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中国大地上的毛幽灵
深受“漂一代”都市男女喜爱的《新周刊》，不久前策划了一期“纪念毛主席专号”。本来，编辑要约我写一篇文章。当我把我对毛泽东的主要看法告诉他以后，他苦笑着收回了对我的邀请。后来，杂志出版了，我在报摊上粗略翻看了一下，其内容让我大吃一惊：在今天的中国，居然还有如此多的民众对毛泽东有着“深厚的阶级感情”——在这些歌颂毛泽东的人们当中，有对自身处境不满的退休工人和偏远山区的农民，也有受过良好教育、在外企工作、领取高薪的白领和青春年少、充满叛逆激情、穿着奇装异服的“哈日族”、“哈韩族”。
毛泽东的幽灵依然在中国的大地上游荡着，他的头像出现在天安门的城楼上、出现在新发行的人民币上、出现在出租车司机的驾驶台上，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话语方式、他的思想和精神，在当代中国人的心灵中打下了无人企及的深刻烙印。与毛君临天下的时候相比，今天的中国虽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许多更为深邃的文化、思想的层面上，国人依然没有摆脱毛泽东的阴影。所以，我们所处的依然是一个远离民主和自由的“后毛泽东时代”。
最近，某报堂而皇之地报道了这样的一则消息——《海南发现“毛公山”》：
“毛公山”原名保国山，位于海南省乐东县保国农场，因其山貌酷似毛主席而得名。
“毛公山”是一座石头山，海拔六百三十米，景观形体相当庞大，从头到脚长一千八百三十多米，其脸部长一百八十五米，宽五十六米，那宽阔的额头、丰满圆润的脸、眉毛、眼睛、鼻子、嘴唇和下颌以及肩膀、胳膊、胸部、腹部及整个脚部都按比例分布得恰到好处。远远看去，整个景观十分清晰地展现出伟大领袖毛主席背躺青山、仰望苍穹，神情安然慈祥，形态栩栩如生的形象，真可谓天造地设，鬼斧神工，令人拍案叫绝！这一景观在两公里以外便可以看清。
此外，“毛公山”周围一系列的地名神奇的巧合也令人惊叹万分。如“毛公山”所在的县叫“乐东”，而所在的农场叫“ 保国”，南面山脚的村庄叫“东方红”，北面山脚的村庄叫“崇共”，西面山脚的村庄叫“解放”，而这些县名、场名和村名既不是“毛公山”出名后才改称的，也不是“文革”期间起名的，而统统都是远在“文革”以前就已经有的。更让人费解的是，为什么解放几十年来竟一直无人发现“毛公山”，而恰恰是在毛主席诞辰一百周年时才被人发现？
“毛公山”被发现后，海南省领导十分关心和重视，曾批示省环境资源厅、省旅游局等部门组织专家进行了实地考察论证，并肯定了这一自然景观，国家环保局也复函认可。
“毛公山”出名以后，每天都有数不清的群众自发前往瞻仰，中央的一些领导也曾前往瞻仰，毛主席的亲属、陈毅元帅的亲属也欣然前往。毛主席的女婿孔令华闻讯后专程来到“毛公山”察看，他无比惊叹大自然造化的神奇。毛主席的女儿李讷偕同丈夫王景清也专程来到“毛公山”，她看了景点，又看了拍摄下来的照片后，竟情不自禁地连声说：“太像了，太像了，真像我爸爸的形象！”
无独有偶，畅销书《老相册》中，也刊登了由廖时禹所写的《毛泽东“隐居”的“西方山洞”》——
一九六六年六月，当“文革”轰轰烈烈开展的时候，毛泽东却隐居到韶山的“滴水洞”整整十一天之久。传说毛的伯祖父德臣和毛的祖父翼臣曾经在北面山上发现一处奇异现象：不管天下多大的雨，这里总是干的，形似老虎蹲地。又传说此处为老虎歇息的地方，因此叫“老虎坪”。据风水先生说，此地是藏龙卧虎的“风水宝地 ”。
滴水洞戒备森严，能够进出的只限于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以上级别的首长。毛泽东多次在附近的韶山水库游泳，随来的服务员张玉凤的游泳水平较高，她一直游资主席身边。后来，毛在韶山水库游泳的照片被编辑移花接木，变成“畅游长江”。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去世的消息传到滴水洞，“留守”的工作人员们痛哭流涕。九月十八日，全体工作人员赴省委机关参加追悼会后回到滴水洞的时候，被眼前的奇异景象惊呆了：往日水池中欢蹦乱跳的红鲫鱼全部成片地死掉了。
这两则报道让我想起史书中记载的那些老掉牙的故事：陈胜在鱼肚子里藏符箓、刘邦说自己杀死过小白龙、梁山好汉们埋下石碣天书、洪秀全杨秀清伪装上帝附体……中国有悠久的巫术传统，在“神”缺席的中国，巫术充当了权力合法性的阐释者和捍卫者的角色。在民间，由于水旱灾害和饥荒的威胁，以及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使得巫术具有广大的生存空间。因此，每当发生政权更迭的时刻，希望夺取政权的人物毫无例外地都会满脸油彩、装神弄鬼，将自己打扮成拥有神力、受到上天祝福的人物，以此来征服“民心”。
在二十一世纪代中国、号称“初步实现现代化”的中国，骨子里却依然是一个没有摆脱巫术、没有摆脱毛泽东的幽灵的中国。毛泽东夺取政权的秘密，与其说是因为使用了来自西方的、先进的思想学说——马克思主义（其实毛连一本马克思的原著都没有读过），不如说他熟悉民众的心理、利用民众的愚昧、填补了他们心目中空缺的“皇帝”的位置。
以上两则报道的思路，明显地违反了中共所标榜的“马列主义”。因为马列主义的核心是唯物主义，是“不语怪力乱神”的。无孔不入的中宣部却假装没有看见如此荒谬的报道，并暗中给予充分的支持。这一事实深刻地说明：在中国当下奉行的意识形态中，马列主义是“表”，传统的权谋和迷信是“里”。
上面的两则报道其实漏洞百出：第一则报道所说的“毛公山”像毛泽东，不过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杜撰而已（或者是出于政治原因、或者是出于经济目的）。经过 “三人成虎”，便人人都说“像”了。“毛公山”附近的地名，显然都是中共建政以后取的。它们虽然不是诞生于“文革”中的“改名潮”里，但在“文革”之前对毛的个人崇拜就大行其道了，所以它们的出现丝毫不足为奇。而第二则报道里鲫鱼的死亡，是一种普通的自然现象，也许是水池中出现了某种有毒的矿物质。如果说有灵性的鲫鱼要“殉主”的话，在毛去世的当天就该死了，何必又多等九天呢？
毛的亲属理所当然要对“毛公山”大肆吹嘘，而陈毅的后人也参与到这个队伍中来，简直就是无耻之极。作为中共元老之一，陈毅当然也不是什么好人，但陈毅被迫害至死毕竟是毛亲自授意的。按照传统观念，杀父之仇当不共戴天，陈毅的后人居然还毫不反省地参加新一轮的造神运动，向杀父仇人致敬，真是让人莫名惊诧。
更不可理喻的有关部门的积极操办和支持。从海南各级地方政府到国家环保局，简直比帝国时代的衙门还要愚不可及。他们居然以文件的形式确认了“莫须有”的“ 毛公山”的存在。官方一边在卖力地批判法轮功，一边自己却在玩弄法轮功的那套把戏（说到底，法轮功的许多把戏都是像中共学习的）。
在以上两则报道之外，我又读到了一则报道：在毛的故乡韶山，出现了大规模的封建迷信活动。许多群众将毛泽东的故居当作寺庙和道观，将毛泽东的照片当作菩萨神仙，他们络绎不绝地前来烧香、跪拜。“革命圣地”成了“水陆道场”。这是群众表达他们对伟大领袖的纯朴感情的一种方式，让有关部门苦笑不得，既难以明确支持，又不敢公然禁止。对于许多被政权长期愚弄、尚未得到启蒙教育民众来说，毛泽东就是李洪志，李洪志就是毛泽东。当作为一种思想体系的共产主义理论对各阶层都失去吸引力的时候，处于精神空白状态的民众就会不约而同地走向毛泽东、走向李洪志、走向“皇帝”。后来，中央斟酌再三，不得不下命令中止了“妖魔化 ”毛泽东的“群众运动”。
毛泽东的阴影游荡在中国的大地上，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让刚刚被打倒的邓小平死里逃生。邓复出之后，迅速从毛指定的继承人华国锋手中夺取权力，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邓不仅倡导了一种有限度的“改革开放”，也通过对“西单民主墙运动”的镇压，成功地阻止了少数觉醒的中国公民对毛的批判和反思。邓深切地知道，对毛的否定将直接导致对整个中共极权主义体制的否定。因此，尽管内心深处对多次迫害自己的毛充满仇恨，但作为一个奉行实用主义原则的“政治动物”，为了保持整个制度的运作和个人至高的权力，邓不惜放弃“私人恩怨”，“打落牙齿往肚子里咽”，仍然维持了毛和毛主义在“改革时代”的“ 合法性”。这就注定了邓的“改革”只是“半截子”的、先天不足的改革。其结果——“十年改革、一夜屠城”，自有内在的必然逻辑。
这恰恰是邓小平与赫鲁晓夫之间最本质的区别——邓小平把改革当作一种更巧妙的统治手段，赫鲁晓夫则是一个更为单纯和真心实意的改革者；邓小平对毛的维护就是对整个意识形态系统和权力架构的维护，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却掀翻了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于是，这一区别这也决定了中国与苏联不同的发展路向——在中国，毛泽东的思想和主义至今没有受到触动，政治体制改革直到今天依然停滞不前。“党天下”依然是中国不争的现实，也是一切罪恶和祸乱的根源。相反，作为一个邪恶帝国的苏联，早已经灰飞烟灭。新的俄罗斯初步建立起了民主制度，多党制、权力制衡、总统选举获得绝大多数民众的认同。即使总统普京显示出某种权威主义的倾向，但俄罗斯的任何一个政治家都不敢悍然否定或取缔深入人心的民主制度。度过转型期阵痛的俄罗斯必然迎来自身的复兴，而因专制制度造成政治腐败、经济浮肿、民心涣散、道德沦丧的中国，其前景远远比俄罗斯更让人担忧。
当然，长远地看，中国的民主化是必然的。我认为，中国的民主化将启动全球范围内的民主化浪潮的“第四波”（美国学者亨廷顿指出，从七十年代末葡萄牙、西班牙的民主化到八十年代末的苏联东欧的民主化，是全球民主化的“第三波”），其意义不仅在于让十四亿之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民众享有民主，更在于让作为一种普世价值的民主在全球的地位得以最后巩固。中国的民主化与苏联的崩溃具有同等意义。一旦中国实现民主化，剩余的那些不具“战略”地位的少数“无赖国家”（如北韩、古巴、伊拉克、伊朗、苏丹等），将迅速发生变化。
而中国民主化的前提，我认为是对毛泽东的罪恶和毛泽东主义的罪恶进行全面和彻底的清理。这将是一个如同关公刮骨疗伤般艰难和痛苦的过程。学者远志明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上帝中国有多近，民主就离中国有多近；我愿意套用他的说法：毛泽东的幽灵被驱逐出中国大地的日子，就是民主降临中国大地的日子。
原发于geocities March 25, 2002
毛泽东的幽灵依然在中国的大地上游荡着，他的头像出现在天安门的城楼上、出现在新发行的人民币上、出现在出租车司机的驾驶台上，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话语方式、他的思想和精神，在当代中国人的心灵中打下了无人企及的深刻烙印。与毛君临天下的时候相比，今天的中国虽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许多更为深邃的文化、思想的层面上，国人依然没有摆脱毛泽东的阴影。所以，我们所处的依然是一个远离民主和自由的“后毛泽东时代”。
最近，某报堂而皇之地报道了这样的一则消息——《海南发现“毛公山”》：
“毛公山”原名保国山，位于海南省乐东县保国农场，因其山貌酷似毛主席而得名。
“毛公山”是一座石头山，海拔六百三十米，景观形体相当庞大，从头到脚长一千八百三十多米，其脸部长一百八十五米，宽五十六米，那宽阔的额头、丰满圆润的脸、眉毛、眼睛、鼻子、嘴唇和下颌以及肩膀、胳膊、胸部、腹部及整个脚部都按比例分布得恰到好处。远远看去，整个景观十分清晰地展现出伟大领袖毛主席背躺青山、仰望苍穹，神情安然慈祥，形态栩栩如生的形象，真可谓天造地设，鬼斧神工，令人拍案叫绝！这一景观在两公里以外便可以看清。
此外，“毛公山”周围一系列的地名神奇的巧合也令人惊叹万分。如“毛公山”所在的县叫“乐东”，而所在的农场叫“ 保国”，南面山脚的村庄叫“东方红”，北面山脚的村庄叫“崇共”，西面山脚的村庄叫“解放”，而这些县名、场名和村名既不是“毛公山”出名后才改称的，也不是“文革”期间起名的，而统统都是远在“文革”以前就已经有的。更让人费解的是，为什么解放几十年来竟一直无人发现“毛公山”，而恰恰是在毛主席诞辰一百周年时才被人发现？
“毛公山”被发现后，海南省领导十分关心和重视，曾批示省环境资源厅、省旅游局等部门组织专家进行了实地考察论证，并肯定了这一自然景观，国家环保局也复函认可。
“毛公山”出名以后，每天都有数不清的群众自发前往瞻仰，中央的一些领导也曾前往瞻仰，毛主席的亲属、陈毅元帅的亲属也欣然前往。毛主席的女婿孔令华闻讯后专程来到“毛公山”察看，他无比惊叹大自然造化的神奇。毛主席的女儿李讷偕同丈夫王景清也专程来到“毛公山”，她看了景点，又看了拍摄下来的照片后，竟情不自禁地连声说：“太像了，太像了，真像我爸爸的形象！”
无独有偶，畅销书《老相册》中，也刊登了由廖时禹所写的《毛泽东“隐居”的“西方山洞”》——
一九六六年六月，当“文革”轰轰烈烈开展的时候，毛泽东却隐居到韶山的“滴水洞”整整十一天之久。传说毛的伯祖父德臣和毛的祖父翼臣曾经在北面山上发现一处奇异现象：不管天下多大的雨，这里总是干的，形似老虎蹲地。又传说此处为老虎歇息的地方，因此叫“老虎坪”。据风水先生说，此地是藏龙卧虎的“风水宝地 ”。
滴水洞戒备森严，能够进出的只限于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以上级别的首长。毛泽东多次在附近的韶山水库游泳，随来的服务员张玉凤的游泳水平较高，她一直游资主席身边。后来，毛在韶山水库游泳的照片被编辑移花接木，变成“畅游长江”。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去世的消息传到滴水洞，“留守”的工作人员们痛哭流涕。九月十八日，全体工作人员赴省委机关参加追悼会后回到滴水洞的时候，被眼前的奇异景象惊呆了：往日水池中欢蹦乱跳的红鲫鱼全部成片地死掉了。
这两则报道让我想起史书中记载的那些老掉牙的故事：陈胜在鱼肚子里藏符箓、刘邦说自己杀死过小白龙、梁山好汉们埋下石碣天书、洪秀全杨秀清伪装上帝附体……中国有悠久的巫术传统，在“神”缺席的中国，巫术充当了权力合法性的阐释者和捍卫者的角色。在民间，由于水旱灾害和饥荒的威胁，以及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使得巫术具有广大的生存空间。因此，每当发生政权更迭的时刻，希望夺取政权的人物毫无例外地都会满脸油彩、装神弄鬼，将自己打扮成拥有神力、受到上天祝福的人物，以此来征服“民心”。
在二十一世纪代中国、号称“初步实现现代化”的中国，骨子里却依然是一个没有摆脱巫术、没有摆脱毛泽东的幽灵的中国。毛泽东夺取政权的秘密，与其说是因为使用了来自西方的、先进的思想学说——马克思主义（其实毛连一本马克思的原著都没有读过），不如说他熟悉民众的心理、利用民众的愚昧、填补了他们心目中空缺的“皇帝”的位置。
以上两则报道的思路，明显地违反了中共所标榜的“马列主义”。因为马列主义的核心是唯物主义，是“不语怪力乱神”的。无孔不入的中宣部却假装没有看见如此荒谬的报道，并暗中给予充分的支持。这一事实深刻地说明：在中国当下奉行的意识形态中，马列主义是“表”，传统的权谋和迷信是“里”。
上面的两则报道其实漏洞百出：第一则报道所说的“毛公山”像毛泽东，不过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杜撰而已（或者是出于政治原因、或者是出于经济目的）。经过 “三人成虎”，便人人都说“像”了。“毛公山”附近的地名，显然都是中共建政以后取的。它们虽然不是诞生于“文革”中的“改名潮”里，但在“文革”之前对毛的个人崇拜就大行其道了，所以它们的出现丝毫不足为奇。而第二则报道里鲫鱼的死亡，是一种普通的自然现象，也许是水池中出现了某种有毒的矿物质。如果说有灵性的鲫鱼要“殉主”的话，在毛去世的当天就该死了，何必又多等九天呢？
毛的亲属理所当然要对“毛公山”大肆吹嘘，而陈毅的后人也参与到这个队伍中来，简直就是无耻之极。作为中共元老之一，陈毅当然也不是什么好人，但陈毅被迫害至死毕竟是毛亲自授意的。按照传统观念，杀父之仇当不共戴天，陈毅的后人居然还毫不反省地参加新一轮的造神运动，向杀父仇人致敬，真是让人莫名惊诧。
更不可理喻的有关部门的积极操办和支持。从海南各级地方政府到国家环保局，简直比帝国时代的衙门还要愚不可及。他们居然以文件的形式确认了“莫须有”的“ 毛公山”的存在。官方一边在卖力地批判法轮功，一边自己却在玩弄法轮功的那套把戏（说到底，法轮功的许多把戏都是像中共学习的）。
在以上两则报道之外，我又读到了一则报道：在毛的故乡韶山，出现了大规模的封建迷信活动。许多群众将毛泽东的故居当作寺庙和道观，将毛泽东的照片当作菩萨神仙，他们络绎不绝地前来烧香、跪拜。“革命圣地”成了“水陆道场”。这是群众表达他们对伟大领袖的纯朴感情的一种方式，让有关部门苦笑不得，既难以明确支持，又不敢公然禁止。对于许多被政权长期愚弄、尚未得到启蒙教育民众来说，毛泽东就是李洪志，李洪志就是毛泽东。当作为一种思想体系的共产主义理论对各阶层都失去吸引力的时候，处于精神空白状态的民众就会不约而同地走向毛泽东、走向李洪志、走向“皇帝”。后来，中央斟酌再三，不得不下命令中止了“妖魔化 ”毛泽东的“群众运动”。
毛泽东的阴影游荡在中国的大地上，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让刚刚被打倒的邓小平死里逃生。邓复出之后，迅速从毛指定的继承人华国锋手中夺取权力，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邓不仅倡导了一种有限度的“改革开放”，也通过对“西单民主墙运动”的镇压，成功地阻止了少数觉醒的中国公民对毛的批判和反思。邓深切地知道，对毛的否定将直接导致对整个中共极权主义体制的否定。因此，尽管内心深处对多次迫害自己的毛充满仇恨，但作为一个奉行实用主义原则的“政治动物”，为了保持整个制度的运作和个人至高的权力，邓不惜放弃“私人恩怨”，“打落牙齿往肚子里咽”，仍然维持了毛和毛主义在“改革时代”的“ 合法性”。这就注定了邓的“改革”只是“半截子”的、先天不足的改革。其结果——“十年改革、一夜屠城”，自有内在的必然逻辑。
这恰恰是邓小平与赫鲁晓夫之间最本质的区别——邓小平把改革当作一种更巧妙的统治手段，赫鲁晓夫则是一个更为单纯和真心实意的改革者；邓小平对毛的维护就是对整个意识形态系统和权力架构的维护，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却掀翻了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于是，这一区别这也决定了中国与苏联不同的发展路向——在中国，毛泽东的思想和主义至今没有受到触动，政治体制改革直到今天依然停滞不前。“党天下”依然是中国不争的现实，也是一切罪恶和祸乱的根源。相反，作为一个邪恶帝国的苏联，早已经灰飞烟灭。新的俄罗斯初步建立起了民主制度，多党制、权力制衡、总统选举获得绝大多数民众的认同。即使总统普京显示出某种权威主义的倾向，但俄罗斯的任何一个政治家都不敢悍然否定或取缔深入人心的民主制度。度过转型期阵痛的俄罗斯必然迎来自身的复兴，而因专制制度造成政治腐败、经济浮肿、民心涣散、道德沦丧的中国，其前景远远比俄罗斯更让人担忧。
当然，长远地看，中国的民主化是必然的。我认为，中国的民主化将启动全球范围内的民主化浪潮的“第四波”（美国学者亨廷顿指出，从七十年代末葡萄牙、西班牙的民主化到八十年代末的苏联东欧的民主化，是全球民主化的“第三波”），其意义不仅在于让十四亿之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民众享有民主，更在于让作为一种普世价值的民主在全球的地位得以最后巩固。中国的民主化与苏联的崩溃具有同等意义。一旦中国实现民主化，剩余的那些不具“战略”地位的少数“无赖国家”（如北韩、古巴、伊拉克、伊朗、苏丹等），将迅速发生变化。
而中国民主化的前提，我认为是对毛泽东的罪恶和毛泽东主义的罪恶进行全面和彻底的清理。这将是一个如同关公刮骨疗伤般艰难和痛苦的过程。学者远志明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上帝中国有多近，民主就离中国有多近；我愿意套用他的说法：毛泽东的幽灵被驱逐出中国大地的日子，就是民主降临中国大地的日子。
原发于geocities March 25, 2002
何清涟：信息饥渴与“谣言”风行
转自顶顶博客nmjnzzj2009-8-6 23:13:31 (北京时间: 2009-8-7 11:13:31)
最近中国政府被漫天飞舞的“谣言蝴蝶”折腾得很累很辛苦，而且折腾的结果是“武警军人满天山”的风景问世，仅此一点就足以让“和谐盛世”黯然失色。
“谣言”风行的和谐盛世
最著名的“谣言蝴蝶”当然要首推引致广东韶关维汉冲突的传闻。这只“谣言蝴蝶”有两个品种，一是“汉产”，称该厂发生好几起汉族女工被维族人强奸；二是“维产”，新疆维人当中流传的是300多维族姑娘在韶关被汉人强奸。尽管“官方版”一语定乾坤，说是汉族女青工黄翠莲误闯维族男工宿舍而发出的一声尖叫，导致维人强奸汉女的谣言传播，但因其发布方式诡异（只用英文对外发布），闻者大都心存疑窦。
还有一只劳民伤财的“谣言蝴蝶”，即引致7月18日河南杞县80万人大逃亡的“钴60泄漏”传闻。据说这次逃亡起因是6月12日该县一家大蒜加工厂使用放射性原素钴60操作失误，引发钴泄漏。耐人寻味的一个细节是：事件发生之后，当地民众并未马上大逃亡，直到7月17日有人发现县地税局长举家往郑州“避难”，才引发这次逃亡潮。逃亡场面蔚为壮观：路上塞满了汽车、三轮车、拖拉机等交通工具，通往邻县的路口则是试图拦截民众进入的邻县官员，原来热闹的杞县顿时成了一座空城。
再观察其它群体性事件，如去年的瓮安事件，今年湖北的石首事件等，在事发之前，几乎都有各种传闻——即政府所说的“谣言”不胫而走。而每只“谣言蝴蝶”几乎都会扇起一阵狂浪，引致民众积怨大爆发。
跟着“谣言”走，缘于政府丧失公信力
从 “谣言蝴蝶”轻轻扇动翅膀就可以掀起滔天恶浪这一事件本身，可以看到中国政府控制资讯引起的矛盾：一方面，公众都被“资讯饥渴”煎熬——这种“资讯饥渴 ”，并不是指官方不公布资讯，而是人们不相信官方选择性加工后公布的资讯。另一方面，民众的情绪与事件在“谣言蝴蝶”扇起的风中渐渐发酵，最后会发酵出一个什么结果，很难预测，自然也很难“预警”。以河南杞县80万人大逃亡事件为例，尽管当地民众一直担心钴泄漏事件的危害，但当地政府一直未正面回应事件，仅强调“不会有事”。这种语焉不详的资讯只会使民众疑虑加深，并逐渐发酵膨胀，“地税局长全家出行郑州避祸”因此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类因“资讯饥渴”而导致“谣言蝴蝶”满天飞的情况在中国并不罕见，前不久深圳市委书记许宗衡腐败案案发后，中国的传媒与网路因缺少公开信息而展开了一场规模浩大的 “许宗衡情妇是谁”的竞猜游戏。
往深里推究，人们宁可相信谣言而不相信政府资讯，其实缘于政府丧失了公信力。这当然怨不得民众，而是政治精英集团长期以来肆无忌惮的集体自利行为所导致的结果。
愚民虽“好”，但非长治久安之策
管制媒体的结果固然可以愚民，比如让国民与外部世界处于资讯隔离状态，相信威权政治于中国是必要的，如同《金融时报》6月16日一则消息中所说的那样：“中国人普遍认为，中国在‘金砖四国’（还有俄国、印度和巴西）中保持遥遥领先的地位”，而“印度是一个落后的国家、且永远不会成为超级大国，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印度的自由政治制度存在着种种缺陷。”但其副作用必然是小道消息（或谣言）满天飞。由于政府无信、官员失德，民众宁可相信小道消息而不肯相信政府过滤后发布的公开信息。
互联网时代使得政府控制资讯变得越来越困难。为了阻碍民众获得真实的资讯，中国政府殚精竭虑，一是投入钜资建立了巨大的 “防火墙”（金盾工程的一部分）；二是组建了“五毛党”以引导舆论，“喝采党”从旁策应；三是无限制扩大“国家机密”的范围，最近甚至将央视女主持王小丫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结婚的事列为“敏感消息”，规定媒体不得打听与采访；四是积极抓捕“造谣者”。“诽谤政府罪”这条法无明文的罪名已经屡屡用来惩治在网上批评政府官员的升斗小民，但结果还是无法阻止不利于政府的各种“谣言”传播，一旦有事发生，小道消息往往成为民众不满情绪的催化剂。这就是中国政府从3年前开始制订各种繁杂的“应急预案”，却无法阻止各种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
对当政者而言，愚民虽“好”，但非长治久安之策。生活于互联网时代，中国政府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直面现实，正视人民的不满。
最近中国政府被漫天飞舞的“谣言蝴蝶”折腾得很累很辛苦，而且折腾的结果是“武警军人满天山”的风景问世，仅此一点就足以让“和谐盛世”黯然失色。
“谣言”风行的和谐盛世
最著名的“谣言蝴蝶”当然要首推引致广东韶关维汉冲突的传闻。这只“谣言蝴蝶”有两个品种，一是“汉产”，称该厂发生好几起汉族女工被维族人强奸；二是“维产”，新疆维人当中流传的是300多维族姑娘在韶关被汉人强奸。尽管“官方版”一语定乾坤，说是汉族女青工黄翠莲误闯维族男工宿舍而发出的一声尖叫，导致维人强奸汉女的谣言传播，但因其发布方式诡异（只用英文对外发布），闻者大都心存疑窦。
还有一只劳民伤财的“谣言蝴蝶”，即引致7月18日河南杞县80万人大逃亡的“钴60泄漏”传闻。据说这次逃亡起因是6月12日该县一家大蒜加工厂使用放射性原素钴60操作失误，引发钴泄漏。耐人寻味的一个细节是：事件发生之后，当地民众并未马上大逃亡，直到7月17日有人发现县地税局长举家往郑州“避难”，才引发这次逃亡潮。逃亡场面蔚为壮观：路上塞满了汽车、三轮车、拖拉机等交通工具，通往邻县的路口则是试图拦截民众进入的邻县官员，原来热闹的杞县顿时成了一座空城。
再观察其它群体性事件，如去年的瓮安事件，今年湖北的石首事件等，在事发之前，几乎都有各种传闻——即政府所说的“谣言”不胫而走。而每只“谣言蝴蝶”几乎都会扇起一阵狂浪，引致民众积怨大爆发。
跟着“谣言”走，缘于政府丧失公信力
从 “谣言蝴蝶”轻轻扇动翅膀就可以掀起滔天恶浪这一事件本身，可以看到中国政府控制资讯引起的矛盾：一方面，公众都被“资讯饥渴”煎熬——这种“资讯饥渴 ”，并不是指官方不公布资讯，而是人们不相信官方选择性加工后公布的资讯。另一方面，民众的情绪与事件在“谣言蝴蝶”扇起的风中渐渐发酵，最后会发酵出一个什么结果，很难预测，自然也很难“预警”。以河南杞县80万人大逃亡事件为例，尽管当地民众一直担心钴泄漏事件的危害，但当地政府一直未正面回应事件，仅强调“不会有事”。这种语焉不详的资讯只会使民众疑虑加深，并逐渐发酵膨胀，“地税局长全家出行郑州避祸”因此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类因“资讯饥渴”而导致“谣言蝴蝶”满天飞的情况在中国并不罕见，前不久深圳市委书记许宗衡腐败案案发后，中国的传媒与网路因缺少公开信息而展开了一场规模浩大的 “许宗衡情妇是谁”的竞猜游戏。
往深里推究，人们宁可相信谣言而不相信政府资讯，其实缘于政府丧失了公信力。这当然怨不得民众，而是政治精英集团长期以来肆无忌惮的集体自利行为所导致的结果。
愚民虽“好”，但非长治久安之策
管制媒体的结果固然可以愚民，比如让国民与外部世界处于资讯隔离状态，相信威权政治于中国是必要的，如同《金融时报》6月16日一则消息中所说的那样：“中国人普遍认为，中国在‘金砖四国’（还有俄国、印度和巴西）中保持遥遥领先的地位”，而“印度是一个落后的国家、且永远不会成为超级大国，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印度的自由政治制度存在着种种缺陷。”但其副作用必然是小道消息（或谣言）满天飞。由于政府无信、官员失德，民众宁可相信小道消息而不肯相信政府过滤后发布的公开信息。
互联网时代使得政府控制资讯变得越来越困难。为了阻碍民众获得真实的资讯，中国政府殚精竭虑，一是投入钜资建立了巨大的 “防火墙”（金盾工程的一部分）；二是组建了“五毛党”以引导舆论，“喝采党”从旁策应；三是无限制扩大“国家机密”的范围，最近甚至将央视女主持王小丫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结婚的事列为“敏感消息”，规定媒体不得打听与采访；四是积极抓捕“造谣者”。“诽谤政府罪”这条法无明文的罪名已经屡屡用来惩治在网上批评政府官员的升斗小民，但结果还是无法阻止不利于政府的各种“谣言”传播，一旦有事发生，小道消息往往成为民众不满情绪的催化剂。这就是中国政府从3年前开始制订各种繁杂的“应急预案”，却无法阻止各种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
对当政者而言，愚民虽“好”，但非长治久安之策。生活于互联网时代，中国政府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直面现实，正视人民的不满。
孙正荃： 老哥们，从精神上站立起来
老哥们，从精神上站立起来
——有感于“拒绝遗忘，正视历史”
孙正荃
在网上读到一本“山寨”刊物，每期封面上都有这样两句话：“拒绝遗忘，正视历史”，顿觉振聋发聩。集子里大多是古稀老人血泪往事的回忆和思考，一次次地令人扼腕唏嘘甚至泪眼朦胧。这么多年来，有个问题一直在脑际萦绕：“共和国”成立前前后后，年复一年，邪恶怎么会那样畅行无阻？慢慢地，我似乎明白了，根子不在某人道德品行的恶劣，也不在某人学识修养的欠缺，这是一种制度性的邪恶，这种制度性邪恶的主要特征有二，一是集体性欺骗，二是无孔不入的洗脑。我愿意就此说说自己的想法，同各位探讨。
（一）
什么叫集体性欺骗？就是由执政者操办的、几乎所有的人都参与，而所有的人也都不负责任，事后也不会追究罪错的那种欺骗，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历史现实的一切方面。大家想想，多少次政治运动，他们以革命的名义，杀了多少，坐牢多少，发配多少，戴帽多少，入另册的又有多少（权且不计受牵连的父母妻儿老少），哪场运动不是先制造谎言，蛊惑人心？他们采用指鹿为马、移花接木、张冠李戴、无中生有等等手段，让人像吃了迷魂药一样，不辨黑白，不明是非，或揭发或检讨，最后则总是专政的大棒一次次挥舞起来，把几十几百万的无辜者扔进泥潭火坑。为什么？根本是为了保他那个“万世基业”！我们在非人的地狱里挣扎煎熬了几年几十年，终于侥幸活了下来，而他们为了自己不致“死路一条”，被迫宣布（给你）“改正”、“平反”或者“无罪释放”，即使到了这一步，他们依然正确，依然英明，君不见上上下下那些衮衮左公，谁的顶带花翎动过一发一毛？他们实实在在说出过事情的真相了吗？真诚地地表示过一次忏悔了吗？以及，哪怕是口头上承担过罪责了吗？（从最高当局到各级官僚，或许有极个别的例外）。六十年了啊，整整一个甲子，在花那么多银子举国“大庆”的时候，怎么就不该把这六十年的是是非非——至少是其中主要的若干事件，对老百姓作个符合历史真实的交代呢？对此，我既寄以希望又不抱希望，我三十年前亲历的经验告诉我：他们没有这样的习惯没有这样的雅量更没有这样的气魄。那年，我走出大牢去见“单位”领导“讨个说法”时，就领教过他们的傲慢和无礼，领教过他们的语言暴力：“某某某，工作给你安排了，工资给你补发了，这么多年的饭钱都没要你出，你还不满意个啥？”在他眼里，我永远只是个工具只是个贱民，我直觉应该立马三叩九拜谢恩才是！
这种集体性欺骗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有一点最具“中国特色”：往往既是受骗者（此时此地）又是骗人者（彼时彼地），既是加害者（此次运动）又是受害者（下次运动），甚至在同一运动中，先整人再被整，先被整再整人，一面整人一面被整的情况也屡见不鲜（比如鄙人，做了人家27年的“喉舌”，被骗了27年，也骗了别人27年），这种一身二任的特色，这种角色不断转换的体验，让说谎和造假在潜移默化中渗入了几乎所有人的骨髓，甚至渐渐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混迹于官场的（即各级各类公仆）可谓已经修炼到炉火纯青，他们可以堂堂正正地理直气壮地说假话，他们为了掩饰真相和逃避罪责，甚至可以责问、驱赶主持正义的传媒记者，他们没有人再会觉得造假的卑鄙与虚伪，当然更没有人感到羞耻。许多年历练下来，如今诚实守信往往被看作“无用”、“傻冒”，以假掩真以假乱真则受到夸奖，曰“拎得清”；对讲出实情的反而会被提醒要“多长个心眼”，连我们孩子也熏陶得不说皇帝光屁股了！这种真善美同假丑恶的完全混淆和颠倒，已经成为我们社会最深刻的灾难，更是我们民族不知需要花多少年的功夫才能够治理的顽疾，而这正是长期集体性欺骗结出的恶果。这里刚好有个最新的资料可以佐证：据2009年8月5日上海市政协座谈会上披露的《上海社会诚信现状与评价调查报告》称：市民为上海诚信水平打分：5.78分，满分为10分，也就是说，不及格；有90.2%的人认为诚实守信会“吃亏”；只有54.8%的人认为社会诚信状况有“不同程度的好转”，而44.2%的人认为相比五年前，诚信度下降了。我们无法证明这个报告本身的诚信度，但是，即使完全是真实的，那么，报告中显示的绝大多数人对诚信只是一种期待而并不准备身体力行，这样的情况肯定离现代文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需要思考的是这样的情况是如何发生并蔓延的？我想无论历史的或者现实的，不外两条：一是宣传（领导人的言论、学校的教育、媒体的灌输等）和行为（在细微末节中感受到的现实的实际状况）的彻底脱节、背离和分裂；而更为重要的和产生巨大影响的则是长期以来执政集团无处不在的谎言和造假。这两种情况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我们民族原来那种重然诺、守信义的传统只是在飘摇的风雨中挣扎，而一次次政治运动更是对它一次次的集中打击和摧毁。这里，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就是我们同北面那位老大哥的情况“何其相似乃尔”！其实也好理解，原本就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这里不妨把本人了解的一些情况同各位作个交流。
俄罗斯曾出版过一本画册，是研究专家从搜集的图片中精选的斯大林时期表现苏共历史的记录，书名叫《政委失踪了》，这是一册揭露独裁者利用手中权力篡改、伪造历史的书。其中有一幅摄于1919年列宁、托洛茨基同群众在一起的照片，原照画面上，当时任红军总政委的托洛茨基站在列宁左侧，正举手行军礼，可是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照片上的托洛茨基不见了。
说斯大林手上沾满鲜血，这不是艺术的夸张而是历史的真实。据已经披露的历史资料，至少有70%的中央委员被他“清洗”，有人甚至在完全不知情的懵懂中便已经倒在了内务部的枪子下。有一幅斯大林和其他三位苏共领导人的合影，从左至右是安特波夫、斯大林、基洛夫、什维尔尼克，这是1926年庆祝粉碎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反党集团”胜利的合影。照片从四人而三人，而两人，最后只有斯大林一人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在中苏蜜月期，我曾经有过这张“伟大导师斯大林”的单人照，当时谁能想到，这张照片竟然隐藏着一个残酷的整肃过程。
还有一张照片叫《斯大林是儿童的朋友》，我印象更深，记得在半个多世纪前，在我生活过的那个城市曾经广为张贴，照片上，斯大林抱着一个五六岁的女孩，笑容可掬，画面前方是一束斑斓的鲜花。原来，照片的右面还站着一个人，他叫俄班诺夫，是某省的“第一书记”，而这个女孩的父亲正是“第二书记”。不久，“第一书记”被整肃，自然也就在照片中消失了，后来女孩父亲也被指为“日本间谍”和“企图谋杀斯大林”而被处决，甚至连她母亲也未逃过一劫，连带被秘密处死了。于是我不禁要想，照片的标题是不是应该改为这样：《斯大林是儿童父母亲的刽子手》？
非常精彩的是斯大林一死，他的继承者如法炮制，先是马林可夫1953年上台后从集体照的边缘“走”到了中心，站在斯大林的身旁，以显示“亲密战友”的毋庸置疑性；接着，非斯大林化时期，那幅著名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油画上，正在向士兵讲演的列宁身后的斯大林也“失踪”了。历史就这样成了他们任意搓捏的一团泥巴，善良的老百姓怎么能想到这些好话说得满天飞的家伙竟会无耻和伪善到这等地步呢？
现在，经历血与火洗礼的平民百姓心里都很清楚了：专制统治者们在文献、图片乃至绘画上弄虚作假早已不是新鲜事，《开国大典》上的“元勋”们曾经象走马灯似地换过来换过去，《秋收起义》《井冈山会师》也让朱德和林彪忙了好一阵，更别提“文革”中天安门城楼上的“换头术”了。当下的情况又如何呢？令人扼腕的是，竟然一切都“与时俱进”了，比起他们的前辈来，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且看8964之后，谁还曾在媒体上见过曾经是他们“总书记”的胡耀邦和赵紫阳？无论是名字无论是形象，他们都彻底的“失踪”了，漫漫十多年的中共历史变成了这样：由一位既非“主席”又非“总书记”的人做了“第二代”的“核心”，可是，那个“第一代”的“核心”去世时，他不是还背着个“留党察看”的处分吗，怎么一下子又成了华国锋、胡耀邦和赵紫阳三任领导的“核心”了呢？而且到了“第三代”，虽然有了一个新的“核心”，但他依然是“核心”中的“核心”，这只要翻翻那位“江总”的任何一次讲话记录便洞若观火了。其实，就以他们定的1935年为界，那么此前的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还有王明、李立三等等，算什么？这自然只是问题的一点表象，谎言帝国无处不谎言，其中的奥秘，从大洋彼岸来的高官也好记者也罢，恐怕是难以触摸到褶缝深及其内里的。我不免常常会想，将来，不知需要多少专家花多少力气才能为我们的历史“正本清源”还其本来面目呢！
（二）
制度性邪恶的另一个特征就是长期的无孔不入的“洗脑”。这是典型的意识形态专政，其终极目的是使之丧失正常的思考力和判断力，实现人对自身的异化，以利无产阶级专政江山永葆青春！
我这里也讲个故事。五年前读到一本书叫《中共历史的见证》，作者复姓司马，大名璐，此人1937年即是共产党的人，但是入党又脱党，这也不稀奇，他呢，脱党又孜孜研究党，这本书就是他研究的大作。从书中看，他认识共产党许多领导，包括胡耀邦、潘汉年、滕代远、曾希圣等，而对毛泽东、周恩来、张国焘、王明、刘少奇等人的分析则更显特色。但是一下子插入我记忆深处的是这样一段话，那是他初到延安时候，负责接待的一位干部给他上的第一堂“党课”：
斯大林同志说，我们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布尔什维克应该到一切最困难最艰苦最危险的岗位上去工作。一个共产党员入党以后，就像自己是一块木料一样交给了党，党今天需要把这块木料做成椅子就做椅子，党明天需要把这块木料做成桌子就做桌子，当党需要建造大厦的时候，你也可能变成栋梁，但是，党如果需要造一个马桶，那么你就得尝尝臭气……
这让人想起刘宾雁在他的自传里说及的一件事：他参加革命后，不断接受这种愚昧之极的洗脑，他左思右想还是不明白，一次，他斗胆问他的领导：如果党要我去杀人呢？他得到的回答是：那你就得去杀人！
是的了：先是把那个“主义”和传布他的教主神灵化，然后是把那恰如蒙汗药一样可以使所有教民愚昧和疯狂的教义“灌输”给几百万人，几千万人，几亿人，乃至十几亿人，而且硬是让所有的黎民百姓都必须遵奉它为“理论基础”和“基本原则”，变成国家大法，假如偏偏有那么一些人依然清醒甚至表示不愿尝“臭气”更不愿去“杀人”，那么其后果已经无须多费笔墨，焚书坑儒、充军发配之类的一幕幕大戏，大家都看见过，许多人（当然包括司马先生和宾雁先生）而且都经历过的了。什么叫邪教？一曰造神，二曰造假，而欲达到此目的，必先洗脑，洗脑成功，邪教便盛行于域中矣！
回望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史”，想想有多少精英做了“椅子”“桌子”乃至“马桶”而依旧不得安宁，最终竟倒在“革命”的枪口下，真是让后人不寒而栗。那位司马先生幸好早早逃到了香港，然后才可能按照他的思路去“研究”共产党，否则，在煎炸炖炒的无休止的“阶级斗争”中，他那付老骨头还能支撑到今天（他现在美国拿养老金过日子）？
我在“洗脑”前用了两个副词：长期的、无孔不入地，想必我们这些过来人都不会有异议。在“阶级斗争”年代，概括起来是两条，一是整人（政治运动），一是自整（思想改造），整人时也需自整，这叫联系自己“活思想”，向党交心；自整时也包含整人，即揭发检举，其中当然有“卧底”“告密”之类的事，后来所谓的“斗私批修”其实也就是这样两个方面，都是洗脑。由于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所以洗脑的事是“无处不在处处在，无时不有时时有”。这样不断地拔白旗插红旗，最后你不仅心甘情愿去做马桶尝臭气了，而且不以为臭反以为香了，那你就是“组织”信得过的“好同志”了，当然，你还是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必须“继续革命”，否则，左派是可以转化为右派的，弄得不好，仍然可能跌入修正主义的深渊。
人之异于动物者，根本在于人有一个独立思考的头脑。而专制独裁制度恰恰不允许你有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你是“工具”，你是“喉舌”，你是“齿轮”和“螺丝钉“，不仅“口”不能有“异言”，连“心”也不许有“异念”（许多右派的帽子正是在向党交“心”之后戴上的），久而久之，你觉得自己无须思考，甚至也已经无须发声，你只须跟领导保持“绝对”一致，名誉、地位、财富、荣耀，还有女人, 便应有尽有了。
我给大家介绍位名噪一时的人物，他就是在8964时在“新闻发布会”上理直气壮说天安门没有死人的那位“发言人”。此公上世纪五十年代曾经同山东《大众日报》一位女记者相好，那时，他风度翩翩，真诚而且多情，常有新作在党报频频露面，或许是做人家的“喉舌”太久了，就象学步邯郸一样，最后竟不知自己的声带何在，自己的脑袋何在？恰好是8964前夜，当年那位女记者去世，他发来了“唁电”，我算算他应该正是忙得不可开交时，可他还是顾上了此等区区私事，于是转念觉得此公毕竟还算是个有情之人，可一夜醒来，我简直不相信就是同一个人：他怎么能够把假话说得比真话还真，他怎么有那么高超的撒谎造假的本领，他更怎么有了那么一副铁石心肠？曹雪芹说得好啊：假作真时真亦假！夫复何言！
最近看到媒体上报道，正紧锣密鼓地在举办各种类型的“读书班”“训练班”，你新做了“人民代表”，就会有参加“培训”的荣幸，你是民主党派的头儿，也不会把你忘记，会请你参加什么“学习班”，此外，还有诸如“理论班”“骨干班”“提高班”等等，眼花缭乱，精彩纷呈，用当下时髦的话说，这是为继续实现集体性欺骗“夯实更加强大的思想基础”。别小看了他们的本事，君不见连旅游、歌舞这样以审美为目标的活动也已经被涂抹成为“红色”，（其中又有多少欺骗和蒙蔽），你说，还有哪个角落是干干净净的呢！
（三）
一面是谎言，一面是洗脑，正所谓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把你那个脑袋“洗”迷糊了，岂不正可以接纳谎言了吗？多年前，我听过一位基层干部说过一句话：啥叫迷信？就是叫你“迷”上眼睛去“信”。怎么办？我们这些七老八十的人只有两样东西了，可这是两样非常珍贵的东西：回忆和思考，就是刊头语那句话：“拒绝遗忘，正视历史”，它是我们的财富，我们的武器，是我们走出“迷信”，抵御制度性邪恶最可靠最有效的防线。
第一是正视历史。“正视”必须独立思考，决不人云亦云，我们许多人正是在思考中逐步看清了历史的真相，继而勇敢地冲破精神牢笼，一步步从迷蒙觉醒，走出“乌托邦”的。鄙人是觉悟得很迟的一个：1957年，共产党就不要我了，我还爱他；1962年，共青团也不要我了，我连肚子也吃不饱了，还卖命地在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1967年，把我捉进官府了，铁窗里我还“抬头望见北斗星”；1976年他死了，我涕泪横流，第二年，竟然再次以“恶攻”打成“反革命”，坐牢600个日日夜夜…….就这样，直到过了“不惑”之年才开始“惑”起来，想想也真惭愧，都是狼奶喝得太久太多了啊。
以我个人的体会，多听多看之后，自然就会多思。一个正常的有健全人格的知识人，独立思考原本是我们的天赋，大家想想，许多“天经地义”的东西在我们心里是如何轰然倒塌的呢，首先是真相的逐步被揭露，然后才有新思想的萌生。这个过程大体是这样的：事情（道理）真是这样的吗（疑）——为什么说（弄）成这样了呢（思）——原来隐藏着鲜为人知的秘密喔（醒）。
举个鄙人切身的例子：“恶攻”文革中名言——“一天不学问题多，两天不学走下坡，三天不学没法活”。
1、真是这样吗？——太夸张了，怕不是吧——疑
2、如果真是这样，那这理论也太短命了吧——思
3、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宣传呢？有人想造神？——那为什么要造神呢——……..
许多老革命称自己是“两头真”，这主要是针对主观世界而言的，两“真”稍有不同的是，先头的“真”是指参加革命时的一腔热血一番真诚（而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则未必是“真”的，颇多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后期的“真”则是对世界的认识剔除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种种虚假和伪饰，复归为它的本态本相，这时的认识已经趋于主客观一致的那种“真”了。那么这个变化是怎样产生的呢？正是“看”——“疑”——“思”——“醒”的过程。所以我主张要尽可能地多看点真人真事真相真情的文章，当然，即使这样的东西（包括其中的观点）也不能迷信，需要纵向横向对比思考，不要都信以为真。
正视历史有个敢不敢的问题，以前跟着说假话，很多情况是因为不敢说出甚至不敢相信事情的真相，但是对于我们来说，现在这个问题应该不大了（据说即使让有人不高兴了，也属“七十八十打招呼”这个尺寸）。我们正视历史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明白”，比起林昭、顾准，比起许多先知先觉的先辈，我们已经是“后知后觉” 了，我们希望自己不要到死也“不知不觉”，糊里糊涂，那恐怕是一个人最大的悲哀了。
第二是拒绝遗忘。正视历史必须拒绝遗忘，拒绝遗忘方能正视历史。
有段时间我非常纳闷，二代“核心”关于文革、关于伟人不是都说过应该如何如何了吗，有的不是都已经写进什么“决议”了吗，怎么在实际生活中还有那么多的禁锢那么多的忌讳呢？比如，我在报刊上看到这样一件事：吉林艺术学院戏剧文学教研室有位叫卢雪松的女教师，配合教学放映了一部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林昭是个右派分子，后来又变成了反革命分子，文革中被枪决在上海龙华（她应该和“五烈士”同在），这个女子生得堂堂正正死得轰轰烈烈。按正常的思维，既然文革已被否定，林昭也已平反，老师在相关课程的课堂上放部关于她的片子，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可是“中国特色”就是如此吊诡：文革可以在我的文件里被否定，却不可以让你在文章里去研究，更不允许建立什么“文革博物馆”；毛泽东可以在我的什么“决议”里批评他的“严重错误”，却不可以由你去说三道四；右派可以由我来给你“改正”，反革命也可以由我来给你平反，但是决不允许再对那段历史评头品足尤其不允许再去探求什么“历史教训”……于是，这位卢老师被告发（这个学生怎么有如此高度敏感的政治头脑？），校方立即停止了卢老师的职务，听说还有后续故事，只是又因某种需要而被遮蔽了。
什么道理呢？反复思考，又经高人林贤治先生指点，可能是这样：他们的“否定”和我们的“否定”，其用词虽为一而其深意却大相径庭。我们已经看到的种种“否定 ”统统是政治性的否定，这种否定是出于某种政治需要，具有权宜和定向的特点，因之往往是半截子半封闭的；而我们要求的是历史性的否定，这种否定是出于历史发展的需要，具有必然、公正和彻底的特点，因之往往表现出全开放的态势。他们不可能全部公开历史文档，不可能对历史和历史中人物言论行为的是与非做到不偏袒不避忌，甚至连不造假也做不到（毛著的不断“润饰”以至与原讲话面目全非，便是一例）。总之，他们的“否定”丝毫没有触动专制极权，丝毫没有触动意识形态专政，也就是没有从根子上否定制度性邪恶。为了“政治”，为了“稳定”，说到底为了维护专权统治，历史照样任意涂抹，人物照样任意出没，他们甚至可以规定什么是必须牢记的，什么是必须遗忘的，你忘了必须牢记的固然可能招来麻烦，如果你硬是拒绝遗忘必须遗忘的，那可能更会大祸临头。这不是理论，也不是设想，这是血腥的现实。
回到本文开头，我说那两句刊头语振聋发聩，就是因为它始终遵守“拒绝遗忘，正视历史”这个宗旨，那些看似纯个人的记忆，其实是社会的记忆、历史的记忆，它们提供的非常生动具体的历史细节，将比官书正史更具价值，这个价值就在于它为我们民族保留了一个个真实的历史瞬间和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个体。我想，发掘这些记忆，应该是我们这些老人可以也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在思考和记忆的过程中，一定会使自己的人格更健全，心灵更充实，老哥们, 让我们在精神上挺直腰杆，真正站立起来！
2009.8
五柳村2009年8月6日收到
本文于2009-08-06 20:24在百度空间发出获得浏览85人次后，2009-08-07 01:33被百度网管设置为“私有”，即大家看不到了。现改发于此，不知会如何。
——有感于“拒绝遗忘，正视历史”
孙正荃
在网上读到一本“山寨”刊物，每期封面上都有这样两句话：“拒绝遗忘，正视历史”，顿觉振聋发聩。集子里大多是古稀老人血泪往事的回忆和思考，一次次地令人扼腕唏嘘甚至泪眼朦胧。这么多年来，有个问题一直在脑际萦绕：“共和国”成立前前后后，年复一年，邪恶怎么会那样畅行无阻？慢慢地，我似乎明白了，根子不在某人道德品行的恶劣，也不在某人学识修养的欠缺，这是一种制度性的邪恶，这种制度性邪恶的主要特征有二，一是集体性欺骗，二是无孔不入的洗脑。我愿意就此说说自己的想法，同各位探讨。
（一）
什么叫集体性欺骗？就是由执政者操办的、几乎所有的人都参与，而所有的人也都不负责任，事后也不会追究罪错的那种欺骗，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历史现实的一切方面。大家想想，多少次政治运动，他们以革命的名义，杀了多少，坐牢多少，发配多少，戴帽多少，入另册的又有多少（权且不计受牵连的父母妻儿老少），哪场运动不是先制造谎言，蛊惑人心？他们采用指鹿为马、移花接木、张冠李戴、无中生有等等手段，让人像吃了迷魂药一样，不辨黑白，不明是非，或揭发或检讨，最后则总是专政的大棒一次次挥舞起来，把几十几百万的无辜者扔进泥潭火坑。为什么？根本是为了保他那个“万世基业”！我们在非人的地狱里挣扎煎熬了几年几十年，终于侥幸活了下来，而他们为了自己不致“死路一条”，被迫宣布（给你）“改正”、“平反”或者“无罪释放”，即使到了这一步，他们依然正确，依然英明，君不见上上下下那些衮衮左公，谁的顶带花翎动过一发一毛？他们实实在在说出过事情的真相了吗？真诚地地表示过一次忏悔了吗？以及，哪怕是口头上承担过罪责了吗？（从最高当局到各级官僚，或许有极个别的例外）。六十年了啊，整整一个甲子，在花那么多银子举国“大庆”的时候，怎么就不该把这六十年的是是非非——至少是其中主要的若干事件，对老百姓作个符合历史真实的交代呢？对此，我既寄以希望又不抱希望，我三十年前亲历的经验告诉我：他们没有这样的习惯没有这样的雅量更没有这样的气魄。那年，我走出大牢去见“单位”领导“讨个说法”时，就领教过他们的傲慢和无礼，领教过他们的语言暴力：“某某某，工作给你安排了，工资给你补发了，这么多年的饭钱都没要你出，你还不满意个啥？”在他眼里，我永远只是个工具只是个贱民，我直觉应该立马三叩九拜谢恩才是！
这种集体性欺骗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有一点最具“中国特色”：往往既是受骗者（此时此地）又是骗人者（彼时彼地），既是加害者（此次运动）又是受害者（下次运动），甚至在同一运动中，先整人再被整，先被整再整人，一面整人一面被整的情况也屡见不鲜（比如鄙人，做了人家27年的“喉舌”，被骗了27年，也骗了别人27年），这种一身二任的特色，这种角色不断转换的体验，让说谎和造假在潜移默化中渗入了几乎所有人的骨髓，甚至渐渐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混迹于官场的（即各级各类公仆）可谓已经修炼到炉火纯青，他们可以堂堂正正地理直气壮地说假话，他们为了掩饰真相和逃避罪责，甚至可以责问、驱赶主持正义的传媒记者，他们没有人再会觉得造假的卑鄙与虚伪，当然更没有人感到羞耻。许多年历练下来，如今诚实守信往往被看作“无用”、“傻冒”，以假掩真以假乱真则受到夸奖，曰“拎得清”；对讲出实情的反而会被提醒要“多长个心眼”，连我们孩子也熏陶得不说皇帝光屁股了！这种真善美同假丑恶的完全混淆和颠倒，已经成为我们社会最深刻的灾难，更是我们民族不知需要花多少年的功夫才能够治理的顽疾，而这正是长期集体性欺骗结出的恶果。这里刚好有个最新的资料可以佐证：据2009年8月5日上海市政协座谈会上披露的《上海社会诚信现状与评价调查报告》称：市民为上海诚信水平打分：5.78分，满分为10分，也就是说，不及格；有90.2%的人认为诚实守信会“吃亏”；只有54.8%的人认为社会诚信状况有“不同程度的好转”，而44.2%的人认为相比五年前，诚信度下降了。我们无法证明这个报告本身的诚信度，但是，即使完全是真实的，那么，报告中显示的绝大多数人对诚信只是一种期待而并不准备身体力行，这样的情况肯定离现代文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需要思考的是这样的情况是如何发生并蔓延的？我想无论历史的或者现实的，不外两条：一是宣传（领导人的言论、学校的教育、媒体的灌输等）和行为（在细微末节中感受到的现实的实际状况）的彻底脱节、背离和分裂；而更为重要的和产生巨大影响的则是长期以来执政集团无处不在的谎言和造假。这两种情况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我们民族原来那种重然诺、守信义的传统只是在飘摇的风雨中挣扎，而一次次政治运动更是对它一次次的集中打击和摧毁。这里，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就是我们同北面那位老大哥的情况“何其相似乃尔”！其实也好理解，原本就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这里不妨把本人了解的一些情况同各位作个交流。
俄罗斯曾出版过一本画册，是研究专家从搜集的图片中精选的斯大林时期表现苏共历史的记录，书名叫《政委失踪了》，这是一册揭露独裁者利用手中权力篡改、伪造历史的书。其中有一幅摄于1919年列宁、托洛茨基同群众在一起的照片，原照画面上，当时任红军总政委的托洛茨基站在列宁左侧，正举手行军礼，可是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照片上的托洛茨基不见了。
说斯大林手上沾满鲜血，这不是艺术的夸张而是历史的真实。据已经披露的历史资料，至少有70%的中央委员被他“清洗”，有人甚至在完全不知情的懵懂中便已经倒在了内务部的枪子下。有一幅斯大林和其他三位苏共领导人的合影，从左至右是安特波夫、斯大林、基洛夫、什维尔尼克，这是1926年庆祝粉碎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反党集团”胜利的合影。照片从四人而三人，而两人，最后只有斯大林一人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在中苏蜜月期，我曾经有过这张“伟大导师斯大林”的单人照，当时谁能想到，这张照片竟然隐藏着一个残酷的整肃过程。
还有一张照片叫《斯大林是儿童的朋友》，我印象更深，记得在半个多世纪前，在我生活过的那个城市曾经广为张贴，照片上，斯大林抱着一个五六岁的女孩，笑容可掬，画面前方是一束斑斓的鲜花。原来，照片的右面还站着一个人，他叫俄班诺夫，是某省的“第一书记”，而这个女孩的父亲正是“第二书记”。不久，“第一书记”被整肃，自然也就在照片中消失了，后来女孩父亲也被指为“日本间谍”和“企图谋杀斯大林”而被处决，甚至连她母亲也未逃过一劫，连带被秘密处死了。于是我不禁要想，照片的标题是不是应该改为这样：《斯大林是儿童父母亲的刽子手》？
非常精彩的是斯大林一死，他的继承者如法炮制，先是马林可夫1953年上台后从集体照的边缘“走”到了中心，站在斯大林的身旁，以显示“亲密战友”的毋庸置疑性；接着，非斯大林化时期，那幅著名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油画上，正在向士兵讲演的列宁身后的斯大林也“失踪”了。历史就这样成了他们任意搓捏的一团泥巴，善良的老百姓怎么能想到这些好话说得满天飞的家伙竟会无耻和伪善到这等地步呢？
现在，经历血与火洗礼的平民百姓心里都很清楚了：专制统治者们在文献、图片乃至绘画上弄虚作假早已不是新鲜事，《开国大典》上的“元勋”们曾经象走马灯似地换过来换过去，《秋收起义》《井冈山会师》也让朱德和林彪忙了好一阵，更别提“文革”中天安门城楼上的“换头术”了。当下的情况又如何呢？令人扼腕的是，竟然一切都“与时俱进”了，比起他们的前辈来，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且看8964之后，谁还曾在媒体上见过曾经是他们“总书记”的胡耀邦和赵紫阳？无论是名字无论是形象，他们都彻底的“失踪”了，漫漫十多年的中共历史变成了这样：由一位既非“主席”又非“总书记”的人做了“第二代”的“核心”，可是，那个“第一代”的“核心”去世时，他不是还背着个“留党察看”的处分吗，怎么一下子又成了华国锋、胡耀邦和赵紫阳三任领导的“核心”了呢？而且到了“第三代”，虽然有了一个新的“核心”，但他依然是“核心”中的“核心”，这只要翻翻那位“江总”的任何一次讲话记录便洞若观火了。其实，就以他们定的1935年为界，那么此前的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还有王明、李立三等等，算什么？这自然只是问题的一点表象，谎言帝国无处不谎言，其中的奥秘，从大洋彼岸来的高官也好记者也罢，恐怕是难以触摸到褶缝深及其内里的。我不免常常会想，将来，不知需要多少专家花多少力气才能为我们的历史“正本清源”还其本来面目呢！
（二）
制度性邪恶的另一个特征就是长期的无孔不入的“洗脑”。这是典型的意识形态专政，其终极目的是使之丧失正常的思考力和判断力，实现人对自身的异化，以利无产阶级专政江山永葆青春！
我这里也讲个故事。五年前读到一本书叫《中共历史的见证》，作者复姓司马，大名璐，此人1937年即是共产党的人，但是入党又脱党，这也不稀奇，他呢，脱党又孜孜研究党，这本书就是他研究的大作。从书中看，他认识共产党许多领导，包括胡耀邦、潘汉年、滕代远、曾希圣等，而对毛泽东、周恩来、张国焘、王明、刘少奇等人的分析则更显特色。但是一下子插入我记忆深处的是这样一段话，那是他初到延安时候，负责接待的一位干部给他上的第一堂“党课”：
斯大林同志说，我们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布尔什维克应该到一切最困难最艰苦最危险的岗位上去工作。一个共产党员入党以后，就像自己是一块木料一样交给了党，党今天需要把这块木料做成椅子就做椅子，党明天需要把这块木料做成桌子就做桌子，当党需要建造大厦的时候，你也可能变成栋梁，但是，党如果需要造一个马桶，那么你就得尝尝臭气……
这让人想起刘宾雁在他的自传里说及的一件事：他参加革命后，不断接受这种愚昧之极的洗脑，他左思右想还是不明白，一次，他斗胆问他的领导：如果党要我去杀人呢？他得到的回答是：那你就得去杀人！
是的了：先是把那个“主义”和传布他的教主神灵化，然后是把那恰如蒙汗药一样可以使所有教民愚昧和疯狂的教义“灌输”给几百万人，几千万人，几亿人，乃至十几亿人，而且硬是让所有的黎民百姓都必须遵奉它为“理论基础”和“基本原则”，变成国家大法，假如偏偏有那么一些人依然清醒甚至表示不愿尝“臭气”更不愿去“杀人”，那么其后果已经无须多费笔墨，焚书坑儒、充军发配之类的一幕幕大戏，大家都看见过，许多人（当然包括司马先生和宾雁先生）而且都经历过的了。什么叫邪教？一曰造神，二曰造假，而欲达到此目的，必先洗脑，洗脑成功，邪教便盛行于域中矣！
回望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史”，想想有多少精英做了“椅子”“桌子”乃至“马桶”而依旧不得安宁，最终竟倒在“革命”的枪口下，真是让后人不寒而栗。那位司马先生幸好早早逃到了香港，然后才可能按照他的思路去“研究”共产党，否则，在煎炸炖炒的无休止的“阶级斗争”中，他那付老骨头还能支撑到今天（他现在美国拿养老金过日子）？
我在“洗脑”前用了两个副词：长期的、无孔不入地，想必我们这些过来人都不会有异议。在“阶级斗争”年代，概括起来是两条，一是整人（政治运动），一是自整（思想改造），整人时也需自整，这叫联系自己“活思想”，向党交心；自整时也包含整人，即揭发检举，其中当然有“卧底”“告密”之类的事，后来所谓的“斗私批修”其实也就是这样两个方面，都是洗脑。由于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所以洗脑的事是“无处不在处处在，无时不有时时有”。这样不断地拔白旗插红旗，最后你不仅心甘情愿去做马桶尝臭气了，而且不以为臭反以为香了，那你就是“组织”信得过的“好同志”了，当然，你还是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必须“继续革命”，否则，左派是可以转化为右派的，弄得不好，仍然可能跌入修正主义的深渊。
人之异于动物者，根本在于人有一个独立思考的头脑。而专制独裁制度恰恰不允许你有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你是“工具”，你是“喉舌”，你是“齿轮”和“螺丝钉“，不仅“口”不能有“异言”，连“心”也不许有“异念”（许多右派的帽子正是在向党交“心”之后戴上的），久而久之，你觉得自己无须思考，甚至也已经无须发声，你只须跟领导保持“绝对”一致，名誉、地位、财富、荣耀，还有女人, 便应有尽有了。
我给大家介绍位名噪一时的人物，他就是在8964时在“新闻发布会”上理直气壮说天安门没有死人的那位“发言人”。此公上世纪五十年代曾经同山东《大众日报》一位女记者相好，那时，他风度翩翩，真诚而且多情，常有新作在党报频频露面，或许是做人家的“喉舌”太久了，就象学步邯郸一样，最后竟不知自己的声带何在，自己的脑袋何在？恰好是8964前夜，当年那位女记者去世，他发来了“唁电”，我算算他应该正是忙得不可开交时，可他还是顾上了此等区区私事，于是转念觉得此公毕竟还算是个有情之人，可一夜醒来，我简直不相信就是同一个人：他怎么能够把假话说得比真话还真，他怎么有那么高超的撒谎造假的本领，他更怎么有了那么一副铁石心肠？曹雪芹说得好啊：假作真时真亦假！夫复何言！
最近看到媒体上报道，正紧锣密鼓地在举办各种类型的“读书班”“训练班”，你新做了“人民代表”，就会有参加“培训”的荣幸，你是民主党派的头儿，也不会把你忘记，会请你参加什么“学习班”，此外，还有诸如“理论班”“骨干班”“提高班”等等，眼花缭乱，精彩纷呈，用当下时髦的话说，这是为继续实现集体性欺骗“夯实更加强大的思想基础”。别小看了他们的本事，君不见连旅游、歌舞这样以审美为目标的活动也已经被涂抹成为“红色”，（其中又有多少欺骗和蒙蔽），你说，还有哪个角落是干干净净的呢！
（三）
一面是谎言，一面是洗脑，正所谓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把你那个脑袋“洗”迷糊了，岂不正可以接纳谎言了吗？多年前，我听过一位基层干部说过一句话：啥叫迷信？就是叫你“迷”上眼睛去“信”。怎么办？我们这些七老八十的人只有两样东西了，可这是两样非常珍贵的东西：回忆和思考，就是刊头语那句话：“拒绝遗忘，正视历史”，它是我们的财富，我们的武器，是我们走出“迷信”，抵御制度性邪恶最可靠最有效的防线。
第一是正视历史。“正视”必须独立思考，决不人云亦云，我们许多人正是在思考中逐步看清了历史的真相，继而勇敢地冲破精神牢笼，一步步从迷蒙觉醒，走出“乌托邦”的。鄙人是觉悟得很迟的一个：1957年，共产党就不要我了，我还爱他；1962年，共青团也不要我了，我连肚子也吃不饱了，还卖命地在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1967年，把我捉进官府了，铁窗里我还“抬头望见北斗星”；1976年他死了，我涕泪横流，第二年，竟然再次以“恶攻”打成“反革命”，坐牢600个日日夜夜…….就这样，直到过了“不惑”之年才开始“惑”起来，想想也真惭愧，都是狼奶喝得太久太多了啊。
以我个人的体会，多听多看之后，自然就会多思。一个正常的有健全人格的知识人，独立思考原本是我们的天赋，大家想想，许多“天经地义”的东西在我们心里是如何轰然倒塌的呢，首先是真相的逐步被揭露，然后才有新思想的萌生。这个过程大体是这样的：事情（道理）真是这样的吗（疑）——为什么说（弄）成这样了呢（思）——原来隐藏着鲜为人知的秘密喔（醒）。
举个鄙人切身的例子：“恶攻”文革中名言——“一天不学问题多，两天不学走下坡，三天不学没法活”。
1、真是这样吗？——太夸张了，怕不是吧——疑
2、如果真是这样，那这理论也太短命了吧——思
3、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宣传呢？有人想造神？——那为什么要造神呢——……..
许多老革命称自己是“两头真”，这主要是针对主观世界而言的，两“真”稍有不同的是，先头的“真”是指参加革命时的一腔热血一番真诚（而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则未必是“真”的，颇多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后期的“真”则是对世界的认识剔除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种种虚假和伪饰，复归为它的本态本相，这时的认识已经趋于主客观一致的那种“真”了。那么这个变化是怎样产生的呢？正是“看”——“疑”——“思”——“醒”的过程。所以我主张要尽可能地多看点真人真事真相真情的文章，当然，即使这样的东西（包括其中的观点）也不能迷信，需要纵向横向对比思考，不要都信以为真。
正视历史有个敢不敢的问题，以前跟着说假话，很多情况是因为不敢说出甚至不敢相信事情的真相，但是对于我们来说，现在这个问题应该不大了（据说即使让有人不高兴了，也属“七十八十打招呼”这个尺寸）。我们正视历史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明白”，比起林昭、顾准，比起许多先知先觉的先辈，我们已经是“后知后觉” 了，我们希望自己不要到死也“不知不觉”，糊里糊涂，那恐怕是一个人最大的悲哀了。
第二是拒绝遗忘。正视历史必须拒绝遗忘，拒绝遗忘方能正视历史。
有段时间我非常纳闷，二代“核心”关于文革、关于伟人不是都说过应该如何如何了吗，有的不是都已经写进什么“决议”了吗，怎么在实际生活中还有那么多的禁锢那么多的忌讳呢？比如，我在报刊上看到这样一件事：吉林艺术学院戏剧文学教研室有位叫卢雪松的女教师，配合教学放映了一部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林昭是个右派分子，后来又变成了反革命分子，文革中被枪决在上海龙华（她应该和“五烈士”同在），这个女子生得堂堂正正死得轰轰烈烈。按正常的思维，既然文革已被否定，林昭也已平反，老师在相关课程的课堂上放部关于她的片子，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可是“中国特色”就是如此吊诡：文革可以在我的文件里被否定，却不可以让你在文章里去研究，更不允许建立什么“文革博物馆”；毛泽东可以在我的什么“决议”里批评他的“严重错误”，却不可以由你去说三道四；右派可以由我来给你“改正”，反革命也可以由我来给你平反，但是决不允许再对那段历史评头品足尤其不允许再去探求什么“历史教训”……于是，这位卢老师被告发（这个学生怎么有如此高度敏感的政治头脑？），校方立即停止了卢老师的职务，听说还有后续故事，只是又因某种需要而被遮蔽了。
什么道理呢？反复思考，又经高人林贤治先生指点，可能是这样：他们的“否定”和我们的“否定”，其用词虽为一而其深意却大相径庭。我们已经看到的种种“否定 ”统统是政治性的否定，这种否定是出于某种政治需要，具有权宜和定向的特点，因之往往是半截子半封闭的；而我们要求的是历史性的否定，这种否定是出于历史发展的需要，具有必然、公正和彻底的特点，因之往往表现出全开放的态势。他们不可能全部公开历史文档，不可能对历史和历史中人物言论行为的是与非做到不偏袒不避忌，甚至连不造假也做不到（毛著的不断“润饰”以至与原讲话面目全非，便是一例）。总之，他们的“否定”丝毫没有触动专制极权，丝毫没有触动意识形态专政，也就是没有从根子上否定制度性邪恶。为了“政治”，为了“稳定”，说到底为了维护专权统治，历史照样任意涂抹，人物照样任意出没，他们甚至可以规定什么是必须牢记的，什么是必须遗忘的，你忘了必须牢记的固然可能招来麻烦，如果你硬是拒绝遗忘必须遗忘的，那可能更会大祸临头。这不是理论，也不是设想，这是血腥的现实。
回到本文开头，我说那两句刊头语振聋发聩，就是因为它始终遵守“拒绝遗忘，正视历史”这个宗旨，那些看似纯个人的记忆，其实是社会的记忆、历史的记忆，它们提供的非常生动具体的历史细节，将比官书正史更具价值，这个价值就在于它为我们民族保留了一个个真实的历史瞬间和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个体。我想，发掘这些记忆，应该是我们这些老人可以也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在思考和记忆的过程中，一定会使自己的人格更健全，心灵更充实，老哥们, 让我们在精神上挺直腰杆，真正站立起来！
2009.8
五柳村2009年8月6日收到
本文于2009-08-06 20:24在百度空间发出获得浏览85人次后，2009-08-07 01:33被百度网管设置为“私有”，即大家看不到了。现改发于此，不知会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