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子琴：記林希翎最後的一年半
在林希翎人生最後歲月，我作為老同學與她相處三個月。她說，為了愛她﹑幫她的好人，也為看壞人的下場，她要堅強活下去。我現在追憶她貧病交加的晚景，作為對她的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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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希翎是我大學的同班同學，由於七九年我在香港《鏡報》發表有關她的文章，她才找到我。之後，幫她接待獲准來港的老母親和六歲兒子。從此，她跟我就有了深切的交往。她來香港也常住我家，我去巴黎則住她那兒。九月二十一日，她走了，遠的先不說。我現以老同學老友的沉重心情，回憶她最後一年半，重病身、孤寂無奈的情境和心緒，作為對她的悼念！
她晚年極度孤寂，但只要一息尚存就要「戰鬥」，就喜歡「轟動」。懷著對中共的失望，零七年「六四」抱病特地到巴黎紀念會場上，宣布以後恐怕不能再來參加了，希望大家繼續爭取和奮鬥。
零六年一﹑二月，病危動手術急救後，醫生囑咐：從此不宜遠行，不便乘飛機。六月某日，她騙過醫生和航空公司，從巴黎趕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她上飛機要坐輪椅、帶氧氣。她說：「冒著最後生命危險，來美國參加紀念反右五十週年的國際學術討論會，為的是給歷史作一個見證人。」一群老右派，面對五十年前的「偶像」，自然給她的掌聲最多。她興奮得忘掉一切病痛，走近麥克風，人老體弱的她仍壯懷激烈，激言頻頻，在演講中拍桌子的也只有她一個。
林希翎對我說，邀請者只給了她一張來回機票，和負責三天會議的食宿，其他就都不管了。所以她在美國的八個月，全部是不認識的人招待和供應她在美的生活費。二零零八年二月一八日，她心臟病發作，出現肺積水、血管堵塞，情況危急。當時她是獨自租住在一間沒暖氣的簡陋房裏，住她對面的父女將她送進紐約皇后區醫院急救。紐約時間三月三日晚，由一個法國醫療人道組織，將她接回巴黎治療。
三月六日下午，我打電話找林希翎的兒子樓信達，才知道不是法國領事給的錢，而是他為母親事先買了保險，而請保險公司接回法國的。我誇讚他，說現在他可好好陪母親了。可他說「不能」。我好奇地問為什麼？答：「跟她一起，我就會瘋的！因為她要我控告美國醫院、控告現在法國醫院不給她請翻譯，請了翻譯，她又不信任……」我立即致電林希翎，她聽到我聲音很高興，又請我原諒她，為早前的誤會向我賠不是。我並沒記恨，她就哈哈大笑，再責怪美國住院怎麼不好，為省錢，亂搶救……還是法國好，現在她自己住一間病房。又說還是有兒子好，這次是兒子救她回來。我趁機誇他的孝順，她卻說這都是上帝的安排……但又立即擔心起兒子今晚沒來，去電沒接，擔心他可能出事了……我告訴她，他剛和我通過話不會出事的。她馬上大喜，然後恢復如昔，跟我無所不談，足足談了一小時多。我勸她樂觀，專心保健。她馬上高興起來，羨慕我有個好家庭、晚年幸福、好人有好報；後悔自己離婚，承認還是有一個家好；談了許多往事，講在國內買房等等如何受騙上當。在金華呆了一年，小兒才會出事，導致她如今特別孤苦。接著說她在美國聽到法輪功人士說中共許多不好等等，我就說她又要上當受騙了。
然後轉話題，講到謝長廷和蘇貞昌在美國和她會面了，兩岸關係是她最先做了工作……說當年謝長廷聽她的話，要和門通，聯繫時失密，陳水扁搞了鬼……零五年她第三次去台灣是馬英九父親請她去的，她對他說：國民黨應要馬英九出來，當時馬父捨不得，是她說服了他。意思即現在台灣兩位候選人都是她「捧」出來的。
又談及一些中共層幹部對她很不錯；而現在北京的控制很嚴，胡耀邦遺孀要見她都不行。她最終就是希望我能抽些時間來寫她，並從我的角度來寫她。我雖沒承諾，但在她的再次要求下，我的確興起了記錄她奇特的人生和充滿極為頑生命力心路歷程。
她住院期間除了兒子之外沒人去探望，極為孤寂。我常打電話去和她聊天，病情好轉後住療養院。二零零八年五月，我應二妹之約到了巴黎。她兒子接我去療養院探望。早已住厭醫院、急要離開療養院的她，因病不可單獨生活，故醫生不准她出院。聰明的她就藉我來探望，向醫生說現在有人陪伴了，而求得出院。同時要求我在這巴黎旅遊的好季節，留下來陪她，可順便盡興遊覽巴黎；她還主動打電話請我丈夫支持和同意。她母子又一致希望我能為她整理資料寫文章，因為她已不能動筆了。我雖比她年長，但身體健康，生活自由自在。憐憫之心人皆有之，實在不忍見她孤單療養。就這樣我陪伴她三個月。
平等待勞工的情懷
林希翎一住回自己家中，法國福利署立即免費派工人，每天來做兩小時清潔。她有剛解放時共產黨培養的平等待勞工的情懷，工人和她處得很好。每天清潔後在她動嘴指揮下，幫清理她堆積的許多衣物和雜物。我就抓緊時間出去暢遊巴黎名勝，賞玩巴黎的藝術和美景。不過，我總會盡早回來，陪她一起散步，因為沒人陪，她是不能單獨走出門的。而她在該住區生活二十五年了，每條路、每片地、所有建設設施她都很熟悉。
我倆不覺走遍全區每一角落。她向我介紹法國共產黨領導這區的經濟、文化特色，我倆還和居住在該區的越南、老撾難民聊天，也使我深入法國社會的底層，了解學習到了許多東西。她的身心健康也好轉得快。她說為了許多愛她幫她的好人，她必須活下去。為了看壞人的下場，她也要活下去。我倆就這樣地朝夕共處，隨時傾談。她給我安排個寫字，讓我看她提供的許多資料或書籍，她的兒子更特地買一架新打印機讓我印資料，許多她認為寶貴的資料諸如：和她見面在她的紀念簿上的留言、題詞或信件等等，她都要我過目和影印。除了她要保留的以外，均任由我挑選，讓我選用和保存。她有個心願，想買屋作《林希翎紀念館》。因現住的房子，將來政府會收回。她要有屬於自己永久所有的屋，還要樓上樓下、或可分割開的兩套房；以便她當前可和兒子家人一起住。逝世後，可把自己的和有關右派的、朋友交託的所有資料放著紀念、供人參觀。但是她不僅是經濟能力做不到，精力更不行，只是個夢想而已！
社會媒體沒有了她的聲息，社區平民百姓不會注意到她，這種沉寂對一向喜歡轟動、萬人矚目的她，是重大的失落和痛苦。記得我陪她的三個月中，有次她在電話裏，問友人有否熟悉的記者，請找來採訪她。又有一次，她對我說：某報要她談對中國奧運的看法，叫她在電話中說。當時我不在，她已談過，又要求重新談，叫我在旁聽她講。開始她還平靜地談些祝福奧運的希望話，講講就激怒而亂了套，對方就叫停了。她還對我說：會在大陸播放的；我想她是在自我安慰。如此被邊緣化了的孤寂生活，無形的壓抑，使她性格變得更粗暴、更好發脾氣、好罵人。有次，她問我有否看過某某那本書？我說沒有，她便衝口而出罵我「王八蛋」，真是豈有此理！她竟若無其事。其實，對我已算是客氣了。她和兒子更弄得無法共處。實際上她非常疼他，當有需要和生病時，兒子來幫她、陪她，她也很動情，經常擁吻他。她兒子接待我並接受我勸導，有時帶小孩來家中歡聚，有時也共餐，林希翎感謝我給她帶來家的感覺。
其實法國社會根本沒注意和理會林希翎。唯有一位老頭（名字我忘了，可能是法國的托派首腦）真心關照過她。在我陪她的三個月中，只有一對信法輪功的粵籍夫婦，端午節給她送過子和大紀元報，一次開車送過她去見牙醫。幸好她有一近鄰胡美鳳，是廣東人，也當過解放軍。雖不喜歡林希翎口出狂言、罵人，卻常好心勸戒她、常幫她處理些私事。因林希翎只會關心大事，不會處理自己的家事。美鳳和我結下了友誼，當我回了香港和澳洲，都是她打電話和我傾談林希翎的情況。
晚年仍然多才多藝
天生樂觀性格的林希翎，在我陪伴的那段時間，有時興致起，還會搬出電子琴或二胡來彈奏一番。看我有興趣欣賞，也就更加來勁，大顯她的技藝。我實在敬佩她記憶力那樣地好，五十年代流行的革命歌曲，當年我在革命部隊，也唱得滾瓜爛熟，如今老了都忘了。而她卻不用看歌譜，就能一首首地彈出來。她的架上，還有在巴黎得的三個乒乓球賽獎品，和老人二百米遊泳的獎狀。
這讓我想起少年的她參軍在文工團時，以及在讀大學時，她是如何多才多藝。如今晚年不僅生活難自理，最慘的是無法實現回國心願，大病又連連身，行動不便，孤單凄寂，實在可憐至極！
她早年參軍﹒上北京、進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學馬列、毛選，從而有了社會主義的理想。同時她也吸入了「火藥」，學到了毛澤東「與人鬥，其樂無窮」的品性。但是她本性善良，在長期失去父愛、渴求父愛的情況下，得到吳玉章、胡耀邦和謝覺哉三位富有人性而正派的中共中央委員的特別關懷和器重。在一九五六年，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給中國帶來春風，胡耀邦主持團中央，一度出現了思想界期望的寬鬆，《中國青年報》與《人民日報》都改版，她的特長和特性得以揮灑，也有了某些現實的體驗。由於她從小受母親仇視國民黨的教育，也有性格上的原因，她的理論只限於大學所學課程，結果她一生都是個純情幼稚的理想主義者。被打成大右派和被送進監獄，她都一直只知仇恨和抵抗中共的極左官僚和具濃厚封建意識的當權者，而不是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她始終都不肯當台灣所企劃的「反共義士」，她親口對我說：赴香港探親是胡耀邦批的，她不能害他。胡耀邦無奈下台、八九「六四」，她奮不顧身地投身抗拒中共政權極左思潮的活動。她歡迎敬重朱鎔基當總理。胡錦濤說她「會活得更好」，她大受鼓舞，要回國獻餘力、度晚年，她頻向中共送秋波，乞求右派的改正，不踏中共禁區。
但中共始終不理睬，令她大失所望。二零零六年底大病危急，經喉嚨開洞等大手術後，身心腦全衰退和變化，不能單獨出門走動，又沒人陪伴，長年累月不是入院搶救、孤單住療養院，就是無聊失落困惑在靜寂的家中。她這才接觸法輪功和西方的反中共宣傳，興起時發洩對中共無能處理她歷史問題的憤懣。
迫害加重她疑心病
政治迫害也令林希翎疑心病嚴重。她找不到記錄朋友的電話簿，就說兒子帶來的客人是中共特務，把它偷走；結果又在家中找到了。她的信箱一時打不開，叫我去親眼目睹，特務對她是如何地處處作難。我一看，原來是她用郵寄方式買東西，郵差塞進郵箱，阻礙了郵箱鎖鑰的轉動。一天，區域性電路出故障，她看不了電視。武斷地肯定又是特務在為難她，甚至懷疑我也是中共派來的，立即對我翻臉，叫人難堪。幸好我在巴黎還有親戚，她的兒子和胡美鳳又對我特好，當然我也能理會她的怪異來自不幸遭遇，不想和她計較；實際上她本性善良，半夜怕我受涼，曾為我蓋被子。她也敢於認錯，珍惜我的陪伴，當臨近我飛回香港的日子，她深表依戀、頻頻向她兒子說我就快回去了。我離她家的前一天，她兒子為我送行，特地去某地方買新鮮的海鮮來共餐。我要求提前去我弟妹家住兩天，說好她兒子開車送我；她硬是還叫她那開出租車謀生的侄兒也來，她自己也要送我。她想平日自己無法招待我，反而常是我獨自去超市買日用品及食品。她兩年多來沒出門盡興過，是我陪她去巴黎市中心到處遊遊。
我特別陪她去中國商店買了許多她想要和想吃的東西，裝滿一大背袋，我為她背回家的，令她很開心。我要走了，她想到我弟妹家附近的飯店，準備請我們大吃一餐的。可臨走前她非要我將日記複製在她的電腦裏，這已侵犯了我的人權。她還因見到她兒子私下對我談的話，不合她的心意，氣急敗壞起來，非把我的記錄全部除。簡直用她被專政的態度和手法來對待臨別的好友了，我生氣不答應。她兒子知她的怪誕，勸我同意。說她根本不懂電腦，他會為我全保留著。遇到似瘋癲的病人，也只好任之。可笑的是如此狀況，她還要請我吃飯，我毅然謝絕。她侄兒也笑她說：這樣待人，誰還想吃呢！可見她的精神狀態，有時就會是很不正常的。
零八年八月十七日我離開巴黎，她九月初就發了大病，昏迷了三天。九月九日，在病房主動打電話給我，說她死去了三天。喉嚨又被割開，裝上小機器了，才能吃飯和起身、沿牆走去洗手間了。在醫院打電話很貴，收線叫我即刻打過去。然後向我大訴其苦，講她死去見到她前夫父母等鬼魂。在她病到這種地步了，還有心要求我要寫她，盡量以我的角度任意寫，批判她都行。她是多麼擔心社會忘了她，擔心再沒有有關她的文章出現啊。因她病在法國沒人探望極無聊，我回港後和她母子就一直保持著電話聯絡。當她病情穩定，轉入療養院，當天她回家拿東西，在家打不收費的電話來香港，與我通話，但沒法告知療養院的電話。年底，我往她家打電話，得知她回家已十天了，和我談了足足九十分鐘。她說她的孤單，不能出門，連飯都是食堂服務員送到家來吃的。她又和兒子大鬧一場，把家裏的傢俱都砸壞了等等。
二月二十六日，胡美鳳向我電告她的實況，要我教育她該如何正確對待兒子……說林希翎向她承認與我臨別時她發脾氣是做錯了事，而我陪她的那段時間是她病重以來最幸福的日子。她很高興我還願與她通話。胡美鳳叫我要多給她電話，她實在太可憐了。第二天我就和她通話，可惜她很虛弱，說她已離不開氧氣瓶了，已大不如前了，說不了幾句話了！收了線，我不禁想她本可以當學者、作家的，卻因選上了不適合自己的政治舞台而成悲劇人物。
三月一日她主動打電話給我，要我找她前夫，傳達她討債似的要求，我不樂意。她馬上又不高興了，說什麼她在對牛彈琴，說我沒受過她的苦，不可能理解她的憤慨和要求等。
兩週後，她又主動給我電話了，顯得非常地平靜，口氣、音調讓你感到她精神和心情都特好。她說今天天氣好，有太陽，她出來曬太陽。我能想像她是帶著一張厚紙片，躺到她屋前的草坪處曬太陽的。她就是如此地隨便，常是肆無忌憚地保持著難民姿態。她又要求我寫關於她的文章，因為去年臨別前她的無理取鬧，讓我生氣曾說不要寫她了。她這一生與我傾訴得最多，幾乎連她的秘密都向我訴盡，更給我很多文字資料。我不寫她，她豈可甘心。
她說大陸有些人在搜集和研究她的資料，把她說得比林昭更有價值。我想她是為此才再主動要求我寫她的。她實在太可憐了，自己無法寫了，身邊又沒人可幫她。兒子也看不懂中文，也許她一向為了保護孩子，長期忽視他的中文教育，總不願兒子了解和參與她的活動，導致後繼無人。
為胡耀邦忌辰寫輓聯
沒過幾天，她接大陸錢理群、陳奉孝、老鬼、朱毅諸先生通過人給她電話，邀她在紀念胡耀邦逝世二十週年忌辰中作表示。她興奮、激動，整個人又精神起來了。她用盡全身心之力，終於構思和寫下《八無八有》一輓聯：「無私無欲，無怨無悔，無辜無奈，無敵無畏；有情有義，有血有肉，有肩有勇，有膽有識」的文稿。對她來說，這是破除萬難以豐富的感情作出的「大作」。用心用力過度，勞累不堪了。兩、三年前醫生就要求她，必須二十四小時不停輸氧氣，但兩個輸氧氣的膠管插入鼻孔中，確是不舒服的，怎忍受得了！她不到沒氣力就不插，但到時候，身邊又沒人陪伴和關照。特別在她專心致意、字斟句酌地寫時，可能忘掉或遠離了氧氣管。一下子找不到或拿不到氧氣管，虛弱的身體不住了，她自然又昏迷了過去。還好有人發現立送醫院搶救，醒來她硬是堅持，輓聯寫成是她入院那天三月二十六日，她在法國巴黎郊區聖卡米拉醫院加護病房的病榻上，落款為「五十三年前忘年交：林希翎拜輓」。
她急促央求兒子立即影印傳遞給聯絡人。交代完後，她了卻一件大事，再度昏迷，有心人收到後輓聯寫到花籃緞帶上，林希翎的花籃與羊子﹑王若望獻祭的花籃並列，伴著李昭率眾子女的主祭花籃共十個，排在胡耀邦墓前，由來自全國各地的拜祭者肅立見證。躺在賽納河醫院裏的林希翎，還在昏迷被搶救中，她兒子和傳遞人都擔心她醒不來了。她兒子告訴我，又昏迷了五天，入院當天、四月八日及十二日先後搶救三次，最終還是醒過來了。她在電話中親自高興告訴我，能參加祭祀胡耀邦感到興奮和自豪。
四月二十六日，她來電說自己已在死亡線上。被送到大醫院去輸了六百cc的血，當時她昏迷不知道，否則她見血害怕，不肯輸的。但她也笑說身上的血已是外國人的了，以前她說自己在苟延殘喘，有九十九次「已上路了」，而居然仍倖存下來。她說上帝這次不讓她死，是給予她使命，她只有堅活下去。
六月三日，醫生不讓出院，她非出院不可，堅決給醫生簽字稱「自行負責」，因而出了院。她請侄兒載她去人權廣場赴「六四」紀念會，但侄兒拒絕載她。她在電話裏告訴我，還是兒子好，為她電召出租車載她去（她家附近根本無法搭到出租車，更不要說載她這號病人了）。我知她的身體狀況問：「你還去幹什麼？」她說：「去站一站，說一句話。」又告訴我六月五日，巴黎市政府召開給達賴喇嘛榮譽市民大會，她也是乘出租車去的。我說沒人來車接你，還自己打的去？她說：命都不要了，還計較這！然後向我細說她和達賴喇嘛對話的每一句，她和他同齡，共同點是毛澤東對他倆都好，他倆都懷念胡耀邦，兩人都走中間路線，達賴喇嘛並沒有要獨立，還有兩人都是回不了家國。不同的是他信仰佛教，她是基督徒。她說達賴喇嘛的最後一句話是「我們一起回家」。她盛讚達賴喇嘛水平高、態度好，難怪西方人都敬他服他。我告訴她女兒有病，我要去澳洲柏斯陪她時，她則向我講自己治病的經驗。
七月十五日，胡美鳳打電話到澳洲給我，說她的病上週又大發作了，用急救車送醫院，醫生說她已得了血癌，血不，很危險，要常輸血。但上次她簽字自行負責出了院，現在她須住院，而醫院沒有床位，只好把她送回家。如此病重、生活無法自理的人，孤單躺在家，美鳳只好煮點東西去給她吃。但她也是老人、病人，根本沒法多陪伴她。
幸好在得知患上血癌﹑血小板低到不輸血就會死的這一天，知名的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夫婦要來看望她，令她開心得忘掉自己已快病死，請侄兒次天去載他倆來家會聚。方勵之是來參加聯合國主辦的第十二屆馬歇爾．格魯斯曼廣義相對論大會（MG十二）。這是廣義相對論方面國際第一流的會議，每三年開一次。這次定在法國巴黎，法國總統請他夫婦參加法國國慶觀禮。他倆因八九「六四」出國，和林希翎一樣當過右派，現在美國定居。又都是中國大陸五七屆大學畢業生，有共同的時代感，與林希翎感同身受。
一九九零年方勵之夫婦到巴黎開會，林希翎就主動找到他倆相識相聚。隨後他倆到巴黎開會，也一定探望她。這次已是第二次到林希翎家了，第一次她和孩子住在一起的，身體還不錯。現在看到的她是極虛弱，氧氣瓶放在身邊，說幾句話就沒力氣要吸氧氣。方勵之夫婦很理解和同情林希翎想回家國的心情，她國內有親戚、有幾個妹妹，也買了房子。方勵之夫婦說過去五十年了，右派還不給改正，真是低能。這樣對她實在太不公平了！他們有許多共同興趣的話題，交談了三個多小時。林非常高興和激動，但就不能出門，方勵之夫婦想請林吃一頓飯都不行。看她很疲倦了，也只好告辭。林希翎患血癌每週要去醫院輸血一、兩次，每次輸兩袋，一袋三百cc鮮血，一袋血小板也是三百cc。從出門口到醫院掛號辦手續、輸完血回家，一直都沒人陪伴與幫忙，只靠醫院派車接送。幾年來都要隨身帶氧氣瓶，隨時吸氧氣，也是政府有關部門派人定時送來。
她居住的九十四區，是法國共產黨當政，執政者是經民眾選舉的。這個區特別照顧弱勢群體，當政者民望很高，總是獲選民支持而連連執政。她生病治療住院、搶救，僅這家搶救中心已救過她五次，有時一個晚上就要耗用兩千多歐元（約合三千美元），長期需氧氣和輸血等全部都是免費的。連食堂用餐，因她生活靠福利金，每餐和所有用餐長者吃的全一樣，但餐費不一樣。有錢老人要付高消費價錢，她付最低的消費價錢。午餐吃法國西餐，好幾道食物、飲品與水果。每人一份，特別豐盛。現她病重不能出門上食堂，服務員送午餐給她在家吃。她病重，身邊沒有人陪伴和照顧，完全無法作點可口的食物。唯有將吃不了的午餐，配上兒子平時為她買的牛奶、餅乾等食品，作早晚餐食用。
胡美鳳八月底要去旅行前，專門去看她，林希翎說：「你回來見不到我了。」胡美鳳說不會，叫她放鬆。她其實對死也抱平常心，但還是希望有些事須要這位好心人幫忙或知道。胡留手提電話號給她。九月十九日她兒子去看她，醫生要為她插管助呼吸，她說不要了。因為要連續插十來天。她用筆堅決表示「不要了！」二十日兒子來看望，她已不會說話。兒子次日上午來，她已走了！胡美鳳二十一日晚間回來，真的再也見不到她了。胡手機是在中國大陸買的，走時忘了充電器，無法接聽電話，但見林三次來電的記錄，我和胡都知道她病、累，很難得主動打電話，竟打了三次，不知想說什麼呢？令人特別遺憾！
巴黎使館贈五千歐元
九月二十八日林希翎的葬禮，在巴黎公社社員牆所在地的火葬殯儀館舉行，胡美鳳﹑兒子樓信達先後電告我詳情。雖是星期一的上班時間，還是有百來人參加追思會。很多人當場都哭了，胡美鳳說她也流淚了。中國駐法大使館人員沒參加追思會，也不送花圈，但派人送來五千歐元。她兒子說他母親病重時，中國大使館也曾來人探望過。我在澳洲柏斯走不開，無法去送她最後一程。現在除了寫此文表示悼念外，我將盡可能地將她奇特人生的故事和她的心路歷程都整理出來，與大家分享。
原载亚洲周刊2009年第4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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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希翎是我大學的同班同學，由於七九年我在香港《鏡報》發表有關她的文章，她才找到我。之後，幫她接待獲准來港的老母親和六歲兒子。從此，她跟我就有了深切的交往。她來香港也常住我家，我去巴黎則住她那兒。九月二十一日，她走了，遠的先不說。我現以老同學老友的沉重心情，回憶她最後一年半，重病身、孤寂無奈的情境和心緒，作為對她的悼念！
她晚年極度孤寂，但只要一息尚存就要「戰鬥」，就喜歡「轟動」。懷著對中共的失望，零七年「六四」抱病特地到巴黎紀念會場上，宣布以後恐怕不能再來參加了，希望大家繼續爭取和奮鬥。
零六年一﹑二月，病危動手術急救後，醫生囑咐：從此不宜遠行，不便乘飛機。六月某日，她騙過醫生和航空公司，從巴黎趕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她上飛機要坐輪椅、帶氧氣。她說：「冒著最後生命危險，來美國參加紀念反右五十週年的國際學術討論會，為的是給歷史作一個見證人。」一群老右派，面對五十年前的「偶像」，自然給她的掌聲最多。她興奮得忘掉一切病痛，走近麥克風，人老體弱的她仍壯懷激烈，激言頻頻，在演講中拍桌子的也只有她一個。
林希翎對我說，邀請者只給了她一張來回機票，和負責三天會議的食宿，其他就都不管了。所以她在美國的八個月，全部是不認識的人招待和供應她在美的生活費。二零零八年二月一八日，她心臟病發作，出現肺積水、血管堵塞，情況危急。當時她是獨自租住在一間沒暖氣的簡陋房裏，住她對面的父女將她送進紐約皇后區醫院急救。紐約時間三月三日晚，由一個法國醫療人道組織，將她接回巴黎治療。
三月六日下午，我打電話找林希翎的兒子樓信達，才知道不是法國領事給的錢，而是他為母親事先買了保險，而請保險公司接回法國的。我誇讚他，說現在他可好好陪母親了。可他說「不能」。我好奇地問為什麼？答：「跟她一起，我就會瘋的！因為她要我控告美國醫院、控告現在法國醫院不給她請翻譯，請了翻譯，她又不信任……」我立即致電林希翎，她聽到我聲音很高興，又請我原諒她，為早前的誤會向我賠不是。我並沒記恨，她就哈哈大笑，再責怪美國住院怎麼不好，為省錢，亂搶救……還是法國好，現在她自己住一間病房。又說還是有兒子好，這次是兒子救她回來。我趁機誇他的孝順，她卻說這都是上帝的安排……但又立即擔心起兒子今晚沒來，去電沒接，擔心他可能出事了……我告訴她，他剛和我通過話不會出事的。她馬上大喜，然後恢復如昔，跟我無所不談，足足談了一小時多。我勸她樂觀，專心保健。她馬上高興起來，羨慕我有個好家庭、晚年幸福、好人有好報；後悔自己離婚，承認還是有一個家好；談了許多往事，講在國內買房等等如何受騙上當。在金華呆了一年，小兒才會出事，導致她如今特別孤苦。接著說她在美國聽到法輪功人士說中共許多不好等等，我就說她又要上當受騙了。
然後轉話題，講到謝長廷和蘇貞昌在美國和她會面了，兩岸關係是她最先做了工作……說當年謝長廷聽她的話，要和門通，聯繫時失密，陳水扁搞了鬼……零五年她第三次去台灣是馬英九父親請她去的，她對他說：國民黨應要馬英九出來，當時馬父捨不得，是她說服了他。意思即現在台灣兩位候選人都是她「捧」出來的。
又談及一些中共層幹部對她很不錯；而現在北京的控制很嚴，胡耀邦遺孀要見她都不行。她最終就是希望我能抽些時間來寫她，並從我的角度來寫她。我雖沒承諾，但在她的再次要求下，我的確興起了記錄她奇特的人生和充滿極為頑生命力心路歷程。
她住院期間除了兒子之外沒人去探望，極為孤寂。我常打電話去和她聊天，病情好轉後住療養院。二零零八年五月，我應二妹之約到了巴黎。她兒子接我去療養院探望。早已住厭醫院、急要離開療養院的她，因病不可單獨生活，故醫生不准她出院。聰明的她就藉我來探望，向醫生說現在有人陪伴了，而求得出院。同時要求我在這巴黎旅遊的好季節，留下來陪她，可順便盡興遊覽巴黎；她還主動打電話請我丈夫支持和同意。她母子又一致希望我能為她整理資料寫文章，因為她已不能動筆了。我雖比她年長，但身體健康，生活自由自在。憐憫之心人皆有之，實在不忍見她孤單療養。就這樣我陪伴她三個月。
平等待勞工的情懷
林希翎一住回自己家中，法國福利署立即免費派工人，每天來做兩小時清潔。她有剛解放時共產黨培養的平等待勞工的情懷，工人和她處得很好。每天清潔後在她動嘴指揮下，幫清理她堆積的許多衣物和雜物。我就抓緊時間出去暢遊巴黎名勝，賞玩巴黎的藝術和美景。不過，我總會盡早回來，陪她一起散步，因為沒人陪，她是不能單獨走出門的。而她在該住區生活二十五年了，每條路、每片地、所有建設設施她都很熟悉。
我倆不覺走遍全區每一角落。她向我介紹法國共產黨領導這區的經濟、文化特色，我倆還和居住在該區的越南、老撾難民聊天，也使我深入法國社會的底層，了解學習到了許多東西。她的身心健康也好轉得快。她說為了許多愛她幫她的好人，她必須活下去。為了看壞人的下場，她也要活下去。我倆就這樣地朝夕共處，隨時傾談。她給我安排個寫字，讓我看她提供的許多資料或書籍，她的兒子更特地買一架新打印機讓我印資料，許多她認為寶貴的資料諸如：和她見面在她的紀念簿上的留言、題詞或信件等等，她都要我過目和影印。除了她要保留的以外，均任由我挑選，讓我選用和保存。她有個心願，想買屋作《林希翎紀念館》。因現住的房子，將來政府會收回。她要有屬於自己永久所有的屋，還要樓上樓下、或可分割開的兩套房；以便她當前可和兒子家人一起住。逝世後，可把自己的和有關右派的、朋友交託的所有資料放著紀念、供人參觀。但是她不僅是經濟能力做不到，精力更不行，只是個夢想而已！
社會媒體沒有了她的聲息，社區平民百姓不會注意到她，這種沉寂對一向喜歡轟動、萬人矚目的她，是重大的失落和痛苦。記得我陪她的三個月中，有次她在電話裏，問友人有否熟悉的記者，請找來採訪她。又有一次，她對我說：某報要她談對中國奧運的看法，叫她在電話中說。當時我不在，她已談過，又要求重新談，叫我在旁聽她講。開始她還平靜地談些祝福奧運的希望話，講講就激怒而亂了套，對方就叫停了。她還對我說：會在大陸播放的；我想她是在自我安慰。如此被邊緣化了的孤寂生活，無形的壓抑，使她性格變得更粗暴、更好發脾氣、好罵人。有次，她問我有否看過某某那本書？我說沒有，她便衝口而出罵我「王八蛋」，真是豈有此理！她竟若無其事。其實，對我已算是客氣了。她和兒子更弄得無法共處。實際上她非常疼他，當有需要和生病時，兒子來幫她、陪她，她也很動情，經常擁吻他。她兒子接待我並接受我勸導，有時帶小孩來家中歡聚，有時也共餐，林希翎感謝我給她帶來家的感覺。
其實法國社會根本沒注意和理會林希翎。唯有一位老頭（名字我忘了，可能是法國的托派首腦）真心關照過她。在我陪她的三個月中，只有一對信法輪功的粵籍夫婦，端午節給她送過子和大紀元報，一次開車送過她去見牙醫。幸好她有一近鄰胡美鳳，是廣東人，也當過解放軍。雖不喜歡林希翎口出狂言、罵人，卻常好心勸戒她、常幫她處理些私事。因林希翎只會關心大事，不會處理自己的家事。美鳳和我結下了友誼，當我回了香港和澳洲，都是她打電話和我傾談林希翎的情況。
晚年仍然多才多藝
天生樂觀性格的林希翎，在我陪伴的那段時間，有時興致起，還會搬出電子琴或二胡來彈奏一番。看我有興趣欣賞，也就更加來勁，大顯她的技藝。我實在敬佩她記憶力那樣地好，五十年代流行的革命歌曲，當年我在革命部隊，也唱得滾瓜爛熟，如今老了都忘了。而她卻不用看歌譜，就能一首首地彈出來。她的架上，還有在巴黎得的三個乒乓球賽獎品，和老人二百米遊泳的獎狀。
這讓我想起少年的她參軍在文工團時，以及在讀大學時，她是如何多才多藝。如今晚年不僅生活難自理，最慘的是無法實現回國心願，大病又連連身，行動不便，孤單凄寂，實在可憐至極！
她早年參軍﹒上北京、進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學馬列、毛選，從而有了社會主義的理想。同時她也吸入了「火藥」，學到了毛澤東「與人鬥，其樂無窮」的品性。但是她本性善良，在長期失去父愛、渴求父愛的情況下，得到吳玉章、胡耀邦和謝覺哉三位富有人性而正派的中共中央委員的特別關懷和器重。在一九五六年，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給中國帶來春風，胡耀邦主持團中央，一度出現了思想界期望的寬鬆，《中國青年報》與《人民日報》都改版，她的特長和特性得以揮灑，也有了某些現實的體驗。由於她從小受母親仇視國民黨的教育，也有性格上的原因，她的理論只限於大學所學課程，結果她一生都是個純情幼稚的理想主義者。被打成大右派和被送進監獄，她都一直只知仇恨和抵抗中共的極左官僚和具濃厚封建意識的當權者，而不是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她始終都不肯當台灣所企劃的「反共義士」，她親口對我說：赴香港探親是胡耀邦批的，她不能害他。胡耀邦無奈下台、八九「六四」，她奮不顧身地投身抗拒中共政權極左思潮的活動。她歡迎敬重朱鎔基當總理。胡錦濤說她「會活得更好」，她大受鼓舞，要回國獻餘力、度晚年，她頻向中共送秋波，乞求右派的改正，不踏中共禁區。
但中共始終不理睬，令她大失所望。二零零六年底大病危急，經喉嚨開洞等大手術後，身心腦全衰退和變化，不能單獨出門走動，又沒人陪伴，長年累月不是入院搶救、孤單住療養院，就是無聊失落困惑在靜寂的家中。她這才接觸法輪功和西方的反中共宣傳，興起時發洩對中共無能處理她歷史問題的憤懣。
迫害加重她疑心病
政治迫害也令林希翎疑心病嚴重。她找不到記錄朋友的電話簿，就說兒子帶來的客人是中共特務，把它偷走；結果又在家中找到了。她的信箱一時打不開，叫我去親眼目睹，特務對她是如何地處處作難。我一看，原來是她用郵寄方式買東西，郵差塞進郵箱，阻礙了郵箱鎖鑰的轉動。一天，區域性電路出故障，她看不了電視。武斷地肯定又是特務在為難她，甚至懷疑我也是中共派來的，立即對我翻臉，叫人難堪。幸好我在巴黎還有親戚，她的兒子和胡美鳳又對我特好，當然我也能理會她的怪異來自不幸遭遇，不想和她計較；實際上她本性善良，半夜怕我受涼，曾為我蓋被子。她也敢於認錯，珍惜我的陪伴，當臨近我飛回香港的日子，她深表依戀、頻頻向她兒子說我就快回去了。我離她家的前一天，她兒子為我送行，特地去某地方買新鮮的海鮮來共餐。我要求提前去我弟妹家住兩天，說好她兒子開車送我；她硬是還叫她那開出租車謀生的侄兒也來，她自己也要送我。她想平日自己無法招待我，反而常是我獨自去超市買日用品及食品。她兩年多來沒出門盡興過，是我陪她去巴黎市中心到處遊遊。
我特別陪她去中國商店買了許多她想要和想吃的東西，裝滿一大背袋，我為她背回家的，令她很開心。我要走了，她想到我弟妹家附近的飯店，準備請我們大吃一餐的。可臨走前她非要我將日記複製在她的電腦裏，這已侵犯了我的人權。她還因見到她兒子私下對我談的話，不合她的心意，氣急敗壞起來，非把我的記錄全部除。簡直用她被專政的態度和手法來對待臨別的好友了，我生氣不答應。她兒子知她的怪誕，勸我同意。說她根本不懂電腦，他會為我全保留著。遇到似瘋癲的病人，也只好任之。可笑的是如此狀況，她還要請我吃飯，我毅然謝絕。她侄兒也笑她說：這樣待人，誰還想吃呢！可見她的精神狀態，有時就會是很不正常的。
零八年八月十七日我離開巴黎，她九月初就發了大病，昏迷了三天。九月九日，在病房主動打電話給我，說她死去了三天。喉嚨又被割開，裝上小機器了，才能吃飯和起身、沿牆走去洗手間了。在醫院打電話很貴，收線叫我即刻打過去。然後向我大訴其苦，講她死去見到她前夫父母等鬼魂。在她病到這種地步了，還有心要求我要寫她，盡量以我的角度任意寫，批判她都行。她是多麼擔心社會忘了她，擔心再沒有有關她的文章出現啊。因她病在法國沒人探望極無聊，我回港後和她母子就一直保持著電話聯絡。當她病情穩定，轉入療養院，當天她回家拿東西，在家打不收費的電話來香港，與我通話，但沒法告知療養院的電話。年底，我往她家打電話，得知她回家已十天了，和我談了足足九十分鐘。她說她的孤單，不能出門，連飯都是食堂服務員送到家來吃的。她又和兒子大鬧一場，把家裏的傢俱都砸壞了等等。
二月二十六日，胡美鳳向我電告她的實況，要我教育她該如何正確對待兒子……說林希翎向她承認與我臨別時她發脾氣是做錯了事，而我陪她的那段時間是她病重以來最幸福的日子。她很高興我還願與她通話。胡美鳳叫我要多給她電話，她實在太可憐了。第二天我就和她通話，可惜她很虛弱，說她已離不開氧氣瓶了，已大不如前了，說不了幾句話了！收了線，我不禁想她本可以當學者、作家的，卻因選上了不適合自己的政治舞台而成悲劇人物。
三月一日她主動打電話給我，要我找她前夫，傳達她討債似的要求，我不樂意。她馬上又不高興了，說什麼她在對牛彈琴，說我沒受過她的苦，不可能理解她的憤慨和要求等。
兩週後，她又主動給我電話了，顯得非常地平靜，口氣、音調讓你感到她精神和心情都特好。她說今天天氣好，有太陽，她出來曬太陽。我能想像她是帶著一張厚紙片，躺到她屋前的草坪處曬太陽的。她就是如此地隨便，常是肆無忌憚地保持著難民姿態。她又要求我寫關於她的文章，因為去年臨別前她的無理取鬧，讓我生氣曾說不要寫她了。她這一生與我傾訴得最多，幾乎連她的秘密都向我訴盡，更給我很多文字資料。我不寫她，她豈可甘心。
她說大陸有些人在搜集和研究她的資料，把她說得比林昭更有價值。我想她是為此才再主動要求我寫她的。她實在太可憐了，自己無法寫了，身邊又沒人可幫她。兒子也看不懂中文，也許她一向為了保護孩子，長期忽視他的中文教育，總不願兒子了解和參與她的活動，導致後繼無人。
為胡耀邦忌辰寫輓聯
沒過幾天，她接大陸錢理群、陳奉孝、老鬼、朱毅諸先生通過人給她電話，邀她在紀念胡耀邦逝世二十週年忌辰中作表示。她興奮、激動，整個人又精神起來了。她用盡全身心之力，終於構思和寫下《八無八有》一輓聯：「無私無欲，無怨無悔，無辜無奈，無敵無畏；有情有義，有血有肉，有肩有勇，有膽有識」的文稿。對她來說，這是破除萬難以豐富的感情作出的「大作」。用心用力過度，勞累不堪了。兩、三年前醫生就要求她，必須二十四小時不停輸氧氣，但兩個輸氧氣的膠管插入鼻孔中，確是不舒服的，怎忍受得了！她不到沒氣力就不插，但到時候，身邊又沒人陪伴和關照。特別在她專心致意、字斟句酌地寫時，可能忘掉或遠離了氧氣管。一下子找不到或拿不到氧氣管，虛弱的身體不住了，她自然又昏迷了過去。還好有人發現立送醫院搶救，醒來她硬是堅持，輓聯寫成是她入院那天三月二十六日，她在法國巴黎郊區聖卡米拉醫院加護病房的病榻上，落款為「五十三年前忘年交：林希翎拜輓」。
她急促央求兒子立即影印傳遞給聯絡人。交代完後，她了卻一件大事，再度昏迷，有心人收到後輓聯寫到花籃緞帶上，林希翎的花籃與羊子﹑王若望獻祭的花籃並列，伴著李昭率眾子女的主祭花籃共十個，排在胡耀邦墓前，由來自全國各地的拜祭者肅立見證。躺在賽納河醫院裏的林希翎，還在昏迷被搶救中，她兒子和傳遞人都擔心她醒不來了。她兒子告訴我，又昏迷了五天，入院當天、四月八日及十二日先後搶救三次，最終還是醒過來了。她在電話中親自高興告訴我，能參加祭祀胡耀邦感到興奮和自豪。
四月二十六日，她來電說自己已在死亡線上。被送到大醫院去輸了六百cc的血，當時她昏迷不知道，否則她見血害怕，不肯輸的。但她也笑說身上的血已是外國人的了，以前她說自己在苟延殘喘，有九十九次「已上路了」，而居然仍倖存下來。她說上帝這次不讓她死，是給予她使命，她只有堅活下去。
六月三日，醫生不讓出院，她非出院不可，堅決給醫生簽字稱「自行負責」，因而出了院。她請侄兒載她去人權廣場赴「六四」紀念會，但侄兒拒絕載她。她在電話裏告訴我，還是兒子好，為她電召出租車載她去（她家附近根本無法搭到出租車，更不要說載她這號病人了）。我知她的身體狀況問：「你還去幹什麼？」她說：「去站一站，說一句話。」又告訴我六月五日，巴黎市政府召開給達賴喇嘛榮譽市民大會，她也是乘出租車去的。我說沒人來車接你，還自己打的去？她說：命都不要了，還計較這！然後向我細說她和達賴喇嘛對話的每一句，她和他同齡，共同點是毛澤東對他倆都好，他倆都懷念胡耀邦，兩人都走中間路線，達賴喇嘛並沒有要獨立，還有兩人都是回不了家國。不同的是他信仰佛教，她是基督徒。她說達賴喇嘛的最後一句話是「我們一起回家」。她盛讚達賴喇嘛水平高、態度好，難怪西方人都敬他服他。我告訴她女兒有病，我要去澳洲柏斯陪她時，她則向我講自己治病的經驗。
七月十五日，胡美鳳打電話到澳洲給我，說她的病上週又大發作了，用急救車送醫院，醫生說她已得了血癌，血不，很危險，要常輸血。但上次她簽字自行負責出了院，現在她須住院，而醫院沒有床位，只好把她送回家。如此病重、生活無法自理的人，孤單躺在家，美鳳只好煮點東西去給她吃。但她也是老人、病人，根本沒法多陪伴她。
幸好在得知患上血癌﹑血小板低到不輸血就會死的這一天，知名的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夫婦要來看望她，令她開心得忘掉自己已快病死，請侄兒次天去載他倆來家會聚。方勵之是來參加聯合國主辦的第十二屆馬歇爾．格魯斯曼廣義相對論大會（MG十二）。這是廣義相對論方面國際第一流的會議，每三年開一次。這次定在法國巴黎，法國總統請他夫婦參加法國國慶觀禮。他倆因八九「六四」出國，和林希翎一樣當過右派，現在美國定居。又都是中國大陸五七屆大學畢業生，有共同的時代感，與林希翎感同身受。
一九九零年方勵之夫婦到巴黎開會，林希翎就主動找到他倆相識相聚。隨後他倆到巴黎開會，也一定探望她。這次已是第二次到林希翎家了，第一次她和孩子住在一起的，身體還不錯。現在看到的她是極虛弱，氧氣瓶放在身邊，說幾句話就沒力氣要吸氧氣。方勵之夫婦很理解和同情林希翎想回家國的心情，她國內有親戚、有幾個妹妹，也買了房子。方勵之夫婦說過去五十年了，右派還不給改正，真是低能。這樣對她實在太不公平了！他們有許多共同興趣的話題，交談了三個多小時。林非常高興和激動，但就不能出門，方勵之夫婦想請林吃一頓飯都不行。看她很疲倦了，也只好告辭。林希翎患血癌每週要去醫院輸血一、兩次，每次輸兩袋，一袋三百cc鮮血，一袋血小板也是三百cc。從出門口到醫院掛號辦手續、輸完血回家，一直都沒人陪伴與幫忙，只靠醫院派車接送。幾年來都要隨身帶氧氣瓶，隨時吸氧氣，也是政府有關部門派人定時送來。
她居住的九十四區，是法國共產黨當政，執政者是經民眾選舉的。這個區特別照顧弱勢群體，當政者民望很高，總是獲選民支持而連連執政。她生病治療住院、搶救，僅這家搶救中心已救過她五次，有時一個晚上就要耗用兩千多歐元（約合三千美元），長期需氧氣和輸血等全部都是免費的。連食堂用餐，因她生活靠福利金，每餐和所有用餐長者吃的全一樣，但餐費不一樣。有錢老人要付高消費價錢，她付最低的消費價錢。午餐吃法國西餐，好幾道食物、飲品與水果。每人一份，特別豐盛。現她病重不能出門上食堂，服務員送午餐給她在家吃。她病重，身邊沒有人陪伴和照顧，完全無法作點可口的食物。唯有將吃不了的午餐，配上兒子平時為她買的牛奶、餅乾等食品，作早晚餐食用。
胡美鳳八月底要去旅行前，專門去看她，林希翎說：「你回來見不到我了。」胡美鳳說不會，叫她放鬆。她其實對死也抱平常心，但還是希望有些事須要這位好心人幫忙或知道。胡留手提電話號給她。九月十九日她兒子去看她，醫生要為她插管助呼吸，她說不要了。因為要連續插十來天。她用筆堅決表示「不要了！」二十日兒子來看望，她已不會說話。兒子次日上午來，她已走了！胡美鳳二十一日晚間回來，真的再也見不到她了。胡手機是在中國大陸買的，走時忘了充電器，無法接聽電話，但見林三次來電的記錄，我和胡都知道她病、累，很難得主動打電話，竟打了三次，不知想說什麼呢？令人特別遺憾！
巴黎使館贈五千歐元
九月二十八日林希翎的葬禮，在巴黎公社社員牆所在地的火葬殯儀館舉行，胡美鳳﹑兒子樓信達先後電告我詳情。雖是星期一的上班時間，還是有百來人參加追思會。很多人當場都哭了，胡美鳳說她也流淚了。中國駐法大使館人員沒參加追思會，也不送花圈，但派人送來五千歐元。她兒子說他母親病重時，中國大使館也曾來人探望過。我在澳洲柏斯走不開，無法去送她最後一程。現在除了寫此文表示悼念外，我將盡可能地將她奇特人生的故事和她的心路歷程都整理出來，與大家分享。
原载亚洲周刊2009年第46期
周启博：傅斯年为何去台湾？
我的小学和中学时代，是在毛泽东统治下渡过的。那时毛已经定傅斯年先生为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所控制的知识分子，这是我这种青少年在社会上所得的唯一信息。在家庭中，我父亲周一良也从不提起他自己与傅斯年的交往，所以我对傅斯年所知只有一项「反动文化人」的身份。文革爆发后，傅斯年的名字始见于对父亲的批判和父亲的「思想检查」与「罪行交代」，我由此得知父亲几十年前与长他一辈的傅斯年曾有过从，所以受到牵连。离开大陆以后我读到中共控制以外的出版物，才了解傅斯年在廿世纪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他的学问、人品和血性，他对社会进步和国难民瘼的关怀，继承了中国文化传统中为学为人之道的精华，堪为当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士」的楷模。
早年激进欧洲留学回国任教
傅斯年「五四」时年轻激进，曾是组织反北洋政府游行的学生首领。一九一九年他曾写文章〈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推崇苏俄，也曾说「俄国革命是全世界发展的模式」，并且因仇恨富人而主张「一切有汽车者应判死刑」。那时他的思想明显亲俄亲共。但是在以后的六年中，他到欧洲留学，亲身了解英德两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开始看到苏俄共产主义的弊端，思想向温和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转变。一九二六年他回国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次年六月加入国民党。
当时广州是国共合作北伐的基地，也是中共的温床。苏俄派至中国的代表鲍罗廷肆意插手中国内政，张太雷、瞿秋白虽然在中共党内是参与决策的首领，在鲍面前却只是上命下传的翻译。傅斯年因此怀疑中共能否维护中国主权不受苏俄控制。一九二七年中共以「农民运动」为名，依靠乡村的痞子，胁迫朴实农民对地主乡绅实行烧杀抢，公开处决湖南大儒兼乡绅叶德辉等，摧毁农村文化的载体，斩断维系农村道德秩序和风化的社会纤维。「农民运动」积极分子对地主乡绅施暴以后背负血债，在本乡本地无法存身，只能投靠红军，成为中共主要兵源。国民党因此与中共决裂，实施「清党」，傅斯年在广州支持清党决定。驻广州国民军将领张发奎，黄琪翔优容中共，养虎遗患。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张、黄所部各级军官中的中共党员发起「广州暴动」，成立「广州苏维埃」政府。暴动虽然三天就被敉平，却使广州陷入血海，国共双方和无辜市民死亡数千。
目睹广州暴动恐怖走向反共
中共官方记述暴动说广州民众支持中共，只强调国民军平暴时残忍屠杀，对「苏维埃」一方的暴行避而不提，而且着重宣传暴动首领周文雍陈铁军「刑场上的婚礼」，刻意淡化周因参与杀人暴动而被处死，以婚礼的浪漫招徕幼稚青年。当事人张发奎回忆「真正工人并不拥护共党」，事实上，暴动头号领导人张太雷就死于中共与机器工会工人的枪战。张发奎还说「有一件最足说明中共残暴的事：原来我军各部回师广州时，共党眼见大势已去，竟不顾广州市全体人民之生命财产，欲将全广州市付之一炬，当时他们已经在南堤珠光里人力车工会集合了五六百人力车工人，各携五加仑汽油一小桶，火柴一盒，报纸一捆，准备在各处放火，把全广州市化为灰烬。幸我军及时赶到，才制止了这一暴行，广州市才免于浩劫。」
欧洲犹太人冒险家莫里斯．柯恩（马坤）因曾任孙中山保镳，一直到一九七○年代还是周恩来统战的座上宾。柯恩经历了广州暴动，目击国共双方的杀戮， 他的传记写道：
共党攻占反共的总工会会馆，烧死一百多名工人。五百名农民运动积极分子来广州城参战，分散成小股在城内各处烧房子，抢东西，杀人......
一股武装的农民和工人涌出一条窄街，有几名苦力为他们挑着从店铺和住宅抢来的财物。一个手上戴铐的商人被他们揪着领子跑......
中央银行起火，共党占据着消防队，不准救火。他们抢劫银行，火烧日本医院。大火很快延烧开去。十五岁的女孩子们持枪把守码头，想搭汽船出逃的难民们要由她们搜查行李（四十年后文化革命时中共高干子女红卫兵挥舞皮带任意打人，与此一脉相承││周注）。
中共自己的出版物也披露，广州共党事先拟有捕杀名单，持国民党立场的文化人俱在其中，中山大学学生张资江，《民国日报》主编袁某就是这样未经司法程序被当街私刑打死或者拖到暴动总部枪决的。傅斯年也在捕杀名单上，因为有人报信，他躲进别人家中得免遇难。刀下逃生的经历，使他不再如以往那样珍惜自己的生命，而且终生憎恶中共。广州暴动只是中共武力夺取全国政权在一个城市的小规模预演，其血腥程度已震撼了傅斯年。十多年之后，他对中共人士说「你们处决我很容易，但我绝难尊敬你们」。在理论层面，他对中共的运作方式也作了深入地分析：
「阶级斗争」不过是中共掩盖自己无止境权欲的面具。中共利用挑动八种仇恨来夺权。
一， 中国人恨西方人；
二， 穷人恨富人 （傅本人也恨富人，但不赞同中共解决财富分配不均的做法）；
三， 寻常人恨地位超过自己的人；
四， 低能者恨高能力同事；
五， 低薪雇员恨高薪雇员，无名者恨知名者；
六， 农村人恨城市人；
七， 子女恨父母；
八， 年青人恨长辈。
延安晤毛预见毛共坐大国无宁日
傅斯年留学时曾研习心理学，他认为，许多人在潜意识中很容易接受把这些仇恨和报复欲合法化的理论，中共的「阶级斗争」理论就投其所好，提供了发泄嫉恨的通道。一九四九年以后在大陆生活过的人，从历次整肃运动中逐渐发觉毛是调动人性阴暗面，制造人际仇恨为己所用的大师，而傅斯年早于一九三○年代已经洞烛其奸。除了从实际中观察中共以外，傅斯年也注意中共享以宣传鼓动的理论。一九三八年十月历史语言研究所撤退入川，史语所学生张政烺陪傅斯年暂住宜昌等船，在扫地时发现傅斯年枕头下有马克思的《资本论》。张对史语所长读共产书籍感到好奇，告诉了自己的同学何兹全。一九四七年六月到一九四八年八月，傅斯年因严重高血压赴美治疗，随身携带多本共产主义书籍，在养病之余继续研究这个正在席卷中国的思潮。
傅斯年政治上坚决反共，但在自己主持的史语所厉行学术独立于政治，不干预所内青年们的党派认同。受过傅斯年恩泽的学子中有心仪中共的尹达，后来投奔延安，成为毛的历史官员；有不谙政治的周一良，红潮席卷大陆时误信毛的蛊惑而上贼船；但也有许多人因自己头脑清醒或者受傅斯年人格的感召而随史语所迁台，在以后六十年中艰苦耕耘人文园地，不但维护史语所的世界声誉于不坠，而且成就了自己个人的学术事业。
一九四五年七月傅斯年作为国民参政员应中共邀请访问延安，与毛交谈并在城内参观，近距离观察了中共极权体制的实际操作和毛的帝王之志。主客交谈之间，毛表现出对古典低俗小说极为熟悉，这有利于他了解社会底层人群心态，因此煽动人群能得心应手。傅斯年亲眼看到原本偏安一隅的毛记小朝廷已经坐大，深知其势力越强，占地越广，则危害中国越烈，预感抗战虽然胜利，国事仍不乐观。
随蒋迁台决意埋骨于田横之岛
傅斯年的忧虑不出一个月就成了现实。一九四五年八月，苏联借对日宣战出兵东北的机会干涉中国内政，阻挠国民政府接收中国工业最发达的省份，同时以物资和武器大力援助中共。中共对内放手扩军备战，对外谎称兴趣只在中国土地改革，无意加盟国际共产主义集团。美国决策者杜鲁门、马歇尔等轻信中共，停止支持国民政府，酿成大陆变色。因为这一决策错误，几亿中国人在以后几十年中付出惨重代价，美国也在几年后朝鲜战争中尝到自己种下的苦果，为了阻止中共和北韩南侵，美军伤亡十几万人。一九四九年，国民政府仓皇撤出大陆，国民政府时期成名的文化人多数选择留在大陆。傅斯年却率领史语所大部分学人及图书数据文物追随国民政府迁往台湾。这时中共挟决胜大陆之威，积极准备借助苏联海空军越海犯台，而美国却宣布它的亚洲防务圈不包括台湾，使台湾变成了一个内缺有效防卫，外无国际支持的孤岛。如果中共在台登陆，岛上的人如不投降只能蹈海，许多逃离大陆的文化人因此选择香港或欧美而不去台湾。「时穷节乃现」，傅斯年在中共气焰达到顶峰，国民政府命悬一线的时刻，写下「埋骨于田横之岛」， 表示了坚持自己政治选择的决心。
知识分子助毛为虐晚年才醒悟
百年以来中国积弱，为内乱外侮所苦。中国人寻求救国良方，形成多种思想理念和政治派别。合法执政的国民政府和实行武装割据的中共是两个主要派别。国民政府标榜三民主义，许诺从军政经训政达到宪政民主。中共也以民主招徕，但实际操作是在苏联支持下武装推翻国民政府。国人看到国民党组织松散软弱，施政也确有贪污腐败之处，而中共则师从列宁斯大林的暴力专制手段，以严密组织和蛊惑宣传见长。两害相权，那个为轻？中国知识人面临要在国共之间选择的难题。一九三○和四○年代，不少涉世未深的中国知识青年，被中共激进口号所迷惑，读了艾思奇等中共笔杆子的几本小册子，就自认学通了马恩列斯学说，并尊为真理，决心追随中共和毛以马恩列斯的药方救中国。这些青年为学力所限，极少读过马恩原著，当然不了解马恩原著本身就有局限，也看不出列斯对马恩已有篡改，更不知道毛对列斯的一套又加进了秦始皇的权术。他们助毛为孽几十年，晚年才觉悟到自己的错误选择。傅斯年的选择有理论和实践的深厚基础，大不同于投共知识青年们的盲目和轻信。几十年过去了，国民党在台湾已经还政于民，而中共在大陆许诺的民主仍遥遥无期。历史肯定了傅斯年的选择，大陆人民也正重新认识他的历史地位。聊城乡亲深以先贤傅斯年为傲，率先突破了毛「钦定」的禁忌，为他修复祖居，立碑塑像。
以傅斯年与北大的渊源，和奠基现代人文科研的贡献，各种纪念傅斯年的方式进入北大燕园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殿堂当可预期。近年来台湾民主使大陆专制政权如芒在背，当年武力犯台未成的中共卷土重来，使出导弹威胁和经济引诱的两手迫台湾就范。因此，傅斯年六十年前对抗极权专制的精神不但对今天大陆民众，而且对台湾朝野仍有现实意义。
傅斯年小传
（一八九六 –– 一九五○）山东聊城人，字孟真。历史学家，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一九二○年留学英国、德国。一九二六年回国，任中山大学教授、文学院长。一九二八年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一九四五年任北京大学代校长，开除日伪时期教职员。一九四五年七月以参政员身份访问延安，与毛泽东长谈。一九四七年发表文章批宋子文发国难财，宋因而下台。一九四八年任台湾大学校长。一九四九年台大四六事件，力保学生不被逮捕，一九五○年五月脑溢血去世。
早年激进欧洲留学回国任教
傅斯年「五四」时年轻激进，曾是组织反北洋政府游行的学生首领。一九一九年他曾写文章〈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推崇苏俄，也曾说「俄国革命是全世界发展的模式」，并且因仇恨富人而主张「一切有汽车者应判死刑」。那时他的思想明显亲俄亲共。但是在以后的六年中，他到欧洲留学，亲身了解英德两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开始看到苏俄共产主义的弊端，思想向温和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转变。一九二六年他回国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次年六月加入国民党。
当时广州是国共合作北伐的基地，也是中共的温床。苏俄派至中国的代表鲍罗廷肆意插手中国内政，张太雷、瞿秋白虽然在中共党内是参与决策的首领，在鲍面前却只是上命下传的翻译。傅斯年因此怀疑中共能否维护中国主权不受苏俄控制。一九二七年中共以「农民运动」为名，依靠乡村的痞子，胁迫朴实农民对地主乡绅实行烧杀抢，公开处决湖南大儒兼乡绅叶德辉等，摧毁农村文化的载体，斩断维系农村道德秩序和风化的社会纤维。「农民运动」积极分子对地主乡绅施暴以后背负血债，在本乡本地无法存身，只能投靠红军，成为中共主要兵源。国民党因此与中共决裂，实施「清党」，傅斯年在广州支持清党决定。驻广州国民军将领张发奎，黄琪翔优容中共，养虎遗患。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张、黄所部各级军官中的中共党员发起「广州暴动」，成立「广州苏维埃」政府。暴动虽然三天就被敉平，却使广州陷入血海，国共双方和无辜市民死亡数千。
目睹广州暴动恐怖走向反共
中共官方记述暴动说广州民众支持中共，只强调国民军平暴时残忍屠杀，对「苏维埃」一方的暴行避而不提，而且着重宣传暴动首领周文雍陈铁军「刑场上的婚礼」，刻意淡化周因参与杀人暴动而被处死，以婚礼的浪漫招徕幼稚青年。当事人张发奎回忆「真正工人并不拥护共党」，事实上，暴动头号领导人张太雷就死于中共与机器工会工人的枪战。张发奎还说「有一件最足说明中共残暴的事：原来我军各部回师广州时，共党眼见大势已去，竟不顾广州市全体人民之生命财产，欲将全广州市付之一炬，当时他们已经在南堤珠光里人力车工会集合了五六百人力车工人，各携五加仑汽油一小桶，火柴一盒，报纸一捆，准备在各处放火，把全广州市化为灰烬。幸我军及时赶到，才制止了这一暴行，广州市才免于浩劫。」
欧洲犹太人冒险家莫里斯．柯恩（马坤）因曾任孙中山保镳，一直到一九七○年代还是周恩来统战的座上宾。柯恩经历了广州暴动，目击国共双方的杀戮， 他的传记写道：
共党攻占反共的总工会会馆，烧死一百多名工人。五百名农民运动积极分子来广州城参战，分散成小股在城内各处烧房子，抢东西，杀人......
一股武装的农民和工人涌出一条窄街，有几名苦力为他们挑着从店铺和住宅抢来的财物。一个手上戴铐的商人被他们揪着领子跑......
中央银行起火，共党占据着消防队，不准救火。他们抢劫银行，火烧日本医院。大火很快延烧开去。十五岁的女孩子们持枪把守码头，想搭汽船出逃的难民们要由她们搜查行李（四十年后文化革命时中共高干子女红卫兵挥舞皮带任意打人，与此一脉相承││周注）。
中共自己的出版物也披露，广州共党事先拟有捕杀名单，持国民党立场的文化人俱在其中，中山大学学生张资江，《民国日报》主编袁某就是这样未经司法程序被当街私刑打死或者拖到暴动总部枪决的。傅斯年也在捕杀名单上，因为有人报信，他躲进别人家中得免遇难。刀下逃生的经历，使他不再如以往那样珍惜自己的生命，而且终生憎恶中共。广州暴动只是中共武力夺取全国政权在一个城市的小规模预演，其血腥程度已震撼了傅斯年。十多年之后，他对中共人士说「你们处决我很容易，但我绝难尊敬你们」。在理论层面，他对中共的运作方式也作了深入地分析：
「阶级斗争」不过是中共掩盖自己无止境权欲的面具。中共利用挑动八种仇恨来夺权。
一， 中国人恨西方人；
二， 穷人恨富人 （傅本人也恨富人，但不赞同中共解决财富分配不均的做法）；
三， 寻常人恨地位超过自己的人；
四， 低能者恨高能力同事；
五， 低薪雇员恨高薪雇员，无名者恨知名者；
六， 农村人恨城市人；
七， 子女恨父母；
八， 年青人恨长辈。
延安晤毛预见毛共坐大国无宁日
傅斯年留学时曾研习心理学，他认为，许多人在潜意识中很容易接受把这些仇恨和报复欲合法化的理论，中共的「阶级斗争」理论就投其所好，提供了发泄嫉恨的通道。一九四九年以后在大陆生活过的人，从历次整肃运动中逐渐发觉毛是调动人性阴暗面，制造人际仇恨为己所用的大师，而傅斯年早于一九三○年代已经洞烛其奸。除了从实际中观察中共以外，傅斯年也注意中共享以宣传鼓动的理论。一九三八年十月历史语言研究所撤退入川，史语所学生张政烺陪傅斯年暂住宜昌等船，在扫地时发现傅斯年枕头下有马克思的《资本论》。张对史语所长读共产书籍感到好奇，告诉了自己的同学何兹全。一九四七年六月到一九四八年八月，傅斯年因严重高血压赴美治疗，随身携带多本共产主义书籍，在养病之余继续研究这个正在席卷中国的思潮。
傅斯年政治上坚决反共，但在自己主持的史语所厉行学术独立于政治，不干预所内青年们的党派认同。受过傅斯年恩泽的学子中有心仪中共的尹达，后来投奔延安，成为毛的历史官员；有不谙政治的周一良，红潮席卷大陆时误信毛的蛊惑而上贼船；但也有许多人因自己头脑清醒或者受傅斯年人格的感召而随史语所迁台，在以后六十年中艰苦耕耘人文园地，不但维护史语所的世界声誉于不坠，而且成就了自己个人的学术事业。
一九四五年七月傅斯年作为国民参政员应中共邀请访问延安，与毛交谈并在城内参观，近距离观察了中共极权体制的实际操作和毛的帝王之志。主客交谈之间，毛表现出对古典低俗小说极为熟悉，这有利于他了解社会底层人群心态，因此煽动人群能得心应手。傅斯年亲眼看到原本偏安一隅的毛记小朝廷已经坐大，深知其势力越强，占地越广，则危害中国越烈，预感抗战虽然胜利，国事仍不乐观。
随蒋迁台决意埋骨于田横之岛
傅斯年的忧虑不出一个月就成了现实。一九四五年八月，苏联借对日宣战出兵东北的机会干涉中国内政，阻挠国民政府接收中国工业最发达的省份，同时以物资和武器大力援助中共。中共对内放手扩军备战，对外谎称兴趣只在中国土地改革，无意加盟国际共产主义集团。美国决策者杜鲁门、马歇尔等轻信中共，停止支持国民政府，酿成大陆变色。因为这一决策错误，几亿中国人在以后几十年中付出惨重代价，美国也在几年后朝鲜战争中尝到自己种下的苦果，为了阻止中共和北韩南侵，美军伤亡十几万人。一九四九年，国民政府仓皇撤出大陆，国民政府时期成名的文化人多数选择留在大陆。傅斯年却率领史语所大部分学人及图书数据文物追随国民政府迁往台湾。这时中共挟决胜大陆之威，积极准备借助苏联海空军越海犯台，而美国却宣布它的亚洲防务圈不包括台湾，使台湾变成了一个内缺有效防卫，外无国际支持的孤岛。如果中共在台登陆，岛上的人如不投降只能蹈海，许多逃离大陆的文化人因此选择香港或欧美而不去台湾。「时穷节乃现」，傅斯年在中共气焰达到顶峰，国民政府命悬一线的时刻，写下「埋骨于田横之岛」， 表示了坚持自己政治选择的决心。
知识分子助毛为虐晚年才醒悟
百年以来中国积弱，为内乱外侮所苦。中国人寻求救国良方，形成多种思想理念和政治派别。合法执政的国民政府和实行武装割据的中共是两个主要派别。国民政府标榜三民主义，许诺从军政经训政达到宪政民主。中共也以民主招徕，但实际操作是在苏联支持下武装推翻国民政府。国人看到国民党组织松散软弱，施政也确有贪污腐败之处，而中共则师从列宁斯大林的暴力专制手段，以严密组织和蛊惑宣传见长。两害相权，那个为轻？中国知识人面临要在国共之间选择的难题。一九三○和四○年代，不少涉世未深的中国知识青年，被中共激进口号所迷惑，读了艾思奇等中共笔杆子的几本小册子，就自认学通了马恩列斯学说，并尊为真理，决心追随中共和毛以马恩列斯的药方救中国。这些青年为学力所限，极少读过马恩原著，当然不了解马恩原著本身就有局限，也看不出列斯对马恩已有篡改，更不知道毛对列斯的一套又加进了秦始皇的权术。他们助毛为孽几十年，晚年才觉悟到自己的错误选择。傅斯年的选择有理论和实践的深厚基础，大不同于投共知识青年们的盲目和轻信。几十年过去了，国民党在台湾已经还政于民，而中共在大陆许诺的民主仍遥遥无期。历史肯定了傅斯年的选择，大陆人民也正重新认识他的历史地位。聊城乡亲深以先贤傅斯年为傲，率先突破了毛「钦定」的禁忌，为他修复祖居，立碑塑像。
以傅斯年与北大的渊源，和奠基现代人文科研的贡献，各种纪念傅斯年的方式进入北大燕园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殿堂当可预期。近年来台湾民主使大陆专制政权如芒在背，当年武力犯台未成的中共卷土重来，使出导弹威胁和经济引诱的两手迫台湾就范。因此，傅斯年六十年前对抗极权专制的精神不但对今天大陆民众，而且对台湾朝野仍有现实意义。
傅斯年小传
（一八九六 –– 一九五○）山东聊城人，字孟真。历史学家，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一九二○年留学英国、德国。一九二六年回国，任中山大学教授、文学院长。一九二八年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一九四五年任北京大学代校长，开除日伪时期教职员。一九四五年七月以参政员身份访问延安，与毛泽东长谈。一九四七年发表文章批宋子文发国难财，宋因而下台。一九四八年任台湾大学校长。一九四九年台大四六事件，力保学生不被逮捕，一九五○年五月脑溢血去世。
任彦芳：我见到的艾未未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是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艾青
我知道艾未未，是在网上。他是北京奥运会主会场鸟巢设计者中方顾问，鸟巢是他的概念；没有艾未未就没有现在的举世瞩目的鸟巢；我看到了他自己写的博客，是在牛博网上。我从这儿看到他的一颗为国为民的赤子之心；可后来他的博客被封了，再也听不到他直接写出的声音。
我了解艾未未，是从他的母亲高瑛那里。我几次去高瑛的家里，都是硬笔书法大师庞中华开车去，每次都要听高瑛说起她的儿子未未。母亲说起儿子，为儿子骄傲，也为儿子担心。她说，我总劝未未要小心谨慎，可他不听我的话，我没有办法；我跟未未说，你要记取教训，少说让官方不爱听的话，不要惹事，可儿子说，我的身上难道没有你和爸爸的基因吗？
于是，高瑛对我们说起了未未。他出生在1957年6月，那时候，艾青被打成了右派，儿子出生要报户口，可没有名字，艾青哪有心思给儿子想名字？他对我说：你把辞海拿过来吧。他打开辞海，闭着眼睛，用用一按，睁开眼一看是个“威”字；威权，威力，威望，威风，艾青说，有什么好威风的呀，这个字不好。他便读出这个字的四声，未，未，让儿子相信未来，就叫他未未吧。
高瑛讲说了儿子和他们一同经受的苦难，正是这苦难大学，把他培养成一个不忘记百姓，总站在受难者的立场上，为百姓说话吧。
在高瑛大姐的会客室里，一角是我最喜欢的诗人艾青的铜像。那天，我们合影，我说就在艾老身边吧，好像他仍在，我闻到了他的生命的气息。这就是我面前的一幅高瑛和她儿女的大照片，那个站在母亲身边有一脸大胡子的，就是未未，我还想像不出他的性格。但从他身上我看到了诗人艾青的生命；在这张照片一旁，便是胡锦涛和高瑛谈话的照片，那是一九九六年五月五日艾青逝世之后的第二天，她没有想到，也没有通知，那天胡锦涛在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中宣部副部长的陪同下来到了我们说话的这间会客室，胡锦涛对艾青的逝世表示悼念，并请家属节哀保重身体。
转眼十三年过去了。然而今天的高瑛去失去了平安和平静的日子。她的忧虑担心，常常使她睡不着觉，她无法保重自己。
她对我说，有天突然来了不少公安警察，来了一院子人，说是要找我儿子艾未未。一个个对我怒目而视，好像我就是他们的敌人似的。我说，你找未未，你到他的住处找，他不在我这儿住。警察问：他的户口不是在这儿吗？我说，户口是在这儿，可他有自己的工作，他不在家里住呀。你们找他有什么事，不能和我说吗？他们不说，一定要找到未未，我是配合公安的，我说给了他们艾未未的地址，让他们去找，不然我给儿子电话，让他过来和你们谈话。
我的儿子出了什么事呀，从警察的对我的态度，就可以知道他一定出了大事，这能不让母亲担忧吗？
我给儿子电话，儿子说妈妈你不要为我担心，我不会作对不住人民的事情的，不要害怕。
我这才知道，他在为地震死去的孩子做调查。他组织了一百多名志愿者，到了四川地震灾区，去一个一个地调查死去的孩子的家长，孩子多大，哪年出生，在哪个学校上几年级，他们听家长的述说，录了音，录了相。原来他一直做这个事情。他说，这是替政府做事，温家宝总理多次承诺的一定要调查清楚，这些孩子是如何死的，对多少学校的倒坍的建筑的豆腐渣工程，自然会引起官员的不高兴。可这是政府应当做出向民众交代的事情啊。
我觉得儿子做的是正义的事业，我没有理由阻拦他。
听了高瑛大姐的述说，我更想见见这位为民众维权的国际著名的艺术家未未。
九月十二日，庞中华开车到了高大姐家。进门我们便问，艾未未回来了吗？
因为我们从网上看到了消息，说他一个月前的八月十二日，为了接受被起诉为“颠覆国家政权罪” 的作家谭作人开庭传唤证人，他十一日到了成都，没有想到的是，他到了宾馆警方非法拘禁不能行动，并且遭到了公安人员的殴打，艾未未受了伤害。结果是所有要为谭作人作证的人均不能出庭。听说，未未回到北京了，我们便想见他。上午，中华没有时间，便说晚上去吧。可我们到了高大姐家，她说：她的儿子刚走，现在还在飞机上，他要去德国举办他的一个展览，他带走了十八个大箱子的展品哪。
真不巧，我们晚了几个小时，没有见到这个大胡子的未未。我问高大姐，未未被打了，他现在身体如何？
高瑛说：未未没有跟我说他挨打的事，怕没有事吧。他说的是他在德国办展览，没有说别的，他急急忙忙地上飞机了。
我们便说了从网上看到的一些情况。高瑛说：这孩子呀，他可能怕我惦记他，这些事他都不跟我说呀。不过，我总有种不好的感觉，总是心神不安。
让我们祝福他一路平安，一帆风顺吧。
九月十五日，我从网上看到了这样一条消息，大惊。
疑被公安打至脑出血，艾未未在德国做手术
明报：中国艺术家及维权人士艾未未14日在德国慕尼黑验出“重挫造成的外颅与脑体间大面积出血”，现已入院，拟于当地时间14日下午或15日上午做手术。本报14日晚与艾未未联络时，他说话声音较弱，与上月与四川公安交涉时大不相同。他说，医生表示瘀血压迫到大脑，令他说话受影响。艾未未上月12日到成都为维权人士谭作人案作证，凌晨时分被冲进所住酒店的公安在右脸打了一拳，当地医生验伤后鉴定为“轻度挫伤”。但艾未未说，他自那时起一直头痛，原以为过几日会转好，但14日到慕尼黑出席一个展览时，头痛难忍，故前往就诊。
我要不要把这消息告诉高大姐呢，我怕她惦记儿子，还是不报吧。
九月十六日早晨八点，我的电话响起来，是谁这么早来电话呢？我拿起电话，听到的是高大姐的声音，她的声音有些颤抖：
“我昨天夜里接到从德国来的电话，未未因为被公安人员殴打的头部，住进了德国的医院，动手术了。医生说头部有淤血，医生说如果他晚来一天，怕就见不到他的展览了。。。我的儿子为什么会遭到这样的对待？他是为国家做事，他去作证，为什么要这样啊。我真不明白，他们是想做什么？我恨透了他们的流氓行径！我不怕有公安人员在监听我的电话，我就这样骂他们，我什么也不怕了。我儿子多亏这天到了德国，得到了抢救，如果是在中国，也许他就没有命了。有人会变着法子把我儿子害死的。他们这样背民心，害百姓，遭人民恨，他们还会长久吗？你也是正直的人，你总说真话，为百姓维权，你也要注意；他们也许会盯上你，这是你的光荣，可你要注意保护自己。因为我一宿没有睡，起来就想找人说说这一肚子心里话。”
听着高大姐的话，听了这位母亲含泪的述说，我觉得她的心在流血；我也流泪了，我说不出话，只有一句，大姐你保重吧。
国庆的第二天，下午三点，中华开车，我们去看望高大姐。她的心情比较平和了。她拿出了一个电视纪录片，名字叫《老妈蹄花》在会客厅里放给我们。这次她还请来了工人出版社的王先生与我们见面。这是真实纪录了未未被拘禁，被打，以及他们据理去找派出所，成都公安分局，成都公安局交涉的经过。从这里我看到了一个无所畏惧的艾未未，一个有理有力的向邪恶斗争的艾未未，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一个不愧诗人艾青的儿子的艾未未！这部纪录电视片，用形象事实揭示了中国公安警察的现状，这是多么可怕的现实！我被这真实所震惊所震撼！
看完电视片，高大姐说出她的想法，她想给胡锦涛写信，给温家宝写信，说说艾未未的情况，他是为了实践温家宝在地震时含泪做出的“一定要沏查公共建筑，给人民一个交代”的承诺而去做地震中受难的孩子的调查的呀。他是为了法庭调查，去为同样做孩子死难调查的谭作人案的证人去的呀，他犯了什么法，我儿子有什么罪呀，你们就这样对他下毒手呀！我想写信，让胡锦涛，温家宝知道。
我们都支持她写这样一封信。我们说，你最好等你儿子回国后再和儿子商量，求得他的同意。
10月25日，八点，高大姐便找了朋友的车来我家接我了。是她的儿子艾未未回来了。这真是难得的一见，我到了大姐家里，说起最近的情况，我向她讲了我正在搞的一部纪实文学作品，她提了意见。我说我没有精力，如果有的话，我想写艾青和他的儿子这两代人，写写你这位伟大的母亲。就是写写这次为地震孩子调查所遭遇的事，也是一篇震惊中外的报告文学呀。不知能不能找到这样的作家完成此题材的写作。过一会儿，王先生也来了，在家里吃了饺子，她便给儿子电话，说在家等我们。二点，我们的车便到了草场村未未工作的地方。
走进了这个院落，如同走进了一个古代的城堡，四周的墙高大，院里的柿子正在成熟，如金黄色的灯；有两个高大的磁器立在院中，我们以为是两个灯；未未迎接我们，我一眼便看到他头部的开刀的疤痕，有两个洞，在剃去头发的地方。母亲一看，便心痛地说：儿子呀，你现在觉得怎么样啊，还痛不痛啊？未未说，妈妈你不用担心，没有事的。
我们先在院内合影。艾未未，把他受伤的头部扭过去，照片将显示是没有伤口的一边；后来高瑛发现了这点，便特意要照一下儿子的头的右部，那被公安打伤而作手术的一边。儿子怕母亲惦记吧，他走进屋子里取来了他的头部艾克斯光照片，说：这个脑球如核头，这一边的血把这半部全站满了，把脑球挤歪了，这是生命垂危的病；妈妈你看出来了吧，现在好了，把这边的淤血全取走了，还会有一点血渗过来，没有关系的。
儿子放回他的照片。我对高大姐说，我可以打开录音笔记录未未的谈话吗？大姐说，当然可以。于是我便真实地记录下未未的谈话了。
未未说：我现在主要是注意力不集中。但会好的，三个月就会好起来的。我住院六天便出来了，办展览需要我。（我们正说话，发出了强烈的放炮声，未未说这要给他们谈谈，这样不行啊，我们说话都困难，我去给他们说一下。我们不让他去说没有关系的。未未说这样做是不行的。一会放一阵，没法说话。这在外国很简单。打一个电话他就不能这样。不然就上法庭了。）
我向未未说起他妈妈想给中央领导人写信的想法。你看要写些什么呢？
未未说，这有两个问题至少要说清楚。一是对事实真相的掩盖。你阻挡证人出证，在全世界都是不行的，除非黑社会才这样。做为执政党，你不能干扰公检法正当程序，这样还有公正可言吗，是谁怕这公正呢？这在法律上是绝对不许可的。
二是执法犯法的事。你打了人还说没有打。你打我是小事，你这样做，全国要出多少冤假错案，多少民怨啊；你这样做会失去信任啊，这样你所有的政治理想全是扯淡。我真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他们也都明白，没有必要说更多，说更多也没有用，胡温也是从基层上去的。现在已经烂透了，不好说了。新疆已经两月不能上网了。手机短讯也发不出去了。把新疆搞成成独立国了吗？你再说你的民族政策如何正确，你这两个多月的所作所为，就在全世界面前暴露无遗了。我不明白，是他们黔驴技穷了呢，还是不得不这样做呢？没有办法啦？我们说也是白搭，但说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的义务
王先生把话题转到未未的在德国办展览事。我问：你在墨尼黑举办的是艾未未艺术展览吗？他说：艺术展的名称是“非常遗憾”，德国的新闻媒体对我作了很多的报导，几百篇文章，整版或半版的，很多，大照片，长文章都有。法兰克福书展有个蓝沙发讲座，邀请我去，我没有去，一是因为我身体不大好，二是因为德国的报纸宣传太多了，我在媒体上说得很多了，我不想再去；说也还是要求出版言论自由哇。主持人在大会上说了，我不去是个遗憾。当时习进平在场。但有刚得诺贝尔奖金的罗马尼亚出生现为德国人的女作家米勒约我和她对谈。她在媒体上说明了这一点，她的作品是写劳改营的，她说，我活下来就是为了在劳改营里死去的人。她对极权政治表示了极大愤慨，她说对极权政治不能掉以轻心。她在谈话里讲到了我，网上可以看到，她得奖之前，就想和我对谈，我当时也不知道她会得奖。明年三月，我们对谈吧。
说到这个月十八号林希翎的追思会的事情。他们约我写封信，我没有写，我脑子也不好，我刚回国，也没有去。我听说，一百多人去了，为这个会停了水电。说明他们很软弱。很虚。不光明正大，你拥有所有的资源，你怕什么，让人家开会得了，一个对人的思念的会你不让开，都是些七老八十的老右派，表示一点哀思，追思一个人有什么可怕的呢？
我说，在五柳村发表了关于追思会的消息，可不久便被封了，连消息也不让说出来呢。
王先生说，他们的这种下三烂手法也不创新。三年前吧，有个对包遵信的追思会，也是停水停电，你用点别的方法呀。我看了你们录的电视片，你妈给我的光盘，这种现场的再现，还没有过。你再如何讲也没有用了，你无法辩解，这都是实在的事。
艾说：没有什么可商量的。这是冲突性的，香港说这是高调维权。这个二十层的楼全没有人了，留下了一个空楼哇。不管吧，上边不同意，管不知如何办。
王说：从你对地震学生的调查，我开始关注你。
艾说，我们下去调查的人，主要是员工，还有网上志愿者，他们被抓了三十多次呀。
王问：你在国外这样对你的报导，回国后有没有感到压力呢？
艾说：没有，我还没有感到有什么压力。因为国外国内是两条线，官和民是两条线。我在国外情况通过大使馆，会报外交部，外交部会报国务院的。麻烦太大了，报导我是这么大的照片。影响太大。国际上看得很清楚。他不敢跟我对话，因为他们都是没有理的。只是国外回来后在我的门口按了两上电子眼。我们的活动，都会录下来的。
王问，你在业务上没有影响吗？
艾说，我的业务都在国外，在国内影响不了我，我的业务非常好。
王问到鸟巢的事。他说，这是我的概念，就这是个什么样子。他们团队再去发展。没有我的概念就没有这个鸟巢。但我提都没有提，我第一个宣称我不去参加奥运会任何活动。因为我原想这是全民欢乐的节日，却变成了政治宣传，这太无聊了，我很讨厌这种作法。至今我也没有去过鸟巢。
说到了他的同学张艺谋红得发紫，社会上说，他成了官方用的艺术家。这次国庆节晚上的节目，包括胡锦涛下来与民众跳舞都是张设计构思的呢？
艾笑道：这里边存在构思吗？我和张是同学，一届的，我们很熟悉。这都可以理解。他们如何折腾，都很正常，都可以理解，你拥有一切了，所有的资源，连法律都在你的手上啦。但要给别人一点空间，不能不让别人说话。
我们为未未担心，高瑛更担心他的儿子，对艾未未说：儿子呀，你不让妈妈担心才好呀。
艾未未笑着对妈妈说：妈妈，这是自私的想法呀。我是你的儿子，我还是人民的儿子呀。他转过脸对我们说：我根本不怕它们。有什么可怕的呢？为了公正平等，多少革命先烈为了这理想抛头颅洒热血，我的父亲蹲过国民党的监狱，他被流放过；还有多少孩子，几千孩子死了，他们是无辜的，谁为他们说话？哪这么简单？我个人算什么呢？我怕什么？他们最怕的就是你不怕他！
我们说，你有这样的勇气太可贵了。
艾未未说：我最不缺少的便是勇气！我1993年回国的时候就想好了，出国十二年，我没有拿美国的护照。我要回到自己的国家来。
高瑛感叹着：我的这个儿子多么爱国呀，他本来可以有很好的生活的，他就是为了爱这个国家才这样做的呀，为什么误会这么深啊！
艾未未说：妈妈，不对，这不是误解，这是正解！他们很明白。你说是误解还把他们看成正义的一方。双方都看得清楚，根本原因是利益问题。这三十年来，他们把国家的大部财富掠夺了，成了权贵集团。双方都清楚，没有误解的。没有利益不会这样的。本来，你是共产党就应襟怀坦白，大无畏的，可他们却不敢与你对话，不敢与所有的人正面对话，成了下三烂！我们是十几亿人的国家啊。不能让人民生活在这样的状态下呀。
艾未未说：我们要把那个电视片做个完成版，二万个完全赠送。这一拳被打得很值。说到谭作人案，审了六十次，还没有判。他们怎么判呢？他只是为了收集遇难学生名单，这如何成了颠覆国家政权呢？难道你的政权就是和真相对立的吗？我为了这件事，是要做到底的，我不会因任何阻力而停下来的，我义无反顾。五一二死了这么多人，你说不清楚；毒奶粉事件，害了三十多万孩子，你只判个老板董事长，你自己都不敢承担，你就不敢担责任。你事实求是嘛，你都不敢。
王说，所谓政治家都是没有良心的。你要自己注意。
艾说：老毛说过，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我不怕牺牲的。
我对高瑛说，跟你儿子谈话很受鼓舞，他无私无畏，从他身上看到了希望。可惜这样的人太少了。
艾说：每个人都要说出真话来，如果都这样，他们就完了。不要觉得没有用。
高瑛说儿子和儿媳妇都这样，多么善良。儿媳的父母都是沈阳鲁艺的教授。
我向艾未未讲到我为百姓维权的经历。他说，现在比你那时候更严重了，更难维权了。太多了，没法写了，你的书现在也难出了。
艾未未说：现在是各地不能上访，所有的上访都被抓回去，因为一票否决，你这地方有上访，你就会被否决，所以他们拚命抓上访的。为了杨佳案，我们有四个人给高级人民法院送一封信，结果被抓了，让各省带回去。一个人是新疆的，他说，你抓回去，我还会回来的。因为我就住在北京。各省要花车票钱。这是很荒诞的事情。不会太久了。只要每个人说一句话它们就完了，可没有办法把话说出来。都什么时代了，还搞这个。
王说，社会上对你的关注，是因为你是有名的艺术家，你的名望很重要哇。你在几个领域，都有影响，出这个事情，所以被万人注目。还有你是大诗人艾青的儿子。
艾未未说，谭作人案的律师是浦志强。有三拔证人，都不让出庭。去年北京吊销了四十多律师的执照，为百姓说话当律师也不容易。小浦是个很不错的律师。公盟也被罚款。他们这样做并不奇怪，不这样做便奇怪了。
我说到与中央党校老校长高扬的谈话。高扬提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民主，把民主倒过来变成了主民。这样下去，能不能如苏联那样维持七十四年都很难说。
说到在德国治病事，艾未未母亲问：你这次花了不少钱吧？
艾未未说：是德国的一个议员知道我的病，给这家医院的给我动手术的医生打电话，这位医生是德国最好的，他对我说：你的手术是我送给你的。这钱我是花得起的，但人家这样说，我就接受了。在外国都是有道义的，只有中国没有，哪有先要钱才能治病的。要先治病才对。中国老百姓看不起病，你要死了也要先交钱才给你做手术。
我问他如何在法律上为自己事申诉？艾说：我已经向成都公安局递了申诉要求。他们说因为复杂，要我再等些天。到今天还有十四天时间，等他们的答复。
我说，你们父子俩是一部书。
艾未未说，我们父子都有反骨吧。可我的爷爷是江南的小地主，开明士绅。是个特别忠厚老实的人哪。我母亲是非常善良的，我记得小时候，在青海，她看到一个要饭的小孩子，要我把我的棉衣给他穿，我那时非常不情愿啊，我的棉衣为什么给他呢。可妈妈还是叫我脱下来了。
艾未未在他的母亲身上继承了这种善良，这是人道，是同情心。
王先生对高瑛说，你嫁给了这样的丈夫，又有了这样的儿子，这是你的自豪和骄傲啊。儿子身上集中了父母的精神啊。
说起开放初期艾未未他们搞星星画展的事，我说到了与他一起搞画展的王林的儿子，艾未未高兴地叫出名字，是王克平呀，他是我的好朋友。我说给未未，在十一月四号在文学馆举办王林百年诞辰王林文集讨论会。未未立即接通了法国的克平，艾未未电话说：你父亲在十一月四日有百年纪念，你回国参加吗？你不回来，我去算什么事呀。这儿有你父亲的朋友，你和他说说话吧。
于是我接过了未未的手机，与远在法国的克平通了话。克平管我叫叔叔，我纠正说，你父亲比我父亲大两岁，我管他叫伯伯，和与你父亲在1946年就认识的，我到你家去，你还小。我是你的哥哥吧。你何时来北京我们再见面吧。
我把手机又交给了未未，他接着说：我们差一点见不到了哇，我的头上打了两个眼儿。
放下电话，艾未未让我说起王林的历史和他的写作悲剧。
王先生说起这个房子的事，艾未未到这儿有十多年了。我们有三十年的租用合同。听说，这儿要拆迁了。这附近的不少画家的房子都是艾未未为他们设计的。可现在说拆就要拆，前些日子他们进来丈量了，说这儿在拆迁。说要在这儿建多少剧场，搞成百老汇。这儿变成文化区是不容易的，你说拆就拆，不和人商量。政府通过拆迁好得一笔钱。城里的拆迁，农村的土地，是全国的大问题。这在国外是不能随便拆迁的。也是不能随便进人家院落的。我们也许要到天安门前说说理的。
王先生说，这要国外可以诉上法庭，有个说法，我的房子虽破，你国王也不能随便进，叫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嘛。你就是拆迁有理，你也得给人时间哪。土地问题是大问题
高瑛说：这是国家的土地，一切说是国家的，其实都是党的。国家的事情家里办。是一些人家里处理，哪有一点民主啊。
艾未未说：这回在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在会上说：中国是最有写作自由的，没有一个作家是因为写书写作而被抓捕的。她的话一出，招来一片骂声。这不是昧着良心说话吗？
说起在地震中发言的作家余秋雨，他含泪劝告，把自己搞得很臭；艾未未气愤地说出一个名字，是山东省一个作家王占山，竟写诗把孩子的死说成上了天堂！一位川北的母亲给艾未未的信中写着：我惟一希望做的是让更多的人知道我的女儿曾经快乐的在这个社会活了七年，我希望大家记得她的名字，记得所有遇难同胞的名字。
艾未未说：我们是一个一个到家里调查的。
艾未未说：政府所有的信息应当公开。今天还要进行公民启蒙，这要做好多准备工作，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关系到地球上有六分之一的人的生存状态。我就是明确地说，这种极权必须结束。我们看看六十年前，共产党向全国人民的承诺，我说，是谁背叛了当年的承诺？当年骂一党独裁者，提出了要实现民主自由，提出军队国家化，不能成一家的武装。哪一篇文章，你们今天敢于再读一下？我看了，觉得很好的话，美国纽约日报记者采访我，我就说了是谁背叛了自己。我也许想得简单，简单也有力量。其实真理都是很简单的，没有那么复杂。
王说：有一本书就是集录了六十年前共产党的文章，这本书叫《历史的先声》命运很惨。不许出版，出版社还受了处罚。你是艺术家还是思想家，不简单哪。
艾说：我其实很简单。也许这简单也有力量。他们本身是腐朽的。我们不怕他。但他们如采取黑手段，我们就不行了。
王说，我对你的团队很佩服。
艾说：这都是志愿者，还有很多人想来参加，说不要工资也愿意来。正因为他们得罪了很多人，很多人是有正义是非感的呀。
我问到未未，你要国外听到了对中国国庆的看法吗？外国如何看这次六十年大庆的？
未未说：这完全是北朝鲜的作法，莫明其妙的。这样耀武扬威，这样举着四人的像，看不明白这是要做什么。你对外国，哪怕是很小的国家，你都害怕。你这样搞花了多少钱，有人说是一千七百亿，这是要向人民说清楚的。只有两三个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信息应该公开呀。在外国花钱是要通过议会的，我们通过人大了吗？这样的事我就要求它信息公开，你花了多少，花在了什么地方。这是法律，他不能不理会。我有个深圳朋友就要做这个事，他向各部委发信。
信息公开条例，十五天要公开。我们提出了多少个问题，要让政府公开。这是公民的教育。要做很大的努力，目的是把话说清楚。我就不信做不成，必须有人做，如果你不做，便永远做不成。
妈妈说，你这样做会说你也在颠覆国家政权呀。你是高瑛的儿子，妈妈为你担心哪。我活了七十七岁了，我死是不怕了。可你呢？你爸爸说他去见马克思去了，我是不去他哪儿的。你搞阶级斗争，我不想搞。儿子说，搞阶级斗争是从列宁哪儿来的。中国党其实没有多少真正的马克思。
未未说：我的观点明确，极权制度必须结束。一要承认你的罪恶，二要结束你的政权，没有商量的。我这样做是被逼的。我本来是可以在国际上有话语权的。但看到中国的现实，我必须这样做。
我们说，这是你的责任感哪。这是最可贵的。
未未说，其实我是最没有责任感的，是现实逼我这样做的。
艾未未说：中国八零后的韩寒，这个年轻的作家，就很了不起，这就是中国的希望。他的文章一天就点击多少万哪。
谈了半天，我们要离开了，我要艾未未的电话，他说我给你名片吧。我有电子信箱，不过都是监控的。不过也不怕，我都是打开天窗说亮话，不怕它监听的。
未未领我们到了他的办公室去。好大的一间办公室啊。这一面宽大的墙上贴着满一面的死难孩子的名单。我走近跟前，看着打印出来的小字，有姓名，出生年月，在哪个小学中学读书，在哪天死去。我的心灵受到巨大的震憾：我读着这孩子的名字，这是父母的希望，这是祖国的花朵，他们就这样在我们面前，向我们发出质问。对他们的死去，我们能做的便是如未未所做的了。我看到最后的数字是5193。这是以上孩子的总计。
面对着这五千多花朵般的孩子，面对着未未所做出的一切，我不由得感到深深地愧疚。为我的曾有过的动摇，为我曾不时的恐惧，也为我的自私和懦弱。
走出这间办公室，我们到了未未本人的工作间，在宽大的屋子中间，有一座小山，是什么堆积如山呢？我近看，大为惊奇，原来是山一样高的葵花籽呀。我抓起一把，呀，沉甸甸地，未未说，这是石头，是用人工制造成葵花籽，每个籽上都是用笔划上去的纹理，是这样像，这是什么意思？
我拿起了一把，不想放下，我要把它保存起来。我把这石头般坚硬的葵花籽放在心头。葵花籽，你会在人心里开花吗？你会开放出永远向太阳的花来。这是用石头般坚强的种子种在心里的花朵。这就是未未的性格，这就是未未向太阳的精神吧。
愿亿万个这样的葵花籽在人心里生长开花。
转自共识网 发布时间：2009-10-29
