使用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都不是完全听他们的话，只听其有利于自己的部分。即时的效果就是，减少了敌对和批评，并在兼听之下强化了自己的管治能力。当年的政治家做得到，为何今天却不能呢？
第二，社会和思想不稳定，历来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生活极度贫困，官逼民反；二是经济水平提高，人民要求更高层次的民主自由。目前，中国社会和民生的不稳定，与思想的不稳定也是相辅相成的。但是，关键在于如何处理，而不在于分而治之，更不在于加强打压力度。
事实上，当经济起飞后，其他诉求也会陆续出现，这也是世界的趋势。联合国多个调查发现，当一个地方每年的人均收入超过1000美元时，这个地方的公民意识将会提高，维护个人权益的行动自然出现；当一个地方的人均收入超过3000美元时，这个地方的政治意识和诉求也会提高。中央党校的公开研究也认同了这个全球的主流趋势。如今，中国的人均收入已超过2000美元，是公民意识上升线的一倍，而发达地区（如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的人均收入更是四五千美元，政治诉求也会冒升，这是人类发展的自然规律。
刘晓波等提政治诉求是与生俱来
所以，刘晓波等人提出的政治诉求，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是中国人自发的，与外国没有直接关系。追溯上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也提过同类的要求，也发表过几乎一样的声明。撇开政权和政治利益来看，打压是难以服众的。
第三，对于外国在背后插手的行动，我从来都不排除，但也不会看成是主要危险。外国政府打「人权牌」，并非真的关注中国人权，而是为了他们的对华策略和利益。中国政府理应努力减少授之以柄的机会，而不是不断为外国製造机会。但很可惜，中国却错误地运用策略，从开放改革以来製造了大量「异见人士」，并变成送给外国回赠中国的「子弹」。一些外国人士曾对我说：西方国家使用的正是「灵魂附体」之法。他们明白民主、人权、自由、平等、法治，是人类的普遍要求，不以国界而分，西方世界只是走快一点而已。所以，当中国人民提出民主要求时，外国马上「灵魂附体」，只需偶尔发出支持的声音，中国政府就马上气恼了，这就把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对立起来，令中国政府违背老百姓的意愿。中国政府认为，反对外国干预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并清楚表明矛头是针对外国，殊不知在老百姓心中，矛头虽然针对外国，但拳头却打在中国人身上，这样算得上理智吗？我每次想到这些问题，都心如刀绞。1986年我长驻北京採访时，写过一首诗，中有「劝天莫让寒士志，徘徊古道伴昏鸦」之句。如今稍作改动，却应了眼前光景：「老天强逼寒士志，徘徊古道伴昏鸦。」我诚心祝愿，中国早日走出这个怪圈.
任彦芳：辱骂不是战斗，翻案不得人心
近日，有几个自称代表兰考人民的人，对我写的《焦裕禄身后——我与兰考的悲喜剧》一书及我写的关于张钦礼悲剧的文章，破口大骂，称我是造谣，说我不敢再回兰考面见百姓，因为兰考百姓都在为张钦礼鸣不平，要为张钦礼翻案。我本不想回答这些不说事实只会骂阵之人，但因为是要为那不得人心的“文化大革命”翻案，我就不能不说几句了。
我与张钦礼也很熟悉，我与他没有个人恩怨，更没有利害关系。我写出这部书是应兰考百姓和干部的要求而作，是想对这几十年的历史说出真相，不能让那些专门造谣惑众的人继续把水搅浑。看来我的书起到了一点作用，让那些别有用心的谣言制造者真的受了剌激，他们也许没有看到我写的书，便开始破口大骂了。因为在那场动乱中，他们曾是掌权者，是当时的既得利益者，后来他们失去了利益吧，自然要为失去的天堂而叫屈而不满，他们总梦想回到当年的天堂，他们自然要翻案了，在他们组织的为张钦礼送葬时，打出的“学习张钦礼的革命精神，要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的口号里，便透出了对现在的党中央的不满和要翻案的杀机。队伍到县委门前，有人喊出“打倒走资派”口号，更让人感到他们又在进行 “文化大革命”了。
做为历史真相的纪录者，我只想说：如果你们觉得历史对张钦礼不公，可以用事实说话，不要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和语言进行对不同看法的人辱骂，因为辱骂不是战斗；如果为张翻案，请看看我的书是如何写的张，看看张的悲剧在哪儿吧。我写出了张的演变过程，我说他曾是一个难得的好干部，但因为制度和时代原因，让他成了悲剧人物。如果为张翻案，请看看对他判刑十三年的判决书；并不是你们说的是因为宣传焦裕禄而判刑的呀！如果你能够一条条认为这全是错误，则可以将案重新翻过来，如果你们没有事实，刚难以翻案，有多少人叫喊，对说真实情况的人辱骂也是没有用处的。这四条罪，是一、煽动策划打砸抡，残酷迫害干部和群众。二、包庇罪犯。三、挟嫌报复。四、侮辱中央领导同志。最后是以煽动打砸抡迫害干部的性质定罪的。
不能否认张钦礼也为兰考百姓做过好事，这是百姓怀念他的原因吧。可是林彪四人帮里的人物，哪个当年没有做过对人民有利的好事呢？有的可以说功勋卓著，但最终因为犯罪而晚节不保，这是历史的悲哀，也是他们本人的悲哀。功不抵罪，是罪就要清算，无论是谁都要经历史评说；前半生功高盖世之人，后半生罪恶滔天，最后也要清算之，只是时间早晚而已。如刘少奇同志名言：好在历史是人民书写的。当然，历史由胜利者书写，但最后也必由人民来定。 2009。7。3北京匆匆
我与张钦礼也很熟悉，我与他没有个人恩怨，更没有利害关系。我写出这部书是应兰考百姓和干部的要求而作，是想对这几十年的历史说出真相，不能让那些专门造谣惑众的人继续把水搅浑。看来我的书起到了一点作用，让那些别有用心的谣言制造者真的受了剌激，他们也许没有看到我写的书，便开始破口大骂了。因为在那场动乱中，他们曾是掌权者，是当时的既得利益者，后来他们失去了利益吧，自然要为失去的天堂而叫屈而不满，他们总梦想回到当年的天堂，他们自然要翻案了，在他们组织的为张钦礼送葬时，打出的“学习张钦礼的革命精神，要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的口号里，便透出了对现在的党中央的不满和要翻案的杀机。队伍到县委门前，有人喊出“打倒走资派”口号，更让人感到他们又在进行 “文化大革命”了。
做为历史真相的纪录者，我只想说：如果你们觉得历史对张钦礼不公，可以用事实说话，不要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和语言进行对不同看法的人辱骂，因为辱骂不是战斗；如果为张翻案，请看看我的书是如何写的张，看看张的悲剧在哪儿吧。我写出了张的演变过程，我说他曾是一个难得的好干部，但因为制度和时代原因，让他成了悲剧人物。如果为张翻案，请看看对他判刑十三年的判决书；并不是你们说的是因为宣传焦裕禄而判刑的呀！如果你能够一条条认为这全是错误，则可以将案重新翻过来，如果你们没有事实，刚难以翻案，有多少人叫喊，对说真实情况的人辱骂也是没有用处的。这四条罪，是一、煽动策划打砸抡，残酷迫害干部和群众。二、包庇罪犯。三、挟嫌报复。四、侮辱中央领导同志。最后是以煽动打砸抡迫害干部的性质定罪的。
不能否认张钦礼也为兰考百姓做过好事，这是百姓怀念他的原因吧。可是林彪四人帮里的人物，哪个当年没有做过对人民有利的好事呢？有的可以说功勋卓著，但最终因为犯罪而晚节不保，这是历史的悲哀，也是他们本人的悲哀。功不抵罪，是罪就要清算，无论是谁都要经历史评说；前半生功高盖世之人，后半生罪恶滔天，最后也要清算之，只是时间早晚而已。如刘少奇同志名言：好在历史是人民书写的。当然，历史由胜利者书写，但最后也必由人民来定。 2009。7。3北京匆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